唐小兵|唐小兵 知识人，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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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等 。 著有《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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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
作者：唐小兵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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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
译者：王寅丽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一世纪初有着诸多相似性 ， 报纸和网络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崛起 ， 使得社会的舆论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动 。 新的媒介环境给身处这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带来了相似的机遇与挑战 。 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来说 ， 学者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研究与“走出象牙塔”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 ， 一代治史者也有一代治史者身处的时代大环境 。 对于青年一辈的学者来说 ， 他们学术生涯从起步到黄金时期 ， 刚好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 尤其是最近十年 ， 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 ， 人们拥有了以往不可比拟的发声渠道 。 而对于书斋里的学者来说 ， 借助更为丰富和便利的媒体资源 ， 也能够更好地将原本关在象牙塔里的专业知识传播给大众 。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更加热情地借助媒介渠道介入到公共生活之中 。
【唐小兵|唐小兵 知识人，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然而 ， 学者与媒介的密切结合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和批评 。 学者借助媒体资源走向公众让学术变得通俗化 ， 但亦有人警惕“通俗”可能会滑向“庸俗” ， 让严肃的知识成为纯粹为了迎合多数人的趣味和吸引眼球的碎片化消费品 。 同时 ， 在当下的舆论场域中 ， 偏激的观点常常压倒理性的建议 ， 文雅的表达常常败给疯狂和粗鄙 。 良性公共讨论环境的缺失 ， 也让学者们的真知灼见是否能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观念 ， 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
太阳底下无新事 ， 其实早在晚清民初的中国 ， 知识分子们就曾经面临过相似的机遇与挑战 。 彼时 ， 新式媒体同样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国社会中 ， 只是当时的“新媒体” ， 指的其实是报纸这类大众媒体 。 新式媒体给当时日渐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发声机会 ，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 这也是台湾青年历史学者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讨论的话题 。
在新近出版的书评集《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中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小兵就曾对好友李仁渊的这部作品作出过高度评价 。 作为当今中国历史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 ， 唐小兵的本科却是在新闻专业度过 。 因为偶然读到日后导师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 ， 深受触动 ， 阴差阳错地就这么走上了“以历史为志业”的道路 。 日后选择重点钻研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 ， 也与这段新闻系学习的经历有所关联 。
从做博士论文开始 ， 唐小兵就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 。 近年来 ， 除了专业学术写作之外 ， 他也在各类媒体中撰写书评类文章 ， 搭建严肃知识与公共智识生活之间的桥梁 ， 以知识人的身份参与推动公共讨论环境的改善 。
对话唐小兵
新京报：进入历史学的大门后 ， 你是怎样在历史学中确定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方向的呢？
唐小兵：确定研究方向首先是因为前辈和同辈的影响 。 华东师大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镇 ， 不仅我的导师许纪霖是研究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 ， 当时的同门王晓渔、成庆、宋宏兄等都非常优秀 。 受到了同辈和师长的强烈刺激 ， 当时我读书就非常拼命 。 同时 ，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 ， 从吕思勉先生到陈旭麓先生再到今年7月去世的王家范先生 ， 形成了一种长于考证勇于思辨的历史研究传统 ， 而像本校杨国强教授、张济顺教授、杨奎松教授、刘擎教授等学者的研究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 。 在华东师大人文传统之外 ， 影响我最深的是从余英时先生到王汎森先生的文史研究传统 ， 他们的研究议题、方法、视野和写作风格等成为我百读不厌的经典 。
除了同辈的影响 ， 我此前学习新闻学的经历也起到了作用 。 选择研究方向时 ，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相对熟悉的领域出发 ， 那当然就是和新闻有关 。 第一次跟许老师谈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 ， 我说想研究著名的报人储安平 。 许老师听了之后说 ， 你研究储安平 ， 研究能超过谢泳、戴晴的水平吗？我去阅读了戴晴多年前出版的小册子《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 ， 很受触动 。 我一想 ， 觉得自己是无法企及这种水准的 。 这个时候许老师建议说 ， 既然你教过报刊史 ， 也有专业背景 ， 不如去看看《大公报》的星期论文 ， 看看能不能围绕公共舆论的问题做点研究 。
当我开始看史料的时候 ， 发现我对《大公报》“星期论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因为这些文章大都在讨论我关心的公共议题 ， 包括民主与专制、教育变革、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 。 所以我很顺理成章地把新闻传播学和历史研究做了一个结合 ， 做了一个关于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的研究 。 到了博士论文我把这个议题拓展到了上海《申报》“自由谈” 。
新京报：在《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作品中 ， 你已经展开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媒介关系的研究 。 其实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 其中之一就是都处在一个媒介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 。 那个年代可能是报刊这些大众媒体的崛起 ， 当下是互联网 。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对照 ， 和那个年代相比 ， 在当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媒介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
唐小兵：晚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新式媒体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 新式媒体其实为晚清那些科举不顺利的失意文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公众影响力的平台 。 尤其是到科举完全废除以后 ， 知识分子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 这些发声的渠道就非常重要 。
但同时 ， 当落寞的知识分子突然掌握了这样一个传播的利器 ， 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志得意满乃至过于膨胀的情绪 。 言论的作用会被给予不切实际的期待 ， 甚至有时候 ， 很多知识分子会为了达到一个声动天下的效果去做一些夸大其词的宣传 。 比如清末满族人和汉族人大部分时候是隔离居住的 ， 日常生活也没有太多交集 ， 当时就有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的动员 ， 去杜撰了很多汉人和满人之间的冲突 。 了解报刊史的都知道 ， 中国的报刊从一开始比较重视政论 ， 并不非常强调遵循新闻的专业主义 ， 对于事实的调查标准并不严格 。 所以对那个时代来说 ， 新式媒体总体上是一把双刃剑 ， 一方面带来一些启蒙观念的普及 ， 但是也会造成民意的沸腾 ， 而这些引导民意的言论 ， 很多时候并不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
我现在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讲 ， 还是尽量多读点书尤其是经典型的著作 ， 这些才能锤炼逻辑滋养心灵 ， 你在网上冲浪花四五个小时 ， 可能不如你静下心来做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严肃阅读 。
新京报：你提到晚清时期新式媒体的涌现对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 其实现在的媒介环境也给希望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悖论 。 学院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如果希望影响社会 ， 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 ， 而这种知识传播很可能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趋于庸俗化、碎片化 ， 不再严肃了 。
唐小兵：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 由于良性公共空间的不断退化 ， 一方面使得很多还是很有情怀的学者不再愿意面向公众发声 ， 另一方面 ， 关切公共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 ， 也就间接推动了学术圈关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 ， 导致各种学术黑话的大量繁殖 。 我自己也觉得很忧虑 。 但其实这些年也能看到有一些变化 ， 比如像许纪霖老师、葛兆光老师、刘擎老师 ， 以及我的朋友周濂老师等 ， 他们这些年都在尝试着能不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影响力的同时 ， 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 ， 向公众传播高质量的知识 。
当然 ， 我觉得历史学者由于研究过很多历史的复杂性 ， 一方面不是很容易与时俱进 ， 另一方面在心态上也不会轻易走向一个非常幻灭、虚无主义的地步 。 假如知识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 公共舆论环境就有慢慢转好的可能 。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看”
“阿伦特对于现代人的生命情境、心智生命和公共生活的反思 ， 可以为我们超越时代的结构性限制和困境提供人文主义的理性之光 。 ”（唐小兵）
采写/新京报采访人员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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