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登基后是如何论功行赏的
_原题是：陈桥兵变 ， 黄袍加身 ， 赵匡胤登基后是如何论功行赏的
【节度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登基后是如何论功行赏的】公元959年 ， 周世宗柴荣驾崩 ， 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 。 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 ， 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
960年正月初一 ， 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 ， 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 ， 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 。 周军行至陈桥驿 ， 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 ， 发动兵变 ， 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 ， 拥立他为皇帝 。 随后 ， 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 ， 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 ， 胁迫周恭帝禅位 。赵匡胤即位后 ， 改国号为"宋" ， 仍定都开封 。 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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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一周后 ， 正月十二日 ， 赵匡胤开始论功行赏 ， 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等人发现 ， 自己升官了 。 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任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任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任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任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
这几位高升有三个特点：都是赵匡胤的心腹；都在陈桥兵变中立过功；在保留禁军内职务的同时 ， 都加封为节度使 ， 给人位高权重之感 。 此时的赵匡胤只是暂时利用和笼络这些人 。 在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中 ， 这些手中有兵的节度使们起了重要作用 。
“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勒马有差 。 ”赵匡胤的论功行赏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 。 采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则 ， 当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赏后 ， 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许会产生不平衡之感 ， 这不利于新兴的宋帝国之稳定 。 因此 ， 有必要将封赏行动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 ， 同时控制封赏规格 。 给“文武近臣、禁军大校”的赏物是袭衣、犀玉带、鞍勒马等物品 ， 不涉及加官晋爵 ， 意思是分不同等级予以奖赏 ， 赵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谓做到家了 。
重头戏发生在正月十九日 。 这一天 ， 赵匡胤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 成为使相 。 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 ， 是赵匡胤自己此前担任的职务 。 赵匡胤对慕容延钊的封赏远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钊并非赵匡胤的心腹 ， 在陈桥兵变中甚至是其加以防范的对象 ， 赵要让他率兵渡过黄河后才敢发动兵变 。 那么 ， 赵匡胤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 ， 难道不怕石守信等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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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赵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两重考虑 。 一是宋帝国新建 ， 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随时有叛乱可能 。 慕容延钊驻扎河北 ， 地理位置举足轻重 。 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乱部队遥相呼应 ， 都会对新兴的宋帝国造成重创 。 所以 ， 赵匡胤必须厚结慕容延钊 ， 以防后患 。 二是和对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赏一样 ， 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实行的也是“先予后取”的原则 。 当李筠叛乱被平定后 ， 慕容延钊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 ， 这实际上是不让他来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领导人了 。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一日 ， 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解除 ， “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了 。 赵匡胤这么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都已平定 ， 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慕容延钊了 。 此后 ， 宋帝国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 ， 赵匡胤最终解除了兵变可能产生的那一块土壤 。
正月二十二日 ， 赵匡胤将论功行赏的目标瞄向其智囊团——赵普、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等人 。 在论功行赏中 ， 赵匡胤封刘熙古、赵普为左右谏 议大夫 ， 吕余庆为给事中 ， 沈义伦为户部郎中 ， 李处耘任枢密承旨 。 在这里 ， 赵匡胤的论功行赏变得微妙起来 。 因为若论功的话 ， 赵普功莫大焉 ， 正是他献计 ， 劝赵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故伎 ， 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实施上位的 。 赵普不仅献计 ， 还对兵变时的气氛营造、时机把握、风险评估、内外接应以及善后处理都有一套预案 。 可以说 ， 赵普对陈桥兵变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可即便如此 ， 他得到的奖赏却只是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官职右谏议大夫 。 与此同时 ， 赵匡胤对后周的高官全盘留用 。 他封周恭帝为郑王 ， 迁居西京洛阳；前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司空 ， 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 。 虽说是论功行赏 ， 可功赏之间完全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 。 赵匡胤如是安排 ， 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机心呢？
原因很简单 ， 那就是后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抚 。 前宰相范质、王溥安排什么样的位置 ， 关系着新朝政局的稳定 。 正是鉴于前宰相范质、王溥在新朝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 赵匡胤才分别加他们为侍中、司空 ， 让其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 ， 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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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赵匡胤其实也没有亏待他的智囊团 。 由于赵匡胤智囊团成员原来的官位很低 ， 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升任朝廷要职 ， 因此 ， 他采取的对策是名实不符——赵普等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 ， 如赵普在当时就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实际控制枢密院 。 赵匡胤同时免去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院事兼职 ， 虽然他们分别加侍中、司空 ， 实际却是明升暗降 。
这样的升降还在持续 。 随着时机成熟 ， 赵匡胤的褒贬用心愈加彰显 。 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叛乱后 ， 赵普被升为枢密副使 ， 进一步掌握枢密院大权 。 建隆三年十月 ， 宋帝国的局面完全稳定后 ， 赵匡胤罢免了留用的后周时代枢密使吴廷祚 ， 升赵普为枢密使 ， 李处耘为枢密副使 ， 从而将枢密院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里 。 乾德二年（964）正月 ， 赵匡胤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 ， 从而完成了全新的人事更替 。
其实 ， 赵匡胤人事安排的机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 他对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处理就堪称大手笔 。 李重进与张永德二人称得上是宋帝国的心腹大患 。 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后周皇亲国戚身份 ， 还在于他们都是带兵之人 。 赵匡胤处理李重进的模式是武力镇压 ， 这是因为他反宋 ， 所以有镇压的理由与借口 。 但张永德规规矩矩 ， 被周世宗改任节度使后并不轻举妄动 。 这对赵匡胤来说 ， 并不是件好事 。 张永德貌似哑弹 ， 实际上却是颗定时炸弹 ， 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又不能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对他痛下杀手 ， 否则会对宋帝国的人心稳定造成波动 。 两难之下 ， 赵匡胤的对策是严密监视 ， 赏防并举 。 他论功行赏时赏给张二十万钱 ， 以收买人心 。 同时 ， 宣布张永德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 。 这样一来 ， 他的驻地就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不得不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 ， 对京城不再造成直接威胁 。 《宋史》记载说 ， 张永德“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 这说明终其一生 ， 赵匡胤对他是持冷淡态度的 。 “严密监视 ， 赏防并举”这样一个八字方针确保了北宋帝国的安全 ， 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应该说还是起了大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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