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胡文辉︱苏东坡的敌人

【后来|胡文辉︱苏东坡的敌人】_原题是:胡文辉︱苏东坡的敌人
后来|胡文辉︱苏东坡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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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绘苏轼画像
作者按:东坡永远都是热点 。 但近期故宫有苏轼主题特展 , 还是热上加热 , 激发我写出此题 。 本来东坡在我仅属于兴趣范围 , 不属于研究范围 , 只是偶尔留意及此 , 蓄之已久 , 就趁此时写出而已 。 易逝者千古 , 不朽者斯人 , 凡我苏粉 , 共赏其迹 , 共讨其敌 , 不亦可乎?
人人都知道苏东坡 。 人人都爱苏东坡 。 恐怕在常人心目中 , 东坡是没有敌人的 。
其实大不然 。 我后来发觉 , 东坡的敌人并不少 。
当然 , 古今说东坡者多矣 , 就连“苏东坡的敌人”这个题目 , 也早已不新鲜了 。
清人梁廷柟所编《东坡事类》 , 卷五、卷六是“嫌怨类” , 又分“案狱”“弹劾”“迁谪”“党禁”四个小目 , 已包含了大量有关东坡及其政敌的轶事 。 至于今人论著 , 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第四章赫然就是“东坡的敌人” , 分别叙述了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璪、朱光庭、贾易、赵君锡、吕惠卿、王珪、林希、沈括、章惇、王安石等十数人;朱刚先生的《苏轼十讲》第八讲也有“苏轼与他的‘敌人’”一节 , 则叙述了程之才、胡宿、沈括、李定、司马光、刘安世、章惇、贾易、吕惠卿九人 。 不过他们论说的视角 , 大体限于政敌 , 即狭义的敌人 , 而我想讨论的是广义的敌人 , 是那些在文化上堪为东坡之敌者 。 这样的敌人 , 我想可举出四位 。
首先当然是王安石 。 东坡之父苏洵曾撰《辨奸论》 , 直斥王安石为“奸” , 而东坡才名既高 , 又公然反对新法 , 王安石自视之为大敌 。 关于两人关系 , 朱著《苏轼十讲》叙述得相当详细 , 所举史料如《宋史·苏轼传》:“王安石执政 , 素恶其议论异己 , 以判官告院 。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数欲用轼 , 安石必沮毁之 。 ……上以轼所对策示安石 , 安石曰:‘轼材亦高 , 但所学不正……且如轼辈者 , 其才为世用甚少 , 为世患甚大 。 陛下不可不察也 。 ’”林希《野史》:“王安石恨怒苏轼 , 欲害之 , 未有以发 。 ……”这些都可见王安石当时的剑拔弩张 。 至于后来两人相见 , 一笑泯恩仇 , 也是著名公案 , 无庸再述 。
其次是司马光 。 司马光与东坡同样反对新政 , 至元祐时旧党取代新党当政 , 司马光一力扫除新法 , 而东坡则以为新法既立 , 可取者不必一律抹杀 , 故两人持论多有抵牾 。 可举两个轶事 , 一是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利害 , 偶不合同 。 及归舍 , 方卸巾弛带 , 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一是明代王世贞编《调谑编》:“东坡与温公论事 , 公之论 , 坡偶不合 , 坡曰:‘相公此论 , 故为鳖厮踢 。 ’温公不解其意 , 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 。 ’”这是以“牛”“鳖”为喻 , 以形容司马光的“轴” 。 而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君实始怒 , 有逐公意矣 。 会其病卒 , 乃已 。 ”这是说 , 司马光后来甚至有意将东坡贬出朝廷 , 足见两人政见的歧异 。 不过总的来说 , 两人可谓在公为敌 , 在私为友 。
第三位是沈括 。 若谓东坡与司马光是亦敌亦友 , 与王安石是始敌终友 , 与沈括就是始友终敌了 。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王铚《元祐补录》:“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 , 轼论事与时异 , 补外 。 括察访两浙 , 陛辞 , 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 , 卿其善遇之 。 ’括至杭 , 与轼论旧 , 求手录近诗一通 , 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 。 ’……其后 , 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 , 实本于括云 。 元祐中 , 轼知杭州 , 括闲废在润 , 往来迎谒恭甚 。 轼益薄其为人 。 ”据此 , 沈括曾利用旧交情套得东坡赠诗 , 而索隐其辞 , 罗织其罪 , 可说是舒芜式的告密了 。 而后来的“乌台诗案”亦可谓因袭于此 。 ——李裕民先生《乌台诗案新探》一文从情理上否定这一记载 , 然而并无实证 , 故未采其说 。
最后是程颐 。 元祐间尽去新政 , 而旧党内部却发生分裂 , 遂有所谓洛、蜀、朔之间的党争 , 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 , 而蜀党则以东坡为领袖 。 东坡一生很少有特别讨厌的人 , 于沈括虽“薄其为人” , 后来也仍有交际 , 而堪称相看两厌者 , 似非程颐莫属 。 东坡所憎程颐者 , 在其动辄以“礼”标榜 , 不近人情 。 关于洛、蜀两党之争 , 记载多指因司马光丧事而起 , 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司马丞相薨于位 , 程伊川主丧事 , 专用古礼 。 将祀明堂 , 东坡自使所来吊 , 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 , 非哭则不歌之义 , 不可入 。 ’东坡不顾以入 , 曰:‘闻哭则不歌 , 不闻歌则不哭也 。 ’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 ”又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元祐初 , 司马公薨 。 东坡欲主丧 , 遂为伊川所先 , 东坡不满意 。 伊川以古礼敛 , 用锦囊囊其尸 , 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 , 当写作:信物一角 , 送上阎罗大王 。 ’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 。 ”按:东坡的话来自《广陵妖乱志》所载吴尧卿事:“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 , 未及就圹 , 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 , 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 , 送上阎罗王 。 ”这是嘲弄程颐收敛的方式名为遵古而实近于俗陋 。 东坡《杭州召还乞郡状》更直谓:“素疾程颐之奸 , 未尝假以词色 。 ”以“奸”拟其人 , 亦如其父之斥王安石 , 足见两人敌对之深 。
以上所举四人 , 却都堪称千古人物 。 论其成功 , 王安石、司马光皆位极人臣 , 而王的诗文自足以名世 , 司马光则以《资治通鉴》成就史家不朽之业;沈括的《梦溪笔谈》古已重之 , 到了科学占据知识主流的时代 , 更显得奇峰突出 , 名重寰宇;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 是“程朱”的一分子 , 在思想史上亦是极突出的人物 。 这样 , 东坡之敌又怎样呢?就连陷害东坡的人 , 就连讨厌东坡也被东坡讨厌的人 , 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第一等的人物 , 值得我们低首膜拜呢 。
苏东坡的时代 , 是经历了混乱而血腥的晚唐五代之后经济社会复兴的时代 , 是中国文化结晶的时代 , 是真正的“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时代 。 就因为这个时代的光华 , 此前赵匡胤欺他孤儿寡母以夺天下、赵光义涉嫌弑兄夺位的事 , 也显得不那么阴暗了;此后元祐党人的政治清洗 , 也显得不那么残酷了 。 当此之际 , 党争正炽 , 几可谓一团烂污 , 但又怎样呢?这段历史 , 值得我们与之和解 , 见于这个时代也见于任何时代的种种邪恶 , 也值得我们容忍 。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诸人 , 都曾与东坡相交涉 , 都是东坡生前的敌人 。 而我更想详细讨论的 , 是东坡身后的敌人 。
先看朱子朱熹 , 儒学的集大成者 , 甚至被视为“孔子之后 , 一人而已” 。
关于此问题 , 谢桃坊先生《关于苏学之辩——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曾枣庄先生《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已有详细述论 。 据其所引 , 朱熹的“反苏”言论集中见于《答汪尚书》一篇 , 他将东坡与王安石绑在一块:“至若苏氏之言 , 而切近人情 , 其智识才辩 , 谋为气概 , 又足以振耀而光煌之 , 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 , 非王氏之比也 。 然与道学则迷大本 , 论事实则尚权谋 , 衒浮华 , 忘本质 , 贵通达 , 贱名教 。 此其害天理 , 乱人心 , 妨道术 , 败风教 , 亦岂尽出王氏之下哉?”甚至凭空假设:“使之行于当世 , 亦如王氏之盛 , 则其为祸不但王氏而已 。 ”“使其得志 , 则凡蔡京之所为 , 未必不身为之也 。 ”又《与芮国器》谓:“苏氏之学以雄深敏妙之文 , 煽其倾危变幻之习 , 以故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 。 今日正当拔本塞源 , 以一学者之听 , 庶乎其可以障狂澜而东之 。 ”又《答詹元善》谓:“苏氏兄弟乃以仪、秦、老、佛合为一人 , 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 , 而世莫之知也 。 ”此外 ,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亦有记录:“蜚卿问荆公、坡公之学 。 曰:二公之学皆不正 , 但东坡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 , 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 。 ”这是视苏东坡为洪水猛兽、名教罪人了 。
当时旁人于此有清楚的观察 。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甲编:“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 , 煽倾危变幻之习 。 ’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 , 晚醉佛老之糟粕 。 ’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 。 自程苏相攻 , 其徒各右其师 。 孝宗最重大苏之文 , 御制序赞 , 特赠太师 , 学者翕然诵读 。 所谓人传元祜之学 , 家有眉山之书 , 盖纪实也 。 文公每与其徒言 , 苏氏之学 , 坏人心术 , 学校尤宜禁绝 。 ”朱熹指东坡若当政 , 为害尤甚于王安石;而观此“苏氏之学 , 坏人心术 , 学校尤宜禁绝”之语 , 我们不也可说:朱熹若当政 , 其害东坡尤甚于章惇矣!
为什么朱熹如此憎恶东坡呢?他出于理学的门户之见 , 站在程颐一边 , 是可以想见的 , 但我想 , 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文化竞争的压力 。 在今人看来 , 东坡是“文学” , 程朱是“哲学” , 似乎两不相涉 , 但在古人并非如此 。 在程朱时代 , 程朱固然讲“道” , 但东坡也讲“道” , 程朱由经学而承“道” , 东坡则由古文而承“道” , 二者之间隐然存在着经学与古文之争 , “哲学”与“文学”之争 。 在这一语境中 , 东坡并非单纯的文人 , 而是一个士大夫的典范 , 一个在政治文化场域皆深具号召力的“士” , 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 , 其动人心魄者实远过于程朱 , 此即罗大经所谓“人传元祜之学 , 家有眉山之书” 。 正因此 , 朱熹才要起而攻之 , 以力争“道统”的地位 。 事实上 , 要到南宋末季 , 程朱理学才得到官方承认;更吊诡的是 , 还要等到元代——中国为“征服王朝”统治的时代——儒学才真正被官方奉为正统 。
如果说 , 朱熹所论之偏 , 是由于未能摆脱有宋一代党争的笼罩 , 那么南宋之后呢?
莫著《漫话东坡》在最后说到:“自南宋以来 , 对东坡不抱好感的人寥若晨星 。 ”但莫先生也知道 , 就在极个别的“晨星”里 , 却也有王夫之、章太章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 王、章对东坡的酷评 , 莫先生没有具体论列 , 在此我且补上这一页 。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云:“古之教士也以乐 , 今之教士也以文 。 文有咏叹淫泆以宣道蕴而动物者 , 乐之类也 。 苏洵氏始为虔矫桎梏之文 , 其子淫荡以和之 , 而中国遂沦于夷 , 亦志气相召之几也 。 ”苏东坡文章的“淫荡”造成了“中国遂沦于夷”的结果 , 这算什么话呢!王夫之承袭了朱熹的理学立场 , 亦将东坡视为仇寇 , 更将理学衰弊归罪于东坡 。 其《宋论》卷十三又云:“诸君子无伤于物 , 而举国之狂狺如此 。 波流所届 , 乃至近世 , 江陵踵其戾气、奄党袭其炎威也又如此 。 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 , 非彊办有力者莫能也 。 则为之倡者谁邪?揆厥所由 , 而苏轼兄弟之恶 , 恶于向魋久矣 。 ”说东坡两兄弟比向魋还要坏 。 向魋是谁?就是想杀孔夫子的恶人 , 也即“天生德于予 , 桓魋其如予何”的那位桓魋啊 。 至于《姜斋诗话》对东坡尤多恶评 , 就更不在话下了 。
从朱熹到王夫之 , 其深责于东坡者 , 有一个因素 , 即他们以“道统”所在自居不疑 , 而对文士抱有“深深的恶意” 。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有个问答:“……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 。 大部小部无万数 , 益得人甚事!”再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居易以文章小技 , 而为嬉游放荡、徵声逐色之倡 , 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至宋 , 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尚之 。 居易之名 , 遂喧腾于天下后世 。 ”视杜甫、白居易如此 , 也就难怪视苏东坡如彼了 。 当南宋灭亡后 , 周密有见于此 , 在《浩然斋雅谈》卷上指出:“宋之文治虽盛 , 然诸老率崇性理 , 卑艺文 。 朱氏主程而抑苏 , 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 , 故文字多遗落者 , 极可惜 。 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 。 ’至哉言乎!”这自然是针对朱熹辈而言的 。
再看章太炎 , 尊者曰“国学大师” , 谑者曰“章疯子” , 实为近世一大文化畸人 。
我的朋友周运在微信群里分享过几张影件 , 内容是章太炎评点所好恶的日本及东西洋人物 , 出自《日本与日本人》杂志明治十四年天长节号 。 其中东洋所恶者就是苏东坡 , 评曰:“纵横之辩 , 使人资以干进;浮夸之学 , 使人不综名实;矫伪之辞 , 使人习为欺谩 。 学术道谊 , 皆自此丧 , 亡东夏者 , 轼之力也 。 其罪浮于王弼何晏远矣 。 ”章太炎又是承袭了朱熹、王夫之的偏激 , 而更甚其辞 。 对比其家书所言:“吾死以后 , 中夏文化亦亡矣!”既将东坡妖魔化为华夏沦亡的罪人 , 又抬举自己为华夏文化的托命之人 , 其乖戾妄诞 , 一至于此 。
后来|胡文辉︱苏东坡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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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对苏东坡的恶评
不用说 , 朱熹、王夫之、章太炎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人物 , 但比之苏东坡 , 他们就要黯然失色了 。 他们不是“蚍蜉” , 但又何曾撼得动“大树”?按现代知识标准 , 朱熹的“哲学” , 王夫之的“史学” , 章太炎的“国学” , 都算半僵之物 , 只能作为学术史的素材 , 作为知识博物馆的标本而已;而苏东坡的“文学” , 则依旧是活的 , 依旧传于万口 , 入于人心 。
我撰此文 , 本没有太多想法 , 只想给这些“黑”东坡的人拉个清单 , 也就够了 。 东坡纵不完美 , 也不需要谁为他辩护的 。 海口市苏公祠有副对联:“此地能开眼界 , 何人可配眉山 。 ”是的 , 眉山东坡是独一无二的 。 容我下一断语:谁讨厌东坡 , 谁以东坡为敌 , 问题一定不在东坡身上 , 而在他自己身上 。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让我感到:与东坡为敌者 , 都达到了如此高度 , 那是怎样的时代啊!而朱熹、王夫之、章太炎又让我感到: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人 , 仍会以东坡为敌 , 我们人类是有怎样的偏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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