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她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刘丽萍是一位艾滋病患者 ， 也是红丝带学校的生活老师 。 十多年来 ， 刘丽萍照料近50个艾滋病患儿的生活起居、治疗服药 ， 更重要的是 ， 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 ， 教会他们认同自我 。 刘丽萍说 ， 她和孩子们是“抱团取暖 ， 互相治愈 。 ”
“母老虎”
每天早上8点 ， 刘丽萍坐进办公室 ， 能听见背后一排教室中的朗诵、问答、嬉笑——声响持续一整天 。 刘丽萍将近一米七高 ， 短发、五官精致 ， 爱抹亮一些的口红 。 她说自己两年前动了场大手术 ， 鬼门关边走了一回 ， 术后就学会了化妆 ， 因为“想漂漂亮亮地生活 。 ”因为长期服用抗艾药物 ， 脂肪代谢障碍的副作用体现在她身上——双腿如晾衣杆般过分消瘦 ， 脂肪堆积在颈背部 ， 按病友们的说法 ， 这叫“水牛背” 。 她爱穿裙子 ， 从网上“团”来的黑色长裙 ， 一条几十块钱 ， 宽大的裙摆盖着纤细的脚踝 。 上课时间段里 ， 她与学生的交流相对少 ， 一下课 ， 学生就撞进她的世界：也是受药物影响 ， 孩子们多数比同龄人矮小 ， 十岁左右的孩子看着只有五六岁 。 到了晚上 ， 刘丽萍趿着拖鞋在宿舍走廊来回地走 ， 催学生洗澡、洗衣服 ， 问他们有没有完成作业 ， 有没有复习 。 有学生跑回宿舍 ， 她跟着过去瞧一眼 ， 门一开 ， 就好气：“你看你的房间 ， 像猪窝 。 ”她对内务要求很高 ， 如果房间脏得过分 ， 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叫回来收拾 。 睡前发零食 ， 也是朝走廊里喊一嗓子 ， 一人一包辣条 ， 28个学生 ， 谁拿了、谁没拿 ， 刘丽萍记得很清楚 ， 发得只剩一两包了 ， 还能准确地喊出被落下者的名字 。 9月4日下午 ， 18岁的甄遇乐回学校看望老师 ， 前两天 ， 甄遇乐被天津一所专科学校录取 。 甄遇乐微胖、白 ， 面颊上常有两块红晕 ， 一米六的个子 ， 看上去与普通孩子无异 。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 ， 许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城市的主干道转出后 ， 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 ， 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达 。 2005年 ， 时任临汾第三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发现在院的几位艾滋病小病人无处上学、渴望上学 ， 就召集几名医护成立了“爱心小课堂” 。 刘丽萍的人生转折也发生在2005年 。 这一年她的舌头上长出一层白疮 ， 吃饭、喝水都疼 ， 辛辣的东西一点儿不能碰 。 她家所在新绛县的医生看了她的症状 ， 委婉地让她去市里做个血液检查 。 在运城的医院做了检测 ， 两小时后 ， 接到通知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的电话 ， “顿时觉得昏天黑地 。 ”其实疾病早已初现端倪 。 那几年刘丽萍经常扁桃体发炎 ， “跟白喉一样 ， 嗓子里边全是白的 。 ”她推断 ， 病毒感染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 ， 当时她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 ， “医院那时候是混乱的 ， 从献血者身上抽了血就给你输上 ， 也不做检测 ， 血型一样就直接给输 。 ”刘丽萍回忆 ， 她随即赶去临汾三院治疗 。 站在院艾滋病区的门口 ， 眼看标注着“病一区”的走廊长且阴森 ， 无底洞一样的绝望 ， “我想着我不要进去 ， 我一进去就真成了艾滋病人了 。 ”她忍不住在门口痛哭流涕 。 这时 ， 有护士领着一个女孩儿走在走廊里 ， “胖嘟嘟的 ， 大概只有七八岁 。 ”那是后来就读红丝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 女孩儿跑到刘丽萍跟前 ， 盯着她看 ， “觉得你一个大人在那儿哭什么闹什么？”护士告诉刘丽萍 ， 孩子是因母婴传播的 。 刘丽萍形容自己“忽然就平静了 。 ”“我想这病孩子也会有？我至少已经有过几十年的健康人生 ， 而他们从出生起就完全没有选择 。 ”郭小平说 ， 刘丽萍2005年5月开始在院治疗 ， 病情稳定后 ， 就来到“爱心小课堂”做志愿者老师 。 最初的“爱心小课堂”里有4个孩子 ， 2006年9月1日 ， 小课堂升级为学校 ， 孩子从4个增加至8个 ， 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刚开始 ， 授课老师特别难招 ， 没有编制 ， 只能请村小的民办教师 。 第一个外聘的老师待了不到一年 ， 与孩子们相处时戴着口罩、穿着白色医护装 。 第二个老师只待了一学期 。 孩子们想和老师亲近 ， 抱一下、拉个手 ， 都会被有意避开 ， “完全不发生身体接触 ， 不会直接碰孩子碰过的东西 。 ”2011年 ， 红丝带学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 ， 有了编制 ， 可以正式招聘老师 。 现学校有编制内老师十名 ， 编外老师及工作人员数十名 。 红丝带校内现有的28个孩子 ， 多在艾滋病确诊后受到当地教育系统歧视 ， 无法继续上学 ， 有的因为发病早 ， 到了八九岁还从未上过学 。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刚办校时 ， 学生们去村里理发 ， 理发师一见他们就说有事 ， 要关门走人 。 学生们回来全哭了 ， 刘丽萍只好带他们去更远的、陌生的理发店 。 “那时候觉得科普没用 ， 你也不能骂人家、逼人家 。 ”2010年 ， 刘丽萍带着王子晨进电影剧组做群众演员 。 剧组中有六位艾滋病群演 ， 片方要同时拍摄一部艾滋病群演的纪录片 ， 挨个问群演们是否愿意在镜头前“露脸” 。
起先 ， 刘丽萍见到摄像机就下意识地回避 。 挣扎了几天 ， 她决心坦诚：“如果你自己都在歧视自己 ， 怎么再去反歧视？”最终 ， 她和王子晨 ， 以及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男性艾滋病患者“露脸”参加了纪录片的拍摄 。 2012年5月26日 ， 刘丽萍和郭小平一起发起“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 ， 邀请各界志愿者和艾滋病患儿共同进餐 。 甄遇乐记得 ， 她第一次参加“午餐日” ， 大家搬了桌椅到学校的后院里 。 小小一片院子挤了上百人 ， “有明星、企业家、大学生、公益人士 ， 还有外国人 。 ”就吃些普通的家常菜 ， 每张桌子坐几个孩子、几个志愿者 ， 互相夹菜 。 “我觉得很有意义 ， 让更多的人不惧怕艾滋病人 ， 不歧视 。 ”常年参加公益活动 ， 刘丽萍不再避讳向公众告知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 。 渐渐地 ， 她对自我的态度 ， 从躲避变成认同：“（得病）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 不是我的错 。 ”甄遇乐说 ， 刘丽萍是学生们的主心骨、教导员 ， “她会和我们说 ， 不要因为自己是HIV感染者就感到自卑 ， 只要我们把药吃好 ，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 ”来红丝带学校任职之前 ， 刘丽萍开过服装店、加油站 ， 做过保险推销员 。 她出生在农村 ， 但不喜欢农村生活 ， 觉得节奏慢、没意思 。 现在她过上最慢的生活 ， 每天一成不变地徘徊在宿舍和教学楼之间 。 从前学校没有围墙 ， 但院子里种的果树从来不会遭窃 。 摘了果子主动往附近的村庄送 ， 也没人敢要 。 现在 ， 学校收获了果实、蔬菜 ， 村民们也想来弄些吃 。 “以前宣传工作不到位 ， 大家害怕 ， 可以理解 。 后来我们每年都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 ， 有歧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 ”9月5日傍晚 ， 刘丽萍走出校门散步 。 田间开阔 ， 横向里吹来凉风 ， 刘丽萍说多自在 。 正在地头干活的老农和她攀谈 ， 给了她一把花生 。 小路上 ， 成群的学生觅食而回 ， 在双休日去附近购物、闲逛已成常事 。 这天他们问村里人买了一袋油炸鸡锁骨 ， “买两斤 ， 送一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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