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云办公和减速城市：疫情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居住？ 2020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一场疫情让无数人避之不及。我们失去了很多，这其中也包括失去了外出的自由。多月在家的宅生活，让我们懂得陪伴家人的幸福，也让我们对居住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多的思考。

不少网友抱怨，以前从没觉得自家餐厅空间狭小，疫情到来之后，一家人只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些家长苦恼家中缺少独立空间，孩子上网课总受到干扰，自己在家办公也无法提高效率。疫情过后，一家房地产机构发布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六成家庭买房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拥有南北通风的户型。旷日持久的居家体验带来了人们对“居所”的全新认识， “防疫住宅”将成为一种新的房屋设计理念。

艺术界也在思考人类与居住的关系。至今已经举办21届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

（Thessaloniki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TIFF）

就于今年五月上线了一组主题为“空间”的短片

（疫情阴影下的主题短片：在空间稀缺的时刻反思空间）

。该项目吸引了包括中国导演贾樟柯在内的多名知名电影人加入，旨在聚焦人们在疫情期间因为隔离禁足而形成的独特空间体验，借助一个“空间被剥夺”的时刻帮助人们更好地反思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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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作品《来访》

疫情无形中同样改变着各个国家企业的“办公室文化” ，一方面，为了减少人群聚集，许多企业选择允许员工线上办公，工作地点转移到家中打破了既往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区隔，人们对所处“场景”的功能需要进行重新定位。线上工作给企业带来了更多领导与员工“个人”相连接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增大员工受到的劳动控制并削弱员工之间的联结。另一方面，随着部分企业陆续线下复工，原有的办公室将围绕防疫的标准重新设计，办公室形态的进化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从更宏观的“栖居”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历史一直都与流行病的历史相缠绕。正如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在《城市的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城市由物质塑造，也由理念铸就” ，新冠疫情从空间形态上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更从观念上对公共文化进行了再界定。现代性对速度的追求长期主导着现代城市的规划，在病毒面前，放慢节奏的城市呈现出曾经被遮蔽的别样面容。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现代城市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承诺背后，始终潜藏着空间政治的不平等，身处于不同空间的人们承受着来自新冠病毒并不公平的差异化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