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东方时评丨代孕乱象丛生，缘于立法监管“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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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底 ， 澎湃新闻暗访广州、深圳等地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 ， 受疫情影响 ， 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 ， 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 ， 供卵者(业内称“卵妹”)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 。 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 ， 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 这些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 ， 则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 。 （9月9日澎湃新闻）
长期以来 ， 我国法律对代孕是明令禁止的 。 早在2001年 ， 原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 其中明确规定 ，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 2016年1月1日 ，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 然而 ， 此前据媒体报道 ， 全国代孕中介超400家 ， 代孕费可达150万 ， 并已形成代孕黑色产业链 。 特别是 ， 疫期期间代孕“订单”大增 ， 中介公开宣称“88万包性别” ， 孩子当成商品 ， 不仅挑战了法律底线 ， 而且让监管蒙羞 。
事实上 ， 辅助生育技术与非法代孕行为 ， 两者具有本质区别 。 辅助生殖技术 ， 是指通过对卵细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处理 ， 最终达到治疗不育的系列技术；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试管婴儿技术 。 而所谓的代孕技术 ， 通俗地讲 ， 就是“借腹生子” ， 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 ， 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 。 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 ， 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 ， 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 。 许多女性受利益驱使 ， 选择做“代孕妈妈” 。
然而 ， 现在人们的观念中 ， “借腹生子”一直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 。 其中 ， 最突出的问题 ， 就是父母身份的确认 。 因为孩子是“代孕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 其已经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 ， 尽管一些代孕协议中明确规定 ， “代孕妈妈”将与孩子永不见面 ， 但是 ， 这种血肉相连的母子情割舍得了吗？这无疑为今后的道德伦理纠纷埋下了祸根 。 以至于 ， 如今代孕纠纷频发 ， 不断陷入多重道德困境 。
一项新技术的诞生 ， 势必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其监管层面的跟进和同步 ， 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和法律缺位的抱怨 。 我们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为 ， 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 ， 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 。 然而 ， 对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行为的管理 ， 仅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诸多部门法规 ， 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 。 但是 ， 有关部门不能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 ， 去坐等国家颁布专门的法律 。
【东方网|东方时评丨代孕乱象丛生，缘于立法监管“难产”】因此 ， 代孕乱象丛生 ， 缘于立法监管“难产” 。 这显然值得有关部门反思 。 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 既要加快立法规范 ， 更要加强严格管理 。 2015年4月8日 ，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宣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 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方案 。 但从行动效果来看 ， 显然不尽人意 。 究其原因 ， 目前约束代孕行为的法规 ， 属于卫生部门发布的 ， 其约束力不够 ， 需要提高立法层级 ， 设立“买卖人类精卵罪” ， 提高违法成本 。 今后 ， 凡是发现代孕案件 ， 应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 决不手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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