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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丘】开启宋学新思潮

【文化商丘】开启宋学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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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文化商丘】开启宋学新思潮
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 ， 范仲淹对宋学具有当之无愧的倡导开创之功 ， 其影响可谓深远 。 范仲淹推动宋学勃兴 ， 始自应天书院 。 他在掌教应天书院之际 ， 就对开启宋学新思潮的兴起 ， 奠定宋代学术基础和开一代士风、学风方面 ，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 作出了重大贡献 。 本期 ， 马学庆重点关注范仲淹推动宋学这一新儒学复兴的前前后后 。
何为宋学
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历史长河中 ， 出现过三座巍巍高峰：一为先秦诸子百家 ， 二是宋学的兴盛 ， 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师辈出 。
宋学 ， 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 ， 其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 。 宋学是在融合佛道思想精粹的基础上 ， 以儒家伦理、礼法为核心 ， 区别于汉唐时期以章句、训话、文字、音韵、典章、名物等为研究对象 ， 而对义理不太重视的儒学 ， 故而被称为新儒学 。
宋学是与汉学不同的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 ， 旨在以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为主 。 宋学最早以中晚唐时期的儒学复兴为先导 ， 以李翱、韩愈开创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 ， 并且援佛道以证儒理 ， 后来经过两宋理学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多方共同努力创建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最为精致的理论体系 。
宋学这一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 ， 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 ， 故被称为理学 。 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 ， 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 ， 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 。 宋学博大精深 ， 涵蕴广大 ， 学派众多 。 到了清代 ， 由于考据学的大兴 ， 大部分清儒又推尊汉儒 ， 对宋代理学家空书解经的弊病进行了肆意攻击并将其称之为“宋学” ， 以示与汉唐时期学术主流的区别 。
【【文化商丘】开启宋学新思潮】宋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 第一个是酝酿阶段 ， 在宋真宗咸平二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以前；第二个是开创阶段 ， 在宋天圣元年至庆历三年间 ， 代表人物有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第三个是发展繁荣阶段 ， 始自“庆历新政” ， 至宋神宗元丰八年结束 ， 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司马光、张载、“二程”、“三苏”等；第四个是演变阶段 ， 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间 ， 这期间宋学走向沉寂 ， 由宋学派生出来的道学趋于兴盛 。
宋学开创之功
我们现在说范仲淹为“宋学开山” ， 但是在历史上 ， 范仲淹这个宋学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 。
《宋元学案》所载将安定先生胡瑗 ， 以及泰山孙复、徂徕石介学案列为全书卷首 ， 而以范仲淹的《高平学案》次之 。 这是将胡瑗、孙复、石介视为宋学之始的处理 ， 其深受“二程”、朱熹的影响 。 黄百家《泰山学案》的案引中引黄宗羲所言：“宋兴八十年 ， 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 ， 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 。 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 ， 实自三先生而始 。 ”全祖望在卷首《序录》这样说明这个案序言的理由：“宋世学术之盛 ， 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 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 ”于是 ， 范仲淹于宋学的开创者地位始终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 甚至在20世纪也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
如果我们抛开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编序 ， 以新的视角看待问题 ， 会发现 ， 无论庆历学术兴起 ， 还是“宋初三先生”的讲学 ， 无不与范仲淹有关系 。 “宋初三先生” ， 论年龄晚于范仲淹；论学识 ， 石介为“高平门人” ， 安定、泰山虽名列“高平讲友” ， 但都是为范仲淹所识拔的后学 。
如果按照后来清道光十四年优贡王梓材在《宋元学案补遗》中所指 ， 宋初儒学的脉络 ， 不是由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并睢阳戚氏发轫 ， 而范仲淹次之 ， 而应是睢阳戚氏、范仲淹、“宋初三先生” 。 范仲淹为北宋前期儒学复兴的中心人物确然无疑 。 如以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为宋学之先河 ， 那么范仲淹实为宋学先河之先驱 。 从事实上看 ， 范仲淹正是以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 ， 通过掌教应天书院、识拔后学与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 ， 领袖群伦 ， 推动了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
开启儒学复兴
宋学的兴起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 ， 书院教育可以视为培养宋学的温床 。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掌教 ， 正是北宋前期
儒学复兴的开始 。 钱穆曾经将“宋学精神”归纳为“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两个方面 ， 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
范仲淹以应天书院掌教为始 ， 及其后庆历兴学、创通经术、书院讲学、办教育才、改变士风、陶铸人才 ， 为宋学开端引绪 ， 引领群伦 ， 开拓了学术的新天地 。 而他在应天书院期间 ， 推动未学新思潮、复兴儒学的活动尤为重要 。
在应天书院掌教这一时期 ， 范仲淹倡导重教 ， 兴儒学安邦定国 。 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 ， 大力发展教育 ， 以儒家经典教学 ， 彻底改善预备官员的素质 ， 并提出主要措施 ， 比如：重视“策论”和“明经” ， 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为官 ， “深思治本 ， 渐隆古道” ， 兴科举 ， 等等 。 这些复兴儒学切实可行的措施 ， 此后在“庆历新政”中都得到了实施 。 “庆历新政”中的州县兴学 ， 奠定了我国900余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 。 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的启蒙 ， 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 。 教育发达 ， 书院昌盛 ， 不仅是复兴儒学的直接实践 ， 又有益于学术思想的创新 。 门派各异的宋学“百家争鸣” ， 进一步推动了宋学的发展 。
范仲淹在应天学院时主张治经世致用之学 ， 其主张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主要教材 ， 培养能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有从政能力的人才 。 他本身不作心性之空谈 ， 倡治学致用之说 ， 更为儒学注入了新生命 。
这一时期 ， 范仲淹执教育才 ， 还为宋学勃兴打下了基础 。 比如 ， 范仲淹一再向朝廷推荐胡瑗 。 在庆历四年 ， 1044年 ， 建太学时 ， 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 ， 著为“太学令” 。 可以说 ，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国 ， 离不开范仲淹的推荐之功 。 也可以说“宋初三先生”的兴教之根在范仲淹执教的应天书院 。 这充分说明 ， 范仲淹对宋学之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
范仲淹还注重革故鼎新 ， 以精神引领士风 。 范仲淹是宋学初期把兴学育才和振兴宋朝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首位政治家 。 在丁忧期间 ， 他冒着获罪的风险“逾越典礼” ， 冒哀上宰相书 ， 并在《上执政书》提出具体“革新政令”的思想 ， 为国家安危弹精竭虑 。 士大夫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在他身上首先体现出来 。
宋朝士大大逐渐接受范仲淹的这种精神 ， 并不断发扬光大 。 政治上 ， 他们不断掀起变革创新的思潮 ， 并付诸实践；学术上 ， 则以此精神为动力破旧立新 ， 积极构建新的理论 。 著名思想家劳思光也高度评价了宋代士大夫这种积极负责的精神：“此种心态投射于学术思想一面 ， 遂使宋代学术特种创建 ， 对于道德文化之规范 ， 礼乐刑政之措施 ， 无不欲作积极性之努力 ， 其立言行事 ， 固常以既有之文化成绩为基础 ， 但其治学之基本梢神 ， 则是欲在此种基础上作积极之建立 ， 非步趋墨守一类态度 。 此是宋代学风特色之一 。 ”朱熹称颂范仲淹说：“至范文正公方厉廉耻 ， 振作士气 。 ”《宋史》称：“一时士大夫厉尚风节 ， 自仲淹倡之 。 ”
范仲淹在掌教应天书院期间 ， 对宋代儒学复兴的开拓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 他倡导重教 ， 兴儒学安邦定国；创通经书 ， 治经世致用之学；执教育才 ， 对宋学勃兴奠基；革故鼎新 ， 以精神引领士风 ， 开启了宋学兴盛的新思潮 ， 功不可没 。
文/贾若晨
来源：商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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