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本文原题：张玉环要求江西高院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法律专家：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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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2日电（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焦敏龙）失去人身自由的9778天里 ， 3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 在被无罪释放的第28天后 ，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从张玉环的委托代理人程广鑫处获悉 ， 张玉环已于今天上午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 张玉环申请国家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22343129元 ， 并要求江西省高院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
张玉环的这起错案是怎样形成的？为何平反历经9778天？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张玉环式冤错案的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专家张建伟对此向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表示 ， 如果只把错案当做个别的偶发案件 ， 而不从制度层面作出检讨和革新 ， 冤错案还会呈一定规律地发生 。 应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 切实依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 ， 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 ， 加强司法实践中的科技应用 ， 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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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张玉环错案如何形成
张建伟最近一直关注着张玉环案的进展 。 他指出 ， 从程序法角度看 ， 张玉环案是一件错案；从实体法角度看 ， 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再审宣判无罪理由的是“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 张玉环是否无辜 ， 属于既不能证“实” ， 又不能证“伪”的悬疑状态 。 这两种状态在法律意义上都可裁定为无罪 。
张玉环错案是怎样形成的？张建伟总结认为有5方面原因：第一 ， 1996年 ， 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了疑罪从无原则 ， 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 ， 证据不确实、充分的刑事案件 ， 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 而张玉环案1995年一审时 ， 尚无此规定依据 。
第二 ，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 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 ，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 而张玉环案1995年一审时适用的是1979年刑诉法 ， 可供选择的判决只有确定有罪的和确定无辜两种 ， 尚无无罪判决的相关依据 。
第三 ，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还未普遍应用DNA鉴定技术 ， 司法机关未能在张玉环案的侦查、起诉和审理阶段 ， 通过该技术确定张玉环是否与该案有关 。
【中国青年网|张玉环要求江西高院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法律专家：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第四 ， 司法机关侦办张玉环案时的司法理念不够先进 ， 疑罪从有的思想影响了办案思路 。
第五 ， 1995年1月26日 ， 南昌中院对张玉环案一审判决时 ， 无律师为张玉环辩护 。 根据该案曾适用的1979年刑诉法 ， 并未要求死刑案件被告人一定要有辩护人 。 该案在诉讼阶段存在刑事辩护不足和辩护无效问题 。
1993年 ， 进贤县公安局在侦查两名男童死亡案时 ， 张玉环被进贤县公安部门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 理由是：警方发现其手背上有抓痕 ， 且对于警方的走访 ， 很不自然 ， 不断地搓手 ， 讲话支支吾吾 ， 后背有麻袋的纤维 。 警方以此为破案线索 ， 突破了张玉环的口供 。
“公安部门操之过急” ， 张建伟说 ， 张玉环指称存在警方存在刑讯逼供 ， 说明其口供的真实性是存疑的；麻袋证据也不具有排他性 。 这些无法被“锁死”的证据链 ， 为26年多后案件反转埋下了伏笔 。
张建伟介绍 ， 在公诉案件中 ，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两个环节发挥着主导作用 。 1979年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 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 该条件比1996年版的刑诉法规定的批准逮捕条件要高；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条件和定罪条件一样 ， 都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
他结合张玉环案指出 ， 一方面 ， 该案尚有一定的证据疑问 ， 检察机关却在未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时提起公诉 ， 存在证据审查把关不严的问题 。 另一方面 ， 南昌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时 ， 张玉环称是公安局逼打招认的 。 当地检察机关对此有查证义务 ，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 ， 还应进行侦查 ， 但都未进行查证或未给出查证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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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
张建伟介绍称 ， 1983年 ， 我国进行第一次“严打” ， 确定的刑事司法办案定罪标准是“基本事实清楚 ， 基本证据充分” 。 1995年1月南昌中院对张玉环案一审 ， 确实是以该标准 ， 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
不过 ， 张建伟认为 ， 两名男童死亡 ， 如确定属张玉环作案 ， 法院势必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 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 。 适用此标准 ， 反而表明该案的事实和证据存疑 ， 加上张玉环喊冤 ， 法院才没有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 “达不到确定有罪的法定标准 ， 就疑罪从轻 ， 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 。 ”
1979年版的刑诉法规定 ，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 ， 人民法院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 张玉环案适用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 。 1995年3月30日 ， 江西高院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 ， 裁定撤销张玉环案原判、发回重审 。 但时隔6年7 公约 ， 南昌中院2001年11月7日的重审判决再次作出和原一审判决相同结果的判决 ， 超过1996年版刑诉法规定 。 张建伟对此分析称：“拖了很久才下达二审判决 ， 折射出案件背后可能有调查核实的动作 。 ”
有网友疑问“张玉环被判死缓 ， 可能是吃了当时全国‘严打’的苦头” 。 张建伟对此表示 ， 公、检、法机关办案 ， 是服务于当时的严打需要 。 有的案件办案进度较快 ， 但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十分严谨 ， 未能严格审查存疑的证据 。 “严打”中更容易出现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 产生过冤错案件 。 “‘严打’构成了张玉环案的办案背景 ， 人们对于两者可能存在的关系产生联想 ， 也不为过 。 ”
冤错案总有相似之处
对比我国近年来披露的冤错案件 ， 张建伟认为有一定规律可循 。 他指出 ， 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案、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案、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案、2013年的浙江“二张”案 ， 都属确定无辜的无罪情况 。 而张玉环案与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属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疑案 。 他总结称 ， 上述这些冤错案总是循着这样的公式展开：合理的怀疑＋刑讯逼供＝错案＋发现真凶/“亡者”归来＝发现错案 。
张建伟分析 ， 除非故意造成 ， 冤错案件发生时 ， 起初都有某些不利于被冤枉者的情况 。 人们对被冤枉者的犯罪怀疑有一定合理性 。 原本 ， 证明其有罪 ， 还需进一步收集证据 。 但一些办案人员将刑讯作为突破办案瓶颈、迅速推进诉讼进程的不二法宝 ， 由此产生许多冤错案 。
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或者减少张玉环式冤错案的发生？张建伟指出 ， 冤错案暴露了司法制度的一些缺陷 ， 例如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不充分 ， 为查实案情和推进诉讼进程存在暴力、胁迫、利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等 。
张建伟说 ， 冤错案一再提醒我们 ， 要回溯检讨冤错案的成因 ，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 修补司法制度的缺陷 。 如果只把错案当做个别的偶发案件 ， 而不从制度层面作出检讨和革新 ， 冤错案还会呈一定规律地发生 。
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
针对张玉环提出追责当年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的申请事项 ， 张建伟指出 ， 该案发生时 ，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 。 张玉环曾在法庭上指控被警方刑讯逼供 ，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
“不过 ， 查证难度确实较大” ， 他认为 ， 一方面 ， 即使查出张玉环确曾被刑讯逼供 ， 也无法怎么警方当年获得的张玉环口供全都是假的 。 另一方面 ， 检察机关当年未对张玉环的刑讯逼供指控进行复查 ， 应该是考虑到本案牵涉两名被害男童 ， 被告人可能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 ， 这是一种司法惯性使然 。
张建伟同时指出 ， 张玉环案当年的办案人员应承担造成错案的相应司法责任 ， 目前有较为健全的司法责任制度可作为参照 。 他们需承担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党纪处分、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负有的赔偿责任 。 构成刑讯逼供的 ， 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 “但张玉环案是否超过刑事犯罪追诉时效、江西高院是否能查明刑讯逼供事实 ， 值得研究 。 ”
张建伟指出 ， 防治错案的第一要务 ， 是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 。 应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 切实依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 ， 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 ， 加强司法实践中的科技应用 ， 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 。
“26年过去了 ， 即便当时刑讯逼供的事实成立 ， 这种犯罪还会被追究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不久前撰文分析称 ，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 ， 答案恐怕是“不会” 。 在一些类似案件中 ， 即便认定刑讯逼供的存在 ， 司法机关都会因为刑讯逼供已经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
罗翔表示 ， 禁止刑讯逼供 ， 主要因为在程序上不正义 ， 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 “如果无视程序规则追求实体正义 ， 那么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 ， 然而类似张玉环案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