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双轮驱动中国未来30年发展
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中 ， 牢牢抓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期 ，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发挥政府和市场优势 ， 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机会 ，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 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外贸红利等充分释放的有利条件下 ， 主要以要素驱动和投资拉动为特征的外延式增长模式 ， 获得了40年的高速增长 ， 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 带领14亿人口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
然而 ， 发展必然不会一帆风顺 ， 外部不利因素增加 ， 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 ， 改革带来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未来30年要实现的目标 。 对于中国来说 ， 实现强国目标 ， 2020-2050年是关键发展期 。 如何抓住未来这30年的发展机遇对实现民族百年复兴梦想至关重要 。 实现强国梦想 ， 最重要的是找准路径 ， 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 。
【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双轮驱动中国未来30年发展】有鉴于此 ， 政信投资集团所属中国政信研究院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优势 ， 以经济领域通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增长方程的归因分析 ， 复盘中国40年经济发展数据 ， 形成研究成果《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预测》并发表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内参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 ， 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判 ， 以期为国家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
过去40年：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发展历程 ， 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 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基本都属于此类经济体制 ， 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 这种体制下 ， 政府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力量 ， 对国家经济建设起到主导作用 。 这种体制的优点是避免了纯粹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弊端 。 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到中国经济的崛起 ， 可以看到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合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能否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 。
从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 40年高速发展中 ， 资本和劳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并保持较长时间的高位 ， 甚至超过90% ， 这其中 ， 以政府为主导带动社会各类资本的投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态势 。 1980-2018年 ， 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12.53%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53.41% ， 其中2008-2018年的十年间 ， 资本增长率18.62% ， 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15.53% 。 主要原因在于对冲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在中央层面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 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制定了大量的投资计划 ， 包括政府部门的投资和企业部门的投资 ， 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 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建设项目加速上马 ， 这使得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 。
在微观层面 ，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的参与主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个“大分子” ，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资本和劳动指标外 ， 全要素生产率是重要的指标 。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写为TFP ， 指生产单位（主要为企业）作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 ， 是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结构升级的综合功能的体现 ， 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称之为系统生产率 ， 也就代表了生产力 。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 ， 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 。
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验看 ， 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府资本投入与企业高产出 ， 两者相互促进 ， 能量相互转化 。 这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供给不足的最有效的方式 。
未来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依赖资本与全要素生产力并行发力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各界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共识 。 十九大提出从2020年到2050年的30年间 ， 要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 依次实现从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 再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了道路 。 综合考虑十九大提出的“分两步走”新目标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及政策取向 ， 预测各个时段资本、劳动力等供给要素也呈现出更为清晰的特征和趋势 。
第一阶段：2020年至2025年 ， 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并驾齐驱
模型预测显示 ， 2020年至2025年 ，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 ， 从“十三五”期间的6.4%下降至“十四五”期间的5.6% 。 在这一过程中 ，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出现变化 ， 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 尤其是就业增长率可能出现负增长 ， 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已逐渐消失 ， 但是人才红利将逐渐加强 ， 这也将给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利好 ， 有望稳中有升 ， 并与资本并驾齐驱共同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向好发展 。
在这一时期 ， 全球也将进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 ， 我国科技进步速度也将随之加快 ，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资本 。
第二阶段：2035年和2050年 ， 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超过资本投入
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 ， 工业化和城镇化放慢之后 ， 经济主要靠服务业和消费拉动 ， 投资增速将降低；同时 ， 劳动力数量将持续负增长 ， 但是人力资本将持续提升 。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 ， 世界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的高潮时期 ， 新技术对经济各部门的渗透率提高 ， 将推动我国及全球增长加速 。
综合来看 ， 2036年至2050年间 ，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拉动 ， 依靠创新为主的核心竞争力大幅增强 ， 在3.5%左右的年均增速中 ， 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1.0和2.5个百分点 ，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1% ，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 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转换 ， 更加接近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阶段”战略目标 。
总结概括一下：2020年前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 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 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 同时 ，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 2036年至2050年间 ，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拉动 ， 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转换 ， 更加适应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 。
政府投资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主力作用的先导
著名经济学家、我国“股份制改革第一人”厉以宁教授认为深化改革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事业 ， 这就需要政府投资作为引导 。 他认为未来政府和大企业要裂变成平台 ， 为更多的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提供释放生产力的机会 。 厉以宁的这一观点与本论文的结论不谋而合 。 在新技术革命到来的背景下 ，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是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主体 ， 是新业态的缔造者 ， 是社会就业的载体 ， 是民生的保障 ， 是国家技术进步的主体 ， 因此激发企业的创新力量 ， 才能更好地在强国目标建设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
基于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需求 ， 政府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支持公共服务类、科技含量更高的基础设施建设 ， 既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更可惠及全社会 ， 这就是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 ， 助力全要素增长的价值 。
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 ， 公共服务类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进行持续的投入 ， 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 但是取代不了政府投资的主要地位 。 而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非自筹资金和自筹资金两部分 ， 其中非自筹资金又包括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 ， 自筹资金包括政府性基金、城投债、地方政府专项债、PPP以及非标融资等 ， 有政府信用在其中 ， 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 这种方式从中央到省、市及县级政府都有 ， 是有效的政信金融模式 。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中 ， 资本要素与企业的全生产要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 两者在新技术革命中有机结合 ， 发挥乘数效应 。 政府资本投入与企业资本的投入共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 ， 为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打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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