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在旧上海开工厂有多难？流氓敲诈老板，还侮辱女工人
作者：胡西园
旧中国，官僚贪婪，流氓到处横行，而勤劳忠厚的人民，除了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强盗流氓的鱼肉。我就以上海为例，谈谈我在上海办工业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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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善良人民的苦海，所谓繁华的十里洋场，其实是可怕的魔窟盗薮，牛鬼蛇神的所在。旧上海抢劫偷骗的罪案，不但无日无之，简直是无时无之，尤其是绑票案层出不穷。
【 工厂|在旧上海开工厂有多难？流氓敲诈老板，还侮辱女工人】那时，所谓社会的“上层分子”，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面团团成了有钱人”，但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多少有钱人被盗劫绑架或为了钱财而死于非命。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出门如临大敌，除随身保镖之外，有的还有警卫车，真是日日提心吊胆。各处流氓如毛，小偷扒手充斥。杨树浦一带地近郊区，帮会分歧，械斗凶杀以及剥衣拦劫等事，为一般地痞流氓的日常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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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北面荒地建筑新厂房（老厂房在培开尔路景星路——近胜路北段）。当时除汇山路（现霍山路）外，其余两旁还多为菜田。等亚浦耳厂新厂房落成后，由于我们的申请，同时向洋鬼子花了一笔钱，租界工部局在亚浦耳厂前门开出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原名就叫辽阳路，以后始终未曾改动。
辽阳路筑成后，长期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为歹人混迹、为非作歹之处，强抢哄劫经常不断，勒毙人命之事亦不是偶有，吓得亚浦耳厂内工作人员一到日落不敢外出，厂外人不敢过辽阳路进厂。后来，我们向工部局外国主管人行使贿赂，辽阳路才装好路灯，晚上始有微弱的光亮。
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是当时这一地区有数的大厂之一，就被当地流氓看作是一块肥肉，是索诈的对象，是他们的钱库。当时在培开尔路一带，有两个流氓最剽悍狠辣，动辄以斧头劈人，或断人腿或斩人臂。流氓在未出道之前都不以真姓名告人，而以绰号相称呼。这两个流氓一个叫小湖北，一个叫歪头阿生。他们为了敲诈，经常找我厂麻烦。于是，亚浦耳厂的厂外，常有流氓寻事，有时还闹到厂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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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工常受流氓欺凌侮辱，也只得含垢忍辱。厂方为息事宁人，往往出点钱要求这些流氓不再捣乱，而他们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你越怕他让他，他越是得寸进尺来欺侮你。久而久之，他们认为我厂软弱可欺，后来不但明目张胆，借故闹事，以达到索诈的目的，还暗地里盗窃我厂的原材料、产品、衣物等，甚至派小流氓混在工人队伍里，进入厂中无事生非，进而向工人勒索。我除处理工厂日常工作之外，还须分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对付流氓的纠纷，真是如芒在背，一刻难安。
为了工厂长远安全计，我不得不与上海大流氓之一、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苏北帮头目）结交，由顾竹轩主动与我换帖拜把（我抱定不拜老头子，也不收徒弟）。随着事业的发展，对过去“法租界”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我也不得不勉强敷衍，与之称兄道弟。在当时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稍有成就的工商业者，要结交大流氓以自全，而大流氓也要拉拢有地位的工商业家以资借重，所以相互间是彼此利用。我也为旧环境所迫，不得已，用以毒攻毒即结交流氓来制服流氓的办法。从此，我厂再没有一个流氓来找麻烦，这是旧社会的一股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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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的中国窑业公司，厂内厂外也苦于流氓的缠扰，该厂负责人胡组庵得悉我结识了上海大流氓，就托我请顾竹轩到中国窑业公司去参观一次，流氓术语所谓摆摆“华容道”，使小流氓有所顾忌。顾竹轩去窑业公司之后，小流氓果然敛迹了。当时华人所办工厂，受流氓滋扰是普遍现象。
亚浦耳厂在杨树浦底的鄱阳路，靠近当时美国电力公司的地区，建立一座分厂，专制电风扇、小马达及电灯泡的灯头，范围与辽阳路总厂相仿。分厂内部有五个小流氓，是当地流氓“独眼龙”的徒弟。其中有三个小流氓，曾犯盗窃案被判处徒刑，刑满释放未久。因此，厂内纠纷时起，厂方也常常受到无理取闹，厂内失窃之事层出不穷。这五个小流氓受“独眼龙”的唆使，混在工人当中向工人群众搜刮钱财，如要求工人向“独眼龙”送礼、向工人标十人会（十人每人出钱，标利息最高者得钱）、向工人借钱借衣物等等。财物一入他们手中，就根本没有还的希望，积时既久，牵涉的人数也日多。
工人被激怒了，群起向这五个小流氓责难，最后形成互相结队殴斗。“独眼龙”派遣大批爪牙，在鄱阳路口严阵以待，不许亚浦耳分厂全体工人通过，迫使厂内无法开工。我派人至杨树浦捕房报告情况，要求维持秩序、保护生产。不料，捕房的中西探捕都与流氓“独眼龙”一鼻孔出气。他们不为我们积极处理，仅派了两个探捕到亚浦耳分厂巡视一周而去，敷衍了事，如此反而使这批流氓的气焰更加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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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已通过天蟾舞台顾竹轩托“总巡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向“独眼龙”施加压力，并由陆专嘱杨树浦捕房探目对此事要妥为处理。我懂得旧社会办事要用钱，一切虽有脚路打好了招呼，还是非用钱不行，我就送了杨树浦捕房探目一笔钱，始得将混进亚浦耳分厂的这五个小流氓开除出厂，总算割除了厂内赘疣，以后厂内就平静得多了。
我厂在辽阳路建新厂之后，又在东首置地添玻璃车间及办公楼，接下来在杨树浦鄱阳路再建分厂厂房。外界认为，这个厂一定大发其财了。旧上海，尤其是杨树浦，流氓匪徒出没之处，我作为中国亚浦耳厂的老板，哪能不引起歹人的注目，成为一个“财神”（那时绑票勒索称为“接财神”）。
1929年冬，我接到从宁波发来的一封信，要向我借银圆10万元，并恫吓我要识相一些，否则，当以激烈手段对付，要求我派人到提篮桥汇山旅馆（现为东海旅馆）某号房间与吴某接洽，并约定时日。我先去汇山捕房（新中国成立后曾作提篮桥公安分局，现为虹口公安分局临潼路派出所）与中西探目何仁福、强生（译音）说明原委，要求派几个便衣侦探，随我一同至汇山旅馆去捉拿匪徒。
汇山捕房劝我不要自己冒险前去，以免出了事后悔莫及，说一切可以交给他们去办理，这样较为妥善。这些话表面上听来似乎他们是关心我的安全，其实，他们是想浑水里摸鱼，捞些油水。我坚持自己前去，免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法彻底解决。当时，我就对汇山捕房探目说，你们不派人与我同去，我也要一个人前去，不过我要求将这案子在汇山捕房主管部门登记。汇山捕房情知责任难卸，无可奈何，只得派了四名便衣侦探随我前去。
汇山旅馆与汇山捕房因同在汇山路附近，与汇山码头、汇山里等同以汇山两字命名。捕房与旅馆距离很近，所以尽管是便衣侦探，旅馆及附近的邻居，多数是认识他们的。汇山旅馆的茶房（服务员）看来都是一批熟人，这些侦探进了旅馆哪有不打草惊蛇之理。我按房间号码去找吴某，房间里出来一个不文不武的家伙，问我何事，我说有人约我来的，他问我姓名，我告诉他我是胡某本人。那人似感意外。看到旅馆内外的景况，他知事难逞，随即转口说：“你弄错了，这里没有吴某。”我不好无根无据去侵犯别人，遂即退出旅馆，到外面招呼那四个侦探一同再回到汇山捕房，将恐吓信交给捕房，嘱为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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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流氓强盗绑匪与巡捕房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人民是鱼肉，他们是刀俎。像我这种事情，如碰到怕事的人请求捕房保护，恳托他们办理，他们就上下其手，看事行事，与绑匪共同榨取你的金钱；倘若碰到硬干的人，就使他们无所施其伎了。
后来，汇山捕房几次派了探捕，来我处探问有无动静，并对我说匪徒如再来信，最好交捕房去办，自己不要冒此大险。而我对他们表示，以后如有来信，还是要亲自前去，捕房如负责的话，应该多派探捕，随我一同前去逮捕。我这样硬干可能使索诈匪徒感到棘手，这样等候了好久，以后并没有一点动静。从此，我进出经常带了自卫手枪，保镖的两支手枪子弹都上了膛，严加戒备，匪徒亦似乎就无声无息了。
在旧社会办工业，要想尽方法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在大鱼吃小鱼的时代，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作为一个民族工业家，对自己前途命运，毫无把握，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时无刻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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