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就医成为一项消费，如何才能弥合医患间在医疗知识上的鸿沟？作者|||潘驿炜（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当就医成为一项消费，如何才能弥合医患间在医疗知识上的鸿沟？。作者 | 潘驿炜（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译者）

有关医疗与健康的知识既可能是朴素的、日常的、口口相传的，也可能是艰深的、专业的、深藏书斋的。在老百姓看来，仿佛掌握的健康知识越是完备丰富，就越能保证自己的健康。殊不知，有了知识也可能徒增烦恼。现代人能通过科普书籍、慈善传单、公益节目、搜索引擎等五花八门的渠道了解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信息，而医生最怕患者讲的话就是“我在网上查了，我这个病如何如何” 。结果往往是患者觉得自己的合理诉求在医患沟通中没有伸张，医生认为患者杞人忧天，纯属“疑病症” 。

现况还须追本溯源。尽管对“摄生”的探索在行外从未停止，不过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今天，医学知识的传递路径都大抵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医者一面以自身特有的知识和技能救死扶伤，一面广收门徒、开枝散叶，让医术持续地流传于共同体内部。医者以职业道德和精神自我约束，患者则信任并听命于他们，传统的医学叙事给人留下的印象便是宅心仁厚的医生与感恩戴德的患者构成的乌托邦式的关系图景。直至今日，这一图景仍然被反复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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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谱写着和谐美好的歌谣，奥秘得以揭开，生命得到拯救。可是，人们发现挥舞着魔法棒的医生并不总站在患者一边。利用人体从事临床试验，而受试者却毫不知情的事在今天看来是荒诞的，但你可能不会想到这在半个世纪前还不是稀罕事。纳粹德国和侵华日军打着“求取知识”的旗号所做的人体试验已被公认为不齿的暴行，器官移植技术的昌明一度令医生在器官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利益之间犹豫不决， “安乐死”案件更将医学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推向顶峰。这些窘境逼迫医学内外的人思考、激辩并达成妥协：必须用权利

（如知情同意、自主选择）

武装患者，必须把患者从像家长关爱孩子一样的医生那里解放出来——这就是浩浩荡荡的“生命伦理学运动” 。

此举的积极意义有二：一是让欠缺专业知识的患者挺直了腰杆；二是将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的行为置于监督之下。这固然是重大进步，然而此举带来的问题亦有二：一是权利不足以填平医患知识鸿沟，患者空有权利而难以有效行使；二是将曾为知识权威的医者“贬入凡尘” ，医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得不到尊重，这将进一步瓦解医患互信的纽带。无怪乎患者觉得医生没有认真对待自己，而医生面对患者出其不意的诘问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