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前浪索尼,后浪苹果(上)( 四 )


在索尼的战略愿景中缺失的是对提供强大的、富于共鸣的用户体验的强调 。 2018年卸任的CEO平井一夫(Kazuo Hirai)承认公司的变革需求 , 但他制定的目标仍然集中于硬件方面 。 用户还是没有出现在索尼方程式之中 。
反观苹果 , 硬件只是提供其他创造物的工具 , 如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和服务 。 这些组件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平台体验 , 允许用户将其众多设备保持同步和予以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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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世界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设备 , 重要的甚至不是连接的设备 , 而是互联的体验 。 索尼造出了更好的游戏机 , 更出色的摄录机 , 更先进的电视机——包括首批联网电视 , 远远领先于市场 。 难道那不应当会确保公司的成功吗?也许在1990年确实会 , 今天则肯定不会 。 构建更好的设备——甚至是更好的连接设备——所产生的益处 , 远远不及构建与索尼设备相关的数字体验 。
索尼必须超越对设备的理解:成功不止是通过专注于工程技术 , 投资于现有业务线中的每一项 , 让其成为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 而是更多地要将这些设备转变为某种平台 , 消费者可以在其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此基础上 , 数字合作伙伴也可以创造和交付新价值 。
所以 , 索尼要想扭转局面 , 在消费者的生活中再次变得有意义 , 它必须摆脱原有的自我认知 。 它必须停止像设备制造商那样行事 , 而如同体验创建者一般思考 , 即打造消费者参与的平台 , 自由地释放消费者的选择而不是束缚这些选择 。

  • 绩效主义消灭了“技术的索尼”

1980年代后期 , 索尼高管 , 特别是公司总裁兼索尼美国公司董事长大贺典雄(Norio Ohga)希望向索尼的业务中增加娱乐内容 。 1988年 , 它从CBS Inc.(现为CBS Corporation)手中收购了CBS Records Group , 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公司 。 第二年 , 它又收购了Columbia Pictures Entertainment , 是当时日本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最大并购案 , 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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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就哥伦比亚收购案公然开炮 , 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注册商标——美国自由女神像换成了身穿和服的日本艺伎 , 并以《日本进攻好莱坞》作为杂志的醒目标题
索尼同其他日本企业一起在美国掀起的收购狂潮 , 对美国各界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 索尼将收购后的两家公司分别更名为“索尼音乐娱乐公司”和“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 本指望70亿美元的收购能够在软硬件之间形成纵向整合 , 但由于引发的抵触情绪 , 公司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财务和时间成本 。 为了平息外界争议 , 盛田昭夫、大贺典雄等公司领导人也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美国 , 无法像过去那样聚焦技术开发 , “技术的索尼”从此渐渐褪色 。
回顾起来 , 索尼的历任领导人对此颓势都有责任 。 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大胆将帝国的版图从硬件拓展到软件、内容、手机和金融保险 , 索尼开始形成“大而不倒”的臃肿体系 , 其面目也开始模糊不清:原来它是一家消费电子公司 , 但多元化之后 , 到底成了一家什么公司呢?靠什么东西把这样一台庞大的机器固定在一起?它日益磨损 , 速度缓慢 , 曾经充满创新的公司沦落为跟随者而不是领先者 。
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 大贺追随盛田 , 执行把索尼变成一个硬件与软件两轮驱动的巨头的战略 , 希望由此改造索尼的品牌基因 。 但大贺的大手笔 , 也使索尼背上了高达2兆亿日元、接近一半营业额的有息债务 。 他选定的接班人出井伸之 , 上任后一度认为 , 索尼存活的概率不到50% , 当务之急是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 , 在还款和投资之间寻找平衡 。 作为索尼的第一位非创业者、非技术人员出身的领导人 , 他削减了企业当中工程师的话语权 , 放弃了一些日后来看极其重要的技术 , 如电池技术和机器人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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