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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芝|到底是沈葆桢还是徐润芝

_本文原始标题：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 沈葆桢照片真伪考[原载香港：《九州学林》 ， 2008 夏季刊 ， 第20 辑 。 ]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 。 左宗棠（1812—1885）的发轫 ， 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 1835—1886）的经理固然十分重要 ， 倘无沈葆桢（1820—1879）的筹策和营运 ， 福州船政局是很难创出一番成绩的 。 其后沈葆桢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仍留意海防事宜 ， 合而观之 ， 就是一份完整的筹海个人记录 。 在清朝洋务运动的总成绩单上 ， 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例 。
述其事 ， 念其人 ， 若沈葆桢有照片存世 ， 当可使读者倍增亲切 。 最近二十余年 ， 内地的有关刊物不时刊登同一张指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可上溯出两个同源而稍异的版本 ， 即下文排列出来的“甲照”和“己照”） 。 例子包括（编号以便随后置评）：
1.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文博》编辑部 ， 《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此为《福建文博》 ， 1985 年1 期） ， 页12 。
2. 林庆元 ， 《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6） ， 书首插图页2 。
3. 沈传经 ， 《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87） ， 书首插图（无页码） 。
4. 姜鸣 ，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 ， 1994） ， 页21 。
5. 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 ， 《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 ， 1994） ， 书首插图（无页码） 。
6.《福建船政学校校志（1866—1996）》（厦门：鹭江出版社 ， 1996） ， 书首插图（无页码） 。
【徐润芝|到底是沈葆桢还是徐润芝】7. 林庆元 ， 《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99） ， 页42 。
8. 陈贞寿 ， 《图说中国海军史 ， 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02） ， 上册 ， 页171、199（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 ， 分明是两个人） 。
9. 陈悦 ， 《北洋海军舰船志》（北京：现代舰船杂志社 ， 2006） ， 页9 。
10. 陈悦 ， 《缔造艰难——福建船政的诞生》 ， 《现代舰船》 ， 313 期（2007 年12 月） ， 页45 。
这张照片见于内地以外的刊物者 ， 同样不难举例：
11. 在久（笔名） ， 《沈葆桢——台湾建设的先驱》 ， 《台湾画刊》 ， 1978 年4 月号 ， 页18 。
12. 陈远建 ， 《台湾三百年》（台北：户外生活杂志社 ， 1981） ， 页52 。
13. 戚嘉林 ， 《台湾史》修本（台北：自印本 ， 1998） ， 册2 ， 页835 。
14. 钱钢 ， 《大清海军与李鸿章》（香港：中华书局 ， 2004） ， 页12 。 此书封面声明这是“一九八九年版《海葬》修订本” 。 《海葬》版本很多 ， 港、台版都有 ， 这部修订本添了很多仅较邮票稍大 ， 印得乌漆漆的插图（大概是防人复制吧 ， 但谁会复制印得如此细小复粗劣的插图！）按钱钢的背景和他的资料来源 ， 此书虽在香港出版也未必能算是内地以外的刊物 。
15. 林呈蓉 ，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 ， 2006） ，页113、123（两张照片的像主截然不同 ， 分明是两个人） 。
那十多处声称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 ， 由于来源、处理手法、复制技术、用纸等因之别 ， 印出来的成品质量参差不齐 ， 有涂改致像主面貌变异者[1、3、8（见于页199 者）] ， 有印得模糊不清者（4、5、7） ， 有不同程度删削者（4、5、6、7、9、10、11） ， 更有同一作者却后出转劣者（《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之7 中竟较该书初版之2 收入的印得劣多了 ， 且有删削） 。 既有此乱局 ， 即使能自近年内地和台湾的刊物再多找到些例子 ， 甚至上溯至20 世纪50 年代的出版者 ， 也无法确认谁最先定这张照片的像主为沈葆桢 。
因为绝大多数引用者只是随手袭用 ， 复制又复制 ， 史源未能交代 ， 也交代不出来 。 上述诸例仅有两处对此略作说明 。 沈传经（1926— ）说他用的沈葆桢照片得自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戴学稷 。 但这是鸣谢 ， 解释不了史源 。 《福建文博》的专号说那张沈葆桢的照片采自《台湾画刊》 ， 但出版地、卷期、年月均无说明 ， 同样教人失望（我查过20 世纪20 年代东京出版的《台湾》月刊 ， 性质根本不合 ， 也查过七八十年代台北出刊的《台湾（画刊）》 ， 只找到上列为11 的一张删得只剩头部和胸部的沈葆桢照片 ， 即仅为《福建文博》所用的全身照的一部分 ， 故并非《福建文博》所据者） 。
要确定见于上述（以及类似的）例子的像主是否为沈葆桢 ， 除追源溯始外别无他法 。 在内地治海军史中 ， 陈悦（1978— ）是新一代的佼佼者 ， 资料掌握的丰富已难有出其右者 ， 更重要的是治学不固执 ， 勇于修正 。 2008 年5 月我去香港 。 陈悦来函 ， 谓2007 年某家拍卖行在香港拟拍1876 年8 月出版的《远东》杂志 ， 内有那张常被用作沈葆桢真像的照片 ， 图下以中、英文注称此人为徐润芝参将 。 提供照片给他的朋友没有抄录册中必有的解释文字 。
陈悦和其他对海军史有兴趣的朋友谈及此事 ， 有人说照片中的像主是轮船招商局的徐润（1838—1911） ， 因他以润立和雨之为字号 。 我认为不太可能 。 其一 ， 徐润未曾为参将 ， 指他为参将在其自订年谱内是找不到证据的 。 其二 ， 到1876 年8 月 ， 徐润已经在轮船招商局当了好几年的会办 。 《远东》怎会弃这个威风得多 ， 且能切实反映徐润权势与职责的头衔 ， 而采难以证实（即使确有其事） ， 又平凡得很的参将衔？我虽答应陈悦去找这期杂志的原物 ， 但真的谈不上有信心 。 从书名去看 ， 这是为满足西方人士对东方的好奇而出版的杂志 。 这类刊物很快便会成为明日黄花 。 130 多年后的今日往何处去找？况且孤零零的一册也值得公开拍卖 ， 足见其时价不菲 。 我当时想托舍弟泰来在藏书够丰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碰碰运气 。 我回来后 ， 第一件事便是查看夏威夷大学有无这套杂志 。 竟不得了 ， 按电脑所示馆藏得很齐 ， 却正巧缺了1876 年 。 次日我去图书馆找到原物 ， 喜见整套无缺 。 刊于1876 年8月者是新系列1∶2 。 那张众人以为像主是沈葆桢的照片（“甲照”）在p.38 的相对页（照片页都没有页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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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照
照片下注谓“Hsü-jun-chih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潤芝參將” 。 这与该册目录页之记此照片为“Chinese Military Officer”是相配的 。 同样题作“Chinese Military Officer”的照片说明迟至p.47才出现 。 这条说明虽不算短 ， 却以中国陆军当时的状态为主 ， 与像主有关的只是开头几句：“The portrait opposedto page 38 is that of Hü（误 ， 应作Hsü）Jun-chih, a colonel of infantry in theChinese army.He is now statio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Peking, and has afair reputation for bravery. The badge upon his breast and the rosary round hisneck denote his rank in the army.”这几句浅近的英文不用耗神和浪费资源去翻译 ， 点出像主是官阶为参将的陆军军官徐润芝就够了 。 至于徐润芝的生平事迹 ， 除非遇到天赐良机 ， 不必费劲去寻觅了 。 参将这类中级军官在清朝数目繁多 ， 倘无特别行事是很难留下个人记录的 。
《远东》为何要刊登一个几乎无事可述之人的照片 ， 这当然是要回答的问题 。 如上所述 ， 这类杂志的卖点在于满足西方人士对东方事物的好奇感 ， 故有刊载样本人物照片的必要 。 在《远东》新系列其他各期不时见到广州少妇、北京少妇、四川家庭、台湾土著、路人吵架、蒙古兵、乞丐、冬天渡冰河情景、尼姑之类不必记下像主姓名的照片（不同背景和阶层的日本民众照片数目更多 ， 有关中国的照片集中在新系列各期） ， 以及《远东》系列一中遍布各期的日本（主）和中国（副）风景照片 ， 同样都是为了向西方人士作介绍 。 在解说这张徐润芝照片时 ， 《远东》声明他穿的是反映官阶的官服 ， 作用同样在于提供样本 ， 显然重点不在此君本身有多少可述之事 。
另外或许有人会问 ， 《远东》有无可能误植徐润芝之名于沈葆桢的照片上？这是不必要的顾虑 。 这期《远东》出版时（1876 年8 月） ，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已一年多了 。 对于这个等级的重臣 ， 一份在日本横滨刊行已经几年的期刊总不致错认至此极端程度 。 这点随后还会讲得清楚些 。
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来 。 如果“甲照”那个丰满而无须的像主是光绪初年驻守北京地区的参将徐润芝 ， 那么沈葆桢究竟有无照片或画像存世？答案是有的 ， 而且可选用者不止一张 。
内地以外的刊物有两张刊行几年 ， 早为人所知的沈葆桢画像 。 其中“乙照” ， 见林崇墉（1907—1983） ， 《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1987 年）的书首插图部分（无页码） 。 （1907—1983）林书虽出版了20 余年 ， 内地学者却很少引用此照 ， 8（见于页171 者）是罕见之一例 。
这本书是林崇墉的遗稿 ， 不算真的写完 ， 起码未作最后修订 。 书首的各张插图或为原稿的一部分 ， 或为出版社所添入已不可知 。 那张沈葆桢像（“乙照”）当是画像 ， 而非摄影品 。 问题在于书中没有交代其来源 ， 也许只能视为家族流传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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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照
“丙照”收入庞百腾（David Pong） ， 《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的书首 。 这幅画像的来源亦同样不详 ， 但看来是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览品 。 迄今尚未见有内地和台湾学者自这本由世界顶尖大学的出版社刊行已十多年之书取用这幅画像 。 两岸学界同样裹足不前之程度由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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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照
三照取舍起来 ， 难易程度有别 。 “甲照”的像主身份已明 ， 自然可以不管了 。 “乙照”“丙照”之间如何定夺则颇费思量 ， 因为两照的像主不无分别 。 这不是年纪和
胖瘦之异（“乙照”之人看来较胖 ， 颧骨没有那样明显 ， 年纪也大些） ， 而且两像主的不同较易指认 。 “丙照”的像主 ， 眼神异常锐利 ， 炯炯有神 ， “乙照”像主的眼神则难说有何特殊之处 。 不同意的也许会说年纪大了 ， 或因疾病 ， 眼神可以有明显的改变 。 当然画师功力不足也画不出传神的眼神来 。 这就得留意一项不会受年纪、胖瘦和健康影响的分别来（“乙照”画得并不差 ， 不能强说其画师功力不足） 。 “丙照”像主的鼻子尖挺（颧骨高耸也助产生鼻子尖挺的视觉效应） ， “乙照”像主的鼻子则横扁得多！凭此 ， 不难得出“乙照”和“丙照”的像主不是同一个人的结论 。 然而倘若两照的像主确是同一人 ， 其中就必有一张像的真实程度存在问题（这点随后再讲） 。 除非乙、丙两照画的都不是沈葆桢 ， 不然“丙照”的那个瘦削的像主是沈葆桢的可能性应较“乙照”高多了 。
刊登“乙照”和“丙照”的那两本书在中国内地以外唾手可得 ， 连旅行之人也能提供 。 我在结束香港之行前便扫描了给陈悦 。 找得那期《远东》原物后 ， 我又把徐润芝照片的说明传真过去 。 看了这些资料以后 ， 陈悦也倾向相信“丙照”那个瘦削 ， 颧骨高耸 ， 目光炯炯 ， 鼻子尖挺 ， 留些胡子（他的山羊须尤其令人注目）的像主才是沈葆桢 。
因为迄今仍未见有描写沈葆桢容貌的文字记录 ， 这样指认还未算满意 。 陈悦随后说见于“紫光阁功臣像”中的沈葆桢正符合个子瘦削、两颧高、鼻子挺等特征 。 那时正值陈悦公私两忙之际 ， 一时未来得及给我那张画像 ， 幸学生黄海星已在香港替我自彭鸿年的《紫光阁功臣小像并湘军平定粤匪战图》（光绪庚子年点石斋刊本）找到那张沈葆桢画像（“丁照”） ， 面貌特征正与所见“丙照”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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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照
佐证尚不止此 。 关于沈葆桢容貌的描写并不构成论据之不足 ， 因其健康长期不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 沈葆桢痼疾繁多 ， 经常为病痛所苦 ， 仅其《沈文肃公政书》（光绪庚辰吴门节署刊本）中的记录已有不少：卷3 ， 页110 下；卷5 ， 页70 上；卷6 ， 页74 上至75 上；卷7 ， 页45 上至46 下 ， 56 上至57 上 ， 77 上至78 上 ， 126 上至127 下 。
“丙照”“丁照”的容貌和沈葆桢长期健康不佳的记录 ， 三者是相吻合的 。 这里有一不能排除的可能 ， 即“乙照”是家族所传之物 。 那么如何解释乙、丙两照像主体格和容貌之差异？假如“乙照”画的确也是沈葆桢 ， 合理的解释当是家族要求把像主画得够健康 ， 够丰满 ， 因而颧骨也就没有那样显露 ， 鼻子亦变得横扁了 。 这样说并非纯凭推理 。 台湾省立博物馆（在台北）藏有一幅沈葆桢夫妇（沈妻为林则徐之女）的双人画像（“戊照”）：此画像中的沈葆桢 ， 面貌和体格与“乙照”中的不能说不相似 。 画师满足家族的要求当是合理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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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照
此外尚有一旁枝而相关之事需照料 。 庞百腾（1939—）的书由陈俱译为《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刊行 。 这个译者——说不定是编辑部出的主意——竟扔了独见原书的珍贵“丙照” ， 而采用徐润芝的照片来设计封面 。 这分明是弃珍珠 ， 选鱼目的荒谬行径！大概彼等以为“丙照”太陌生了 ， 为安全计乃代之以在内地刊物习见的徐润芝照片！难道他们没有和庞百腾商量一下便单方面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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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照
另还有两件性质相同而上面仅讲了一半的事待澄清 。 陈贞寿（1926— ）的《图说中国海军史》（8）和林呈蓉的《牡丹社事件的真相》（15）同样把“甲照”（陈书页199 ， 林书页113）以及“乙照”（陈书页171 ， 林书页123）都收入书中 ， 并指照中之人均为沈葆桢 。 两照的像主面貌和体格明显俱异 ， 不管他们分别是谁 ， 根本绝无可能是同一个人 。 如此滥收 ， 除了不察之失外 ， 尚有奉行堆砌主义 ， 以为照片收得愈多就会愈妙的毛病在后面 。 可惜陈贞寿近年出版的近代史图录全是这心态带出来的产品 。 陈贞寿和林呈蓉都不明白贵精不贵多（Less ismore）的道理 。
沈葆桢的真相确认了 ， 问题仍未全解决 ， 起码还得找出为何会长期将徐润芝误认为沈葆桢的原因 。 考证忌一厢情愿 ， 先立结论 ， 才去寻找证据 ， 很易就会弄出证误为是的笑话来 。 考证更不可强求 ， 机缘与功力同样重要 。 错指徐润芝为沈葆桢就是这种考证过程的例子 。 我不治台湾史 ， 但因翻阅《远东》时发觉这套期刊竟有独得的1874 年（同治十二年 ，明治七年） 牡丹社事件资料 ，以及此事件与中日海军的密切联系 ，而这又非治台湾史者熟悉的研究角度 ，似值得探研 ， 遂多找些书来看 。 一经追查始知校图书馆藏己的19 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士写的台湾史地书籍殊多 。 我很快就在法国驻华外交官于雅乐（Camilla Clément Imbault-Huart ， 1857—1897）的《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aris：Ernest Leroux ， 1893]）内看到那张徐润芝照片（“己照”在pp.142—143 之间） 。 图下却毫不含糊地指像主为沈葆桢（Chen Pao-tchen, Commissaire imperialà Formose en 1874 ）！
“甲照”和“己照”虽是采用冲印自同一底片（那时用的是玻璃板）的照片 ， 二者却有好些明显的异同：（一）台灯和墙上挂的字幅 ， “己照”都清楚得多 。 （二）像主左侧的室内背景 ， “己照”也多了不少 。 （三）“己照”删去像主的右脚 ， 两脚前的地板也就收不进照片内 。 （四）在“甲照”中 ， 像主两脚清楚可见 ， 照片内连两脚前的地板也包括不少 。 （五）两照中所见像主衣服的褶皱完全一样 ， 丝毫无别 。 何以会有这些异同很易解释 。 于书中的那张照片并非取自早十七年出版的《远东》 ， 而是两书先后采不同方法来利用冲印自同一底片的照片；《远东》每册用原照片来粘贴（这点随后会说清楚） ， 于书则用买来的一张照片来制版 。 而两者均称为原始照片 。 有了这认识 ， 就可以看看两书所载的照片如何分别衍生出日后那些广泛流传、品质却参差殊极的所谓沈葆桢照片来 。
前面开列的十五个例子当中 ， 制作粗劣者占大多数 。 称得上清晰的只有9、10、12、13 四张 。 但其中9 和10 仅保留像主的头部和胸部 ， 并非全照 。 若不论品质 ， 全照尚不算少 ， 计有1、2、3、8（见于页199 那一张） ， 12、13、14、15（页113 者） 。
倘要求清晰和齐全两条件俱备 ， 合格者只有12、13 两张了 。 这情形是可以解释的 。 12 和13 两张直接（或相当直接地）依据于雅乐书 。 台湾史这行业在台湾人强马壮 ， 历时已久 ， 他们已多次参考早期的西方相关著述 。 其中一本就是近年有复制本流通的于雅乐书 。 12 和13 印得漂亮 ， 又无删减 ， 原因就在此 。 用上面所讲的《远东》和于书的两张照片的区别来作判断准则 ， 除12、13 外 ， 1、2、3、14、15 也可归入源出于书的一组 。 1、2、3、14、15 所以印得差 ， 主要因所用的照片经多次转手 ， 严重失真 。 但不管复制后的品质如何 ， 源自于书的照片都逃不出承袭误指像主为沈葆桢的命运 。
3 和8（页199 者）够特别 ， 因为保留了像主两脚和脚前的地板 ， 故可判断为出于《远东》 。 但为何连这两张也指像主是沈葆桢呢？这两张品质不高（3 尤劣） ， 当是转手次数多 ， 致使像主是徐润芝的记录丢失 。 那些仅采用头部和胸部者（有时连胸部亦仅存部分而已）的照片 ， 虽然无法断定其出于《远东》或于书 ， 看来还是属于书系统的可能性较高 。
若非陈悦的朋友眼利 ， 在拍卖行留意到注明像主是徐润芝的那张照片 ， 无人敢怀疑出版得那么早的于书的准确程度 。 了解于雅乐书这类19 世纪后半期刊物用作插图的照片通常是怎样来的 ， 有助于重构那张照片两个版本的来龙去脉 。 这里正是可容查探的机会 。
于书刊为插图的照片（地图和画出来的版画不算）的确不少 ， 且分为两组 ， 一组（十三张）注明得自巴黎的伯特德（Berthaud）店（那张所谓沈葆桢的照片即包括在这组内） ， 另一组（十七张）则没有交代来源 ， 两组共计三十张 。 多年后 ， 长期旅华的英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 1840—1912） 在其《历险台湾》（Pioneering in Formosa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 ， 1898]）书中也用了十六张照片作插图（全未说明来源） 。 两书作者和出版地既均异 ， 又相去五年 ， 却同样讲台湾历史和风物 ， 所用照片理应不同 。 岂料必书中的十六张照片竟有六张早见于书（伯特德组者四张 ， 未注来源者两张） ， 这个比例相当高 。 能否指责必麒麟抄袭？不管那时的复印技术可弄出什么层次的成品来 ， 必麒麟绝对没有自于书取用那些插图 。 于书在p.181 刊出一张打狗（今高雄）港的海港照片（在不注明来源的一组） ， 这张照片也收入必书p.28 。 但两者有一很明显的分别 。 见于于书的照片是椭圆形的 ， 即四角都被删去了 。 后出的必书刊登的是长方形的 ， 四角俱存 ， 旁边事物也保留了不少 。 此外 ， 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也有简繁之异 。 于书仅简单地说：“台湾南部的高雄港 。 （Vue de Ta-Kaw, Formose méridionale.）” ， 必麒麟说的则详细多了：“台湾南部的高雄——艾伦斯公司的房子和仓库 。 （Takao, South-
Side － Messrs. Ellen & Co.'s House and Godowns.）”前刊者注释简而照片有删节 ， 后印者解释全而图亦全 ， 两者分明各出自独立的来源 。 这证明见于19 世纪末那类介绍地方文化风物之书的照片 ， 若非声明是作者自己拍摄的 ， 就大有可能是买回来的 。 买来的照片就带出一问题来 。 卖者一旦将照片的标贴弄错（商店远在巴黎也增加出错的可能） ， 买者根本无法知道 ， 后人沿用 ， 差错就会照抄下去 。 看来指徐润芝为沈葆桢之误就是这样开始和沿袭的 。
此事也可另换角度去看 。 于雅乐书是现在所知最早指像主为沈葆桢之例（所以上文说自近年内地和台湾的刊物中再多找例子并不重要） 。 于书1893 年的出版年份本身就带有不轻的权威 ， 再加上于雅乐是法国驻华的外交官 ， 又是沈葆桢的后辈时人 ， 他所说的话无人敢质疑 。 但这只是表面的情形 。 于雅乐1880 年来华时 ， 沈葆桢已死 ， 而那期《远东》出版时沈仍在世 。 更重要的是 ， 于雅乐并没有参考过那期的《远东》 。 于书中有一份长达五十四页的参考书目（中、日、西、葡、荷、法、英文资料） ， 其中没有《远东》（两者的出版时间相去十七年 ， 不能说时间上不容许他找来看） 。 看来于雅乐根本不知道有像
主是徐润芝这一说 ， 那么他指像主是沈葆桢的依据就是卖照片给他的人所提供的标贴了 。
如要找那张徐润芝照片的源头 ， 远在天边 ， 近在眼前 ， 《远东》就是 。 上文说过 ， 《远东》是很特殊的刊物：文字是印出来的 ， 照片则全是逐张用原物粘贴上去的 ， 整套期刊没有一处例外 。 当时有用照片来制版 ， 然后印刷的技术 ， 但没有用照片大量复制照片的技术 。 如果《远东》没有拥有所用照片的全部底片 ， 而是按杂志所需的数量随意冲印的话 ， 那么每期每张照片都不知要买多少份才够贴用 ， 杂志成本早成天文数字了 。 很明显 ， 《远东》所用的照片全是自己拍摄 ， 或安排他人拍摄而能随意使用底片 。 还有 ， 《远东》选用的照片不少都附有足够的说明 ， 资料的详细程度往往不是供应照片者所能提供的 。
合理的解释是《远东》要求拍照者（纵使不是特派员）顺便搜集资料和采访 。 换言之 ， “甲照”以及“己照”的像主为徐润芝绝对无误 。 刊登过的照片很少有再用的机会 ， 底片遂卖给别人 ， 这就是十多年后于雅乐可自巴黎伯特德买到那张照片的原因 。 或者《远东》停刊后（该杂志于1878 年停刊） ， 社内的底片辗转流入伯特德那类商店里去 ， 结果都是一样的 。
当然也得考虑失误难以避免, 以及《远东》处理错误的诚信程度 ， 如果日后提供照片的商店会误贴标签 ， 《远东》同样有犯错的可能（尽管可能性不高） 。 错失固然无法保证全无 ， 《远东》的诚信程度则是可靠的 。 该刊新系列 4∶2（1878 年2 月）那期刊出一张注明是高雄海港的照片 。 出版方旋即发觉那张原来是厦门港的照片 ， 不单摄影师误贴了标签 ， 编辑也因正在等候高雄港的照片 ， 遂不细察便将其作为高雄的照片刊了出来 。
他们迅即在下一期 ， 新系列 4 ∶3（1878 年3 月） ， 作更正启事 ， 并另外刊登一张正确的高雄港照片 。 一切够快捷 ， 够老实 ， 是崇高的敬业精神 。 自《远东》刊登那张徐润芝照片至其停刊 ， 中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 从未见该杂志发布那张照片像主身份的修订声明 。 重复更换角度去看 ， 得出来的结论始终是一样的：采自《远东》的“甲照”（以及根据于书的“己照”）的像主是驻守北京地区的中级军官徐润芝 ， 不是历任船政大臣、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女婿沈葆桢 。
追查沈葆桢的真像 ， 过程的确很复杂 ， 得提要说明以便读者理解 。 “丙照”最正确 ， 是能提供足够细节的沈葆桢真像（“丁照”受形式所限 ， 只是个轮廓而已） 。 “己照”（以及更简单的“戊照”）画的即使确是沈葆桢 ， 像真程度仍不可靠 。 “甲照”和“己照”的像主是徐润芝 ， 不是沈葆桢 。 那两张都是照片 ， 而非绘画 ， 根本不可能把经常百病缠身者拍摄成健康、丰满之人（那时的摄影技术和工具都很简陋 ， 仅能办得到忠实地把事物摄入镜头） 。
有确认沈葆桢真像的必要是陈悦引起我注意的 。 在随后的追查过程中 ， 我们逐点讨论 ， 互通资料 ， 故若真的找对了答案 ， 成绩是和陈悦共享的 。 这当然不是指陈悦必然同意我说的所有细节（他并未看过这篇文稿） 。 要是提出来的答案根本不正确 ， 错失由我单独负责 。
马幼垣 ， 广东番禺人 ， 1940 年生于香港 ，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 美国夏威夷大学荣誉教授 。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海军史 ， 在水浒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出名 。 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史集稿》《水浒论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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