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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

说起鲁迅风骨 ， 首先想到的是他所主张的“分明的是非 ， 热烈的爱憎” 。 他有感于当时文坛上那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者以“文人相轻”之说 ， 来抹杀不明是非、混淆黑白的现象 ， 一连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 ， 从各个视角 ， 辨析了其中的种种是非 。
鲁迅认为 ， 有些人虽未完全麻木 ， 也承认文坛（岂止文坛）的纷争中存在是非和爱憎问题 ， 不能回避 ， 但又以“是非难定”为由来回避 ， 或以“此亦一是非 ， 彼亦一是非”的“难无是非观”来装糊涂 。 其实 ， “是非难定”并非不能定 ， 更不是无是非 。 世上虽有许多“是中有非”和“似非而是”的状况 ， 判断是非也确不容易 。 有的人之所以故意吞吞吐吐 ， 就因为在他自己的心目中 ， 已无是非之分了 。 若拿“唯无是非观”来装糊涂 ， 非但不能模糊是非界限 ， 反而会陷入更加糊涂、混沌之中 。
还有一种“专实利而轻思想”和“是非不谈 ， 专论利害”的势利者 。 他们不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 只是临到“是非之辨”影响或侵害其既得利益时 ， 他就唯“利害之念” ， 而放弃“是非之辨”了 。 例如1936年 ， 有人在报上大谈“亡国之际 ， 忠臣义烈 ， 殉节不屈”者如何“为我汉族生色”并以贰臣和汉奸吴三桂、洪承畴等“鸟尽弓藏 ， 兔死狗烹”的可惨下场诫人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 ， 凡一班吃里爬外 ， 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 ， 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 ”按这逻辑 ， 汉奸们的“丢脸”似乎不在其投敌当汉奸 ， 而在其“下场”的“可惨”？这显然是只论利害而不谈是非之论！在鲁迅看来 ， “卫国和经商不同 ， 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 那种以为只要“下场”好 ， 能升官发财或名利双收 ， 当汉奸也不“丢脸”的论调 ， 实是只顾利害的“经商”者的“势利之念” ， 决非以“是非之辨”为第一着的“卫国”之心 。
鲁迅似乎更强调“憎”的一面 ， 常说的是“能憎才能爱 ， 能杀才能生” ， 这不是因为他所见的黑暗和可憎的东西太多了 ， 而是敢于直视黑暗 ， 又敢于揭穿其伪善假面的人太少的缘故 。 那时有一些“帮闲”者 ， 他们不但掩藏黑暗 ， 而且还粉饰太平 ， 他们的行径引起鲁迅异常的憎恶是很自然的 。 例如新月社中人在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时 ， 就鼓吹过褒爱贬憎的论调 ， 说“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 ， 情爱的力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力量 ， 互助的力量超过互害互杀的动机” 。 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常态的社会”么？按鲁迅的看法 ， 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社会 ， 一个充满压榨、残暴、杀戮的社会 。 被压迫者实在被压得太苦了 ， 除了憎恨、反抗和斗争 ， 还能有什么生路？鲁迅的“能憎才能爱 ， 能杀才能生”不仅是批判“人人相爱”论的思想武器 ， 也是鼓舞被迫者从憎恨中奋起 ， 以抗争求生存 ， 求解放的内在动力 。
鲁迅对敌人和“帮闲”的憎恨那么强烈 ， 好理解 ， 为什么对同胞身上的黑暗面或谓丑恶东西 ， 也作那么无情面的批评（如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批判） ， 这是不是显得过于少爱寡情？我以为这正显示鲁迅对劳苦大众的深情的大爱 。 “革命的爱在大众” 。 按日本学者增田涉的说法：鲁迅对中国人的辛辣 ， 甚至恶骂的笔锋 ， 实际上是对本国人民热爱的变形 。 他说中国坏话 ， 正像父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儿子：这家伙很蠢 ， 没有办法 ， 原是爱极了憎恶 ， 有时不得不挥动叱咤的鞭子 。
也许是那些“斗、斗、斗”年代留下的可憎的记忆太多了 ， 有些年许多便大唱“让世界充满爱”的歌 ， 向往着走向“和谐”的境界 ， 但现实的状况 ， 却未必都能从心所愿 。 世间固然已有许多可爱的东西 ， 但也仍还有敌人 ， 还有恶势力 ， 还有层出不穷的腐败等等可憎可恶现象 ， 所以还不能不去憎 ， 不去斗 ， 而一味沉溺于爱的呼唤中 。 只要你还有点社会良知和责任心 ， 谁也很难闭起眼睛 ， 无视那些可憎现象 ， 更不会麻木不仁随波逐流！有个作家曾提出学习鲁迅“敢恨”“会恨”的意见 ， 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 。 因为对一切丑恶腐败事物的憎恨 ， 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力度 ， 做人的原则 ， 一种道德的召唤！
鲁迅的“爱憎不相离” ， 体现在生活中 ， 便是“横眉冷”与“以血饲人”的统一 。
鲁迅在“两地书”中 ， 有一段回顾自己半生遭际的肺腑之言：“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 ， 在生活的路上 ，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 以饲别人 ， 虽自觉渐渐瘦弱 ， 也以为快活的 。 ”“终日为别人打杂” ， 每日“除陪客之外 ， 投稿 ， 看稿 ， 绍介 ， 写回信 ， 催稿费 ， 编辑 ， 校对 。 但我毫无不平 ， 有时简直一面吃药 ， 一面做事 ， 就是高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 。 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 ， 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 ， 想收得重大的利息 ， 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 。 ”使他愤慨的是 ， 有的文学青年 ， 鲁迅为他改稿累得吐过血 ， 而鲁迅离开北京后他即百般攻击 。 鲁迅说：“他先前日日吃血 ， 一看见不能再吃了 ， 便想一棒打杀 ， 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真是轻薄卑劣 ， 不成人样 。 ”
翻译家傅东华曾是文学社同仁 ， 曾因错误地攻击过鲁迅而受过他的严厉批评 。 但当傅的儿子病重 ， 想住福民医院而找鲁迅帮忙时（鲁迅认识这医院院长） ， 鲁迅毫不因与傅有过纠葛而不帮 ， 立即在烈日之下 ， 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 ， 并陪同医生远道到傅家诊视 。 住院之后 ， 又亲自到医院探问过数次 ， 并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的指导 。
【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鲁迅死后 ， 傅的17岁儿子 ， 到遗体前痛哭 ， 傅东华写下深情的悼文：他老先生以那么大的年纪 ， 那么忙的写作生活 ， 又在那么大热的天气 ， 竟肯为了一个和他并无密切关系的17岁青年操那么大的心 ， 出那么大的力 。 所以 ， “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 ， 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的解释做唯恨哲学 ， 我就永远恨那个人 ， 我就断定他自己才是个唯恨学者！……”也许正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好 ， 所以他对鲁迅爱憎的内涵也就体会得更深切 。
邱存平：原解放军报社理论部高级采访人员 ， 先后出版鲁迅研究专著《现代人的呐喊》《智者的思考——鲁迅的思维方式》等 。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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