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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超|刘子超对谈罗新：在不能旅行的时代，旅行才更为重要

2010年 ， 作家刘子超站在霍尔果斯口岸 ， 眼前是通往中亚的卡车队列 ， 以及远方壮阔的天山 ， 他不禁想：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天山底下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九年来 ， 刘子超数次深入亚洲腹地 ， 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 ， 展开一场寻觅之旅 ， 写就了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
7月17日晚上8点 ， 刘子超携其新书《失落的卫星》做客单向空间 ， 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畅谈 ， 分享各自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 ， 讲述旅行何以成为一种诱惑 ， 一种生活 ， 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
刘子超|刘子超对谈罗新：在不能旅行的时代，旅行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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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失落大陆 ， 寻找被遗忘的声音
在去中亚前 ， 刘子超读过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写的纪行 ， 历史课上也学过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等相关历史知识 ， 那些充满想象的地名 ， 从此在心中生根 。 同样的浪漫 ， 也体现在罗新教授身上 。 当被问到为何着迷于中亚时 ， 罗新将其分为两方面 ， 一是跟学术有关 ， 二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读大量苏俄文学 ， 尤其是像艾特玛托夫等名家的作品 ， 在心中培养了对中亚的浪漫想象 。
这种浪漫在旅行中逐渐变成更为复杂的感受 。 2011年 ， 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 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 ， 他在首都塔什干看不同的人种 ， 面对着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 。 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 ， 但回到家后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
【刘子超|刘子超对谈罗新：在不能旅行的时代，旅行才更为重要】为了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邻居 ， 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 ， 在九年间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沿着国境线飞驰 ， 绕过散落的飞地 ， 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 ， 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 ， 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 ， 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 ， 凝视最古老的圣书 ， 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 ， 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 。
一路上 ， 刘子超还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 收集了大量中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在塔吉克斯坦 ， 他结识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青年 ， 聆听他为何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 ， 他遇见被流放至此的朝鲜人后裔 ， 他们不再会说母语 ， 卖着已经“变味”的泡菜；在干枯的咸海边 ， 他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 ， 聆听活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的感受；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 ， 他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 ， 这才是现实！”
在这片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 ， 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就此展开 ， 一个个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的沉默者浮出水面 。 这片失落大陆的被遗忘的声音 ， 就被记录在《失落的卫星》一书里 。
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 ， 为中国旅行写作树立标杆
在正式出版前 ， 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就已经颇受关注 ， 2018年 ， 经评委西川、陈嘉映、董国强、姚晨、许知远、阿乙筛选 ， 刘子超从近5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 成为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水手计划”的五位入围创作者之一 。
作家许知远盛赞刘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则认为 ， 在近代中亚游记中 ， 《失落的卫星》是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文作品 ， “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
在当晚的沙龙中 ， 罗新也谈及自己初读《失落的卫星》的感受 ， 表示自己非常吃惊 ， 想不到中国人会写出这样的旅行文学作品 。 罗新教授指出 ， 中国人外出看世界的现象在以往并不多见 ， 但到了今天 ， 哪怕再偏僻、再困难的地方都有中国人 ， 年轻人发表的旅行记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 这是一个新的、好的形势 ， 《失落的卫星》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 刘子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 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凭着悟性和开拓精神出海 ， 中国作家也开始有机会和能力用中国人的视角打量世界 。
刘子超|刘子超对谈罗新：在不能旅行的时代，旅行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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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 ， 经评委梁鸿、李海鹏、吴琦推荐 ， 《失落的卫星》中的乌兹别克篇章便入围了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 ， 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甄选、由2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访人员参与的非虚构特稿大奖 。 最终 ， 刘子超的作品评获该奖的特别关注作品 。
在疫情时代 ， 旅行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失落的卫星》之前 ， 刘子超曾出版两本游记 ， 游历过欧亚多个地方 ， 从一个全职的媒体采访人员转变为专门旅行、写作的自由人 ， 2016年后决定深入中亚 ， 为这片土地写一本书 。 罗新教授也曾数次抵达欧洲、中亚等地做研究、考察及学术交流 ， 除了长期关注中国之外的土地 ， 常年坚持长距离行走 ， 并创作出《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行走游记 。 对于两人来说 ， 旅行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刘子超认为 ， 旅行更多的是一种方法 ， 自己去实践、去行走、去发现 。 对此 ， 刘子超借用“新游牧”（ModernNomad）的说法：“游牧者是有方向的 ， 比如从夏牧场到冬牧场 ， 而不是漫无目的 。 他的随身物品很少 ， 经过断舍离后 ， 没法带上路的东西就不要了 。 我现在正是这个状态 ， 在生活中做减法 ， 断舍离后带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 做有目的的旅行 。 ”
罗新则认为 ， 旅行是接触到全新的世界 ， 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 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 。 在跟生活在异地的他人深入接触之后 ， 才能发现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人 。 这种确认就是写作的过程、旅行的过程 。 在今天 ， 在这个时代 ， 这种确认很宝贵 。
在西方 ， 旅行文学是一个悠久的传统 ， 早在十九、二十世纪 ， 欧洲就涌现大量游记作家 。 这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算新颖的文体 ， 涉及许多历史和文化知识 。
刘子超认为 ， 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充满人的故事 ， 比如奈保尔写的《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 奈保尔曾说自己想让这本书充满人的故事——呈现出一个地方的人心 ， 就是旅行文学到达最好水平的一个标志 。
对此 ， 罗新教授表示认同：“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学大概都有这个特点 ， 就是写了大量的人 。 ” 他认为 ， 刘子超不同于普通游客 ， 而是带着一种真正旅行者的视角 ， “他是去街巷跟人接触 ， 记录真实的人的故事 ， 这是西方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 。 ”
刘子超也认为 ， 在这本书里 ， 旅行慢慢变成一种方法 。 旅行退后了 ， 人浮现出来了 。 旅行目的就是遇见人 ， 寻找具有某种时代感的故事 。 这本书是一个尝试 ， 是一个努力去找人的过程 。
在不便出门的疫情时代 ， 旅行似乎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 ， 一本游记的出版更像是一种逆向行为 。 罗新教授指出 ， 正是在偏见泛滥的年代 ， 旅行的意义才更为重要 ，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旅行是偏见的天敌 。 ”（光明日报全媒体采访人员卢璐）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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