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生活指南|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我的根在小镇，魂也在那里
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街 ，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 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以一个具体地理空间为基础展开的书写 ， 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 。
“85后”潮汕作家林培源尤其偏爱这样的小说 。 他喜欢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詹姆斯 ·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舍伍德 · 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与《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它们都围绕着某种空间结构来叙述 ， 在这个空间里 ， 作品和作品相互缠绕、生长 ， 形成了一个繁复的小说宇宙 。 按他的说法 ， “它们有根 ， 有灵魂的落脚处 。 ”
林培源从小在潮汕小镇长大 ， 读到高中才去了县城 。 十八岁以后 ， 他一直辗转各地求学和生活 ， 从珠三角到北京 ， 中间又去美国访学一年 。 在地理空间上 ， 他离潮汕故乡越来越远；但在小说中 ， 在情感认知里 ， 他和它反而越来越近 。
近日 ， 林培源的最新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由中信·春潮出版 ， 书中那些故事里既有卤鹅、青梅酿酒、牛丸粿条等缭绕着烟火气息的“潮汕诱惑” ， 又有民间七月半“普度”的传统风俗 ， 还总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岭南独有的湿热 。 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 还是在这片泥泞之地上奔来走去的战后士兵、越南新娘、单亲妈妈、失孤父母、裁缝匠、制棺人、庙祝、神婆……他们形形色色 ， 既好像每天生活在你我身边 ， 又像是生命中的过客 。
比起去年出版的富有魔幻和寓言色彩的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 ， 《小镇生活指南》呈现出另一副叙事面孔：更扎实 ， 更日常 ， 也更具耐心 。 两本集子似是截然不同 ， 却又都源自林培源心中的“原乡小镇” 。 或许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只要我在写 ， 我便不可能绕开故乡 。 我的根在那里 ， 魂也在那里 。 我是身体里住着‘老灵魂’的人 。 我无法将自己连根拔起 ， 去书写其他陌生的物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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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潮汕作家林培源
今年上半年 ， 由于疫情 ， 林培源与家乡小镇有了久违的“慢慢相处”的时光 。 “最大的感受是学会了和家人相处 。 以往寒暑假 ， 我在家待的时间非常短 ， 通常只有半个月左右 。 回了家 ， 也基本足不出户 。 今年不同 ， 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四处走走 ， ‘道听途说’了不少故事 ， 了解了更多人的生活状态 。 我还骑着小摩托在镇上四处去 ， 录了不少素材 ， 算是一次难得的田野调查吧 。 ”在刚结束博士毕业答辩之际 ， 林培源接受了澎湃新闻采访人员专访 。
【小镇生活指南|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我的根在小镇，魂也在那里】【对话】
要写好小镇 ， 最主要的是写活其中的“人”
澎湃新闻：《小镇生活指南》里出现了一些好玩的潮汕方言 ， 比如姿娘仔（年轻姑娘）、新厝（新房子）、厝边头尾（街坊邻居）、后生仔（年轻人）等等 。 这些方言在你《小镇生活指南》之外的作品里也有出现过 ， 是一种有意为之吗？在方言使用上 ， 会有意控制一个“度”吗？
林培源：对我来说 ， 把潮汕方言写进小说是件自然而然的事 ， 也是这部“潮汕故事集”最鲜明的标识之一 。 不过方言进入小说有一定的危险性 。 为了维持平衡和语言的流畅度 ， 就需要克制 ， 需要把握一个“度” 。
《小镇生活指南》的后记有这样一段话：“潮汕方言异于现代汉语 ， 它并非‘言文一致’……我的做法是 ， 只保留个别的潮汕方言用词 ， 将其植入叙事 ， 像蝉蛹一样 ， 蜕掉累赘的外壳 ， 露出真身 。 不过这样一种语言 ， 是经过裁剪和修饰的 ， 它们附着于小说表面 ， 尚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风格 。 ”
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看 ， 我保留的多半是些习惯性用法 ， 如你举的这些例子 ， 另外就是模拟人物说话的口吻 ， 这个一般出现在对话当中 。 如果涉及到叙述的语句 ， 我多用通行的现代汉语 ， 但叙述语句里的个别动词我会用潮汕方言 ， 比如在《最后一次“普度”》中用“刣”替换“宰”“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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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生活指南》由中信·春潮新近出版
澎湃新闻：要写好你心中的潮汕小镇生活 ，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地域性”呈现上 ， 你更侧重“潮汕” ， 还是“小镇”？
林培源：中学初拾写作到现在 ， 我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家乡的小镇 。 即便去年出版的《神童与录音机》写到了北京 ， 也是乡镇和城市经验的交汇与碰撞 。 在我看来 ， 要写好小镇生活 ， 最主要是写活其中的“人” ， 《小镇生活指南》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 有庙祝、养蜂人、失孤父母、卖菜妇人、逃债的男子、游戏厅老板娘……不少朋友和我说 ， 读完集子 ， 他们记住了里面的人 ， 这是很让我欣慰的 。
在“地域性”的书写上 ， 潮汕和小镇是互为表里的 。 相比已经越来越同质化、城市化的城区 ， 乡镇才最大程度保留了地方特色 ， 对潮汕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 想吃地道的美食、看最正宗的祠堂 ， 了解传统民俗 ， 我能想到的 ， 也只有乡镇了 。
打个比方 ， 我喜欢吃糕粿（一种潮汕小吃 ， 也叫猪朥粿、豆糕粿） ， 城里流动摊贩做的 ， 就没有我们镇上大榕树下摆摊、卖了几十年的摊主做得好吃 。 我在小镇上长大 ， 读高中才去县城 。 高中三年住校 ， 除了学校周围那一带熟悉些 ， 我对县城其他地方是陌生的 。 可以说我几乎没有县城和城市生活的经验 。 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 小镇生活的片段、氛围、人物的形象和熟悉的空间 ， 就像潜意识携带的东西一样自然地冒出来 。 在我眼里 ， 小镇就是潮汕的代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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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的三山国王庙 ， 《小镇生活指南》故事发生地之一 。 林培源 图
澎湃新闻：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小镇生活指南》接连出版 ， 一部具有鲜明的魔幻性和隐喻性 ， 一部充满了日常烟火气 。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 那为什么说“它们都发轫于同一个‘原型故乡’？”这个“原型故乡”是什么 ， 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林培源：小说家本来应该让作品说话 ， 不要现身说法 。 但既然提到这个问题 ， 我就不妨闲话几句 。 我写小说 ， 和中学阶段对《百年孤独》《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痴迷不无关系 。 读高一的时候写的仍是些伤春悲秋的青春文学 ， 后来经文学社指导老师的点拨 ， 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青春文学里的城市、大学校园 ， 离我这个小镇青年太遥远了 ， 为什么要放着自己熟悉的地方不写 ， 而去写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我第一篇比较像样的短篇讲的是一个独居老人在春天的死亡事件 ， 当时读完余华的《活着》有感而发 ， 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 有了个良好的开头 ， 后来就陆陆续续写了一系列潮汕题材的故事 。 这里面又分出两种不同的小说路子 ， 一是追求技巧、形式（互文、元小说等） ， 带有些魔幻和寓言色彩的 ， 另一路是剔除掉这些外在、炫技的东西 ， 老老实实讲故事的 。 但不管怎么写 ， 最内在的现实经验还是来自小镇 ， 小镇的经验是基石 ， 将它抽掉的话 ， 恐怕我苦心经营的文学大厦就只有坍塌的份了 。
澎湃新闻：对于“小镇文学” ， 也有批评家曾质疑“千镇一面” ， 甚至认为存在“消费小镇”的嫌疑 。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质疑？
林培源：我们当下的文学是依托一套成熟的生产制度在运作的 ， 从写作、发表到出版流通 ， 再到被读者阅读、被批评家研究 ， 形成了一套话语方式 。 我并不认同“千镇一面”的说法 ， 如果存在 ， 那恐怕更多是因为作者写得不好 ， 而不是批评家看走了眼 。
另外 ， 的确存在你说的“消费小镇”的现象 ， 何止是小镇呢 ， 我们的乡村不也被消费了吗？快手、抖音……新媒体把很多原本日常的东西变成了奇观 ， 满足人的猎奇心理 。 但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这种猎奇 ， 而是去靠近、去触摸和呈现人的精神世界 。 在这点上 ， 我是个绝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拥护者 。 写作者需要和当下时代保持一定距离 ， 要带着批判性的目光 ， 去凝视、去质疑生活 。 我写潮汕小镇 ， 也不是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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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卖粿条面的小店 。 林培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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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饶平县汛洲岛 ， 游客正步行往码头准备登船 。 林锐彪 图
从潮汕小镇 ， 望向更多人共同的精神困境
澎湃新闻：我发现在《小镇生活指南》里 ， 《躺下去就好》《最后一次“普度”》《秋声赋》都写到了“父子关系” ， 尤其《濒死之夜》更让我想到你的长篇小说《以父之名》：小说主人公都身处“失父”的困境 ， 试图去异乡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归依 ， 最后无功而返 。 为什么对“父子关系”这一命题格外关注？
林培源：不单是你提到的这些 ， 《神童与录音机》里的几篇如《消失的父亲》《诞生》也写到了父子关系 ， 我曾说那是一部“父子之书” ， 而《小镇生活指南》更多写到了女性 。 如果非得找个理由的话 ， 可能我在潜意识里把潮汕当成了一种“父权制”的象征 。 我是家里也是家族这一辈唯一的“男丁” ， 从小生活在一种“光宗耀祖”的压力之下 ， 长大后从事文学 ， 又和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么说露骨了些 ， 不过话说回来 ， 现实生活中我和父亲相处得不错 ， “家人父子”那一套伦理在我身上很牢固地存在着的 。 这好像又是矛盾的 。
澎湃新闻：确实 ， 《小镇生活指南》里许多故事写到了“重男轻女” ， 写到了女性的被动与卑微 ， 比如越南新娘陈文瑛、单亲妈妈慕云、因为儿子被拐而发疯的张翠霞、独自养育一双儿女的张寡妇……你对小镇女性生存境况的观察与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培源：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 。 在计划生育时代 ， 身边有为了偷偷生二胎而将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的 ， 现在也有连生了几个女儿还不罢休的 ， 这些现象当然不是普遍的 ， 但极端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对我刺激很大 。 如果非要找一个开端的话 ， 我的反思可能从2014年写《奥黛》的时候就付诸笔端了 。 2016年出版的长篇《以父之名》是从《奥黛》那里“长”出来的 ， 里面的信德老人年轻时候娶了个越南新娘 ， 但生不出孩子 ， 最后不得不去“借种” 。
澎湃新闻：《奥黛》确实让人印象很深 。 其实《小镇生活指南》里的其他故事也多以小家庭为单位 ， 无论衣食住行、岁时节俗都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 但在我看来 ， 小说里写到的人性之谜与人生之苦其实超越了地域 ， 指向了人类共同的更为广大的精神困境——已经很努力地想过好日子 ， 但总有意外击碎一切努力 。 书名叫“指南” ， 有想给这个困境找出一个方向吗？
林培源：我觉得你的解读很好 。 取名《小镇生活指南》又冠之以“潮汕故事集” ， 我是有些忐忑的 ， 毕竟我眼中和笔下的小镇并不能代表整个潮汕 ， 它可能更多指向80后、90后这一代在乡镇长大的潮汕人的集体记忆 。 书名原本是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 ， 后来那篇小说改了题目 ， “小镇生活指南”就用来做书名了 。 这多少有点讨巧的意思 ， 毕竟很多读者关注这本书是从书名开始的 。 名为“指南” ， 但小说写到的多是破碎的、被命运摧折的人生 ， 谈不上指明道路 。 鲁迅的很多小说都写了人“无地彷徨”的状态 ， 《小镇生活指南》也希望向此靠拢 。 所以说这个书名是带有些反讽意味的 。
澎湃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 潮汕是一个乡土秩序极强、传统观念极深的地方 。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 ， 你认为老家的传统秩序维系面临着哪些冲击？这些冲击对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哪些影响？
林培源：我不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 没法从学理和知识体系上对你提出的问题做准确概括 。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 对生活在本地的人来说 ， 宗族秩序依然是个具体且强大的磁场 ， 婚丧嫁娶 ， 总要亲戚帮忙 ， 做生意的 ， 也要借助人脉关系 ， 有个朋友在银行工作 ， 刚入职时为了冲业绩 ， 需要从内到外 ， 向亲朋好友拉存款……可以说 ， 宗族秩序还是个人依靠的基石 。 潮汕人讲求“人情世事” ， 除了逢年过节 ， 平时也注重礼尚往来 。 说个有趣的细节吧 ， 在我老家 ， 父母一辈人的交往基于一种近乎前现代的信任感 ， 互相串门无需事先打招呼 ， 别人送自家种的水果 ， 比如青枣、荔枝、龙眼、火龙果之类 ， 如果碰到我们家没人 ， 就会放到门口 ， 不用担心会给人拿走 。 我的父母会判断这是谁送的 ， 下次家里有了好吃的再送过去 。 但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的交往方式了 ， 去别人家总要先打招呼 ， 掐准了时间去 。 我们镇上每年正月初十、十一都有游神赛会 ， 今年因为疫情取消了 ， 社日到宫庙内祭神（俗称“拜老爷”）也禁止了 ， 乡里人也都配合 。 春节虽然冷清了不少 ， 但大家不会觉得不妥 ， 日子照旧过 。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 ， 传统秩序的内在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 不过人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价值认同等却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 不管是在年轻一代还是老一辈人身上 ， 变化都确确实实发生了 。 《小镇生活指南》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去捕捉这些变化 。
小镇“局外人” ， 慢慢学会和周遭相处
澎湃新闻：《小镇生活指南》里写到了很多“去异乡”的小镇人 ， 有为了帮女儿带外孙去深圳的蓝姨 ， 有在福建学开男式摩托的姚美丽 ， 有外出务工的庆喜……在城市化进程中 ， 小镇的人口出现了巨大的流动 。 你怎么理解这些人的“去与回” ， 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
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并不是只写小镇无涉其他 ， “去异乡”也是小镇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 《青梅》里的蓝姨代表了一个女性群体 ， 她们大半辈子也没有去过大城市 ， 在高铁还没普及的时代 ， 为了子女 ， 她们坐大巴 ， 提着家乡物产 ， 大包小包 ， 寒来暑往 ， 也是一个现象 。 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女性长辈 。 《奥黛》《青梅》写的是到城市里生活的中年男女 ， 《姚美丽》《拐脚喜》《濒死之夜》写的是从外地归来的年轻人 。 在写这些人物时 ， 我着重的还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无奈的、被现实打回原形的 ， 找不到出路而走向寂灭的……印象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 ， 犯罪率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提高 ， 拐卖儿童、偷窃等时有发生 。 我们潮汕话里称外地来的讲普通话的人为“外省仔” ， 带有些排外的、不太友好的色彩 ， 可惜我很少写这类人物 ， 唯一涉及的是《姚美丽》里为歌舞团开车的哑巴司机 。 姚美丽和哑巴司机相遇 ， 一个说话 ， 一个沉默 ， 那种微妙的关系和情态 ， 是这个小说里很动人的片段 。
澎湃新闻：是的 。 许多人恰是在离开家乡之后 ， 才重新审视自己与故土的关联 。 十几年来 ， 你一直辗转各地求学和生活 ， 从珠三角到北京 ， 中间还去美国访学一年 。 在熟悉的故土面前 ， 你是陌生的“异乡人” ， 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 ， 也无法重新适应成长的故乡 。 但我好奇的是 ， 小镇“异乡人”这一身份 ， 给你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林培源：我觉得 ， 一个作家写什么题材似乎是命定的 。 1994还是1995年 ， 我头次出远门 ， 跟我爸一起搭乡里的货车去深圳探亲 。 那时要办边防证才能入关 ， 我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普通话 ， 我爸则几乎不会 。 我们入关后折腾很久 ， 才跟的士司机讲明白要去的目的地 。 我爸普通话发音不准 ， 把“罗湖”说成“罗福” 。 在深圳的那个暑假 ， 我开了眼界 ， 除了学好普通话 ， 就是暗下决心长大后要到大城市生活 。 那时候深圳给我的冲击太大了 ， 我从小性格比较敏感 ， 下乡人的自卑和落差大概就是从那时冒出来的 。 后来一路求学 ， 到外地生活 ， 那种自卑演变成了焦虑 ， 即使投身写作 ， 出了书 ， 读了博士 ， 焦虑感还是挥之不去 。 到现在 ， 我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夹心饼干里的那块小小的“夹心”——不过我有一种能力 ， 不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 ， 总是可以抽开身 ， 用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来打量自己和周边的世界 。 我写小镇可能也受这种经历的影响吧 ， 可以和人物共情 ， 也可以拉开距离 ， 变成一个“冷漠”的叙述者 。 我喜欢加缪的《局外人》（这部小说也被翻译成《异乡人》《陌路人》） ， 用“小镇异乡人”来形容自己 ， 倒不如用“局外人” ， 后者可能更贴切 。
澎湃新闻：未来你可能回家乡生活吗？离开家乡 ， 来到外面的大城市 ， 无论留下或是离开皆需要很大勇气 。 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纠结 ， 所以好奇你有过这样的困惑时刻吗？
林培源：我未来不会回老家工作 ， 不过父母在老家 ， 根在那里 ， 从情感上来说是割舍不断的 。 随着年岁的增长 ， 我变得宽容一些 ， 可以和过去、和曾经极不喜欢的家乡达成某种和解 。
但是回过头来看 ， 在几个重要的节点 ， 比如本科毕业、考研、读博上 ， 我是有过恐惧和动摇的——万一失败了 ， 就要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命运 。 可以说 ， 我自己身上有一套非常偏执甚至固执的成功学：一路念书 ， 希望摆落在身上的那种将我“拉回来”的力量 。 人最怕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 我一直追求的就是这样的自由 。
澎湃新闻：说到一路念书 ，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 ， 从深圳大学到暨南大学再到清华大学 ， 你的青春时光和读书是密不可分的 。 《秋声赋》这篇写到了因为没钱上大学而发疯的阿秋 ， 让人很是感慨 。 按照另一篇主人公姚美丽的说法——“（小镇）是块贫瘠的盐碱地 ， 长不出什么好果子来 ， 即使没有游戏厅 ， 还是有其他新鲜东西闯进来‘误人子弟’的 。 ”就你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 读书对于小镇青年而言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林培源：《秋声赋》主人公的原型是我一个小学同学 ， 《姚美丽》则更多是虚构 ， 他们形成了某种关联和对照 。 目前来看 ， 对小镇青年而言 ， “读书”可能是最稳妥也是最公平的一种改变命运、摆脱自身所处境地的渠道之一 。 从个人成长的层面来看 ， 我是通过读书、求学走出小镇的 ， 所以我一直相信知识的力量 。 但我对读书这件事并不“迷信” ， 想要改变命运 ， 并不只有读书这种方式 。
澎湃新闻：你说“《小镇生活指南》中收录的作品 ， 大部分写于 2012 年到 2017 年间 ， 它们代表了我对文学最初的认知和理解” 。 这段时间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为什么说是“对文学最初的认知和理解”？这些认识和理解到了今天 ， 有些什么变化吗？
林培源：我集中精力写中短篇小说是从2012年开始的 。 那时在广州读研 ， 课业相对轻松 ， 当时还没有抱定考博的念头 ， 所以课余时间全拿来写小说了 。 写完了小说 ， 我会发给身边的师友看 ， 打电话交流 。 后来考博 ， 写小说的热情骤降 ，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 现在回过头去看 ， 读研的三年是很快乐的 ， 每个月都沉浸在创造的快乐之中 ， 很纯粹 ， 也很难忘 。 我对短篇小说的认识 ， 怎么写 ， 写什么 ， 细部如何刻画 ， 措辞如何讲究 ， 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等等 ， 也是从那时候才笃定起来的 。
2013年 ，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读了《金瓶梅》 ， 后来尝试着用一种略带古雅的现代白话写了一篇叫《白鸦》的小说 。 这个小说我至今还很喜欢 ， 它为我撑开了观察现实别样的角度 。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讲到珀修斯用盾牌做镜子杀死了不能直视其眼睛的美杜莎 ， 以此说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 我想 ， 我“对文学最初的认识和理解” ， 也可以用卡尔维诺举的例子来说明 。
我在《小镇生活指南》“后记”里提到我们的写作总是受到“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调教” ， 实际上 ， 我一开始对文学的认知也是受文学经典影响的 ， 但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 ， 慢慢地就摆脱了阅读施加的影响 ， 转而朝向生活经验 ， 注重从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去寻求对文学的理解 。 如果说对文学的认知有变化的话 ， 就是不再对“文学”那么“痴迷”了 ， 有了更宽容的态度 ， 也尝试着更用心地去观察当下所处的世界 ， 理解自身和他人的痛苦 。 我现在觉得 ， 文学是用来盛放“世道人心”的一个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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