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揭秘:解决“四人帮”到底是谁最先提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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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 , 首都军民游行 , 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 , 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 , 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 。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 , 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 , 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 。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 , 政治风险极大 。笔者猜测 , 出于谨慎和保密 , 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 , 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 。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 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

从回忆和口述看 , 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 。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 , 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 , 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 , 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 , 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 , 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 , 或者知情 。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 , 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 。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 , 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 , 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 。需要说明 , 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 , 亦部分参与了事件 , 了解一些情况 , 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 , 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 , 虽属第一手资料 , 但不宜简单采信 , 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 , 或证实 , 或证伪 , 或存疑 。本着上述要求 , 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 , 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 , 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 , 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 , 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 , 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 , 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 , 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 , 后年解决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 , 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 。毛泽东所说的“解决” , 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
那么 , 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 , 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 。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 , 毛泽东生前 , 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 , 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 。据对云杉的访问 , 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 , 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 。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 , 他去看望叶剑英 , 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参见《叶剑英传》 ,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 , 曾去看望叶剑英 , 叶谈了当前形势 , 还开着收音机谈话 , 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 , 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德生回忆录》 ,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 , 《叶剑英年谱》称 , 毛逝世后几天 , 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 , 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 。(《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 ,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 , 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 。《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 , 表明华、叶商谈之前 , 叶、汪已经议论过 。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 , 《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 , 则有详述 。据武健华说 , 9月12日至10月4日 , 叶、汪曾四次密谈 。9月12日 , 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 , 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 , 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
9月15日 , 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 , 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 。会见外宾后 , 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 , 再次同汪交谈 , 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 , 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 , 甚至倒退失败” 。(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 ,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 , 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 。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 , 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 , 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 。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 , 与《叶剑英年谱》不一 。查《人民日报》 , 9月11日至14日 , 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 , 15日未去 。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 , 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
也有人说 , 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 , 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 。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 。叶选基的根据 , 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 , 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 , 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 , 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 。寥寥几句 , 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关于叶、华这次谈话 , 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 , 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 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
据熊蕾所述 , 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 , 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 。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 , 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 , 表示了对叶的敬重 。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 , 一是治国方针 ,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 “一纲”是阶级斗争 , “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 , 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 , 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 , 叶提醒注意民兵 , 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 , 不能搞多中心 。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 。(熊蕾《1976年 , 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 《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看来 , 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 , 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 , 则根据不足 。
四人帮|揭秘:解决“四人帮”到底是谁最先提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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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 , 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 , 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在这一斗争中 ,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 。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 , 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 。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 。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 , 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 , 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 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 , 华答:“下了 , 现在不能再等待了 。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 , 采用什么方式好 , 请你考虑 。如果你同意 , 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 , 征求他的意见 , 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9月14日 , 他去北京西山 , 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 1980年11月29日 , 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 ,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 , 华国锋去李先念家 , 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 。如果不抓紧解决 , 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9月13日 , 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 。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 , 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 。因为他说过 , 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 , 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 , 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 , 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 , 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13日 , 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我所了解的华国锋》 , 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 , 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 。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 , 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 , 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 。叶选基说 , 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 , 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 。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 。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 。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 , 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 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 。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 。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 , 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 。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 , 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 。《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 , 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 , 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 , 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 。他说 , 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 , 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 , 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 , 免得被动” 。汪同意李鑫的想法 , 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 。9月14日晚 , 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 , 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 , 参见《耿飚回忆录》 , 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但《叶剑英传》称 , 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 , 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 , 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 。华“听进去了” , 但没有明确态度 , 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 , 李鑫向华汇报时 , 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 , 所以 , 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 , 吴德的口述 , 还有熊蕾的文章 , 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 , 但基本情节相同 , 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 , 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 , 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 , 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 , 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 , 时间相差一天 。第二 , 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 , 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 , 《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 。三个说法 , 前两个相差一天 , 后一个则差了十天 。第三 , 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 , 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 。据华说 , 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 。《叶剑英年谱》记载 , 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 。也就是说 , 李带话之后 , 华、叶的第一次面谈 , 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 。细究起来 , 《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 , 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 , 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 , 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 , 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 , 汪的态度很明确 , 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也就是说 , 叶、汪密谈前一天 , 华、汪已经谈过此事 。果真如此 , 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 , 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 。但武健华所记 , 丝毫没有提及 。谁的记忆有误 , 一时尚难判定 。
四人帮|揭秘:解决“四人帮”到底是谁最先提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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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24日 , 中共十大在京召开 , 汪东兴(右)和吴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 , 出于保密 ,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 ,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
据前引史料 , 至迟到9月14日前 , 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 ,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 。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 , 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 。1977年3月 , 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 。他找到我那儿 , 和我商量 , 他说 , 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 1977年3月22日 。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 , 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 , 9月21日 , 叶剑英到他住处 , 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 。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 , 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 。(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 , 由于两位都已故去 , 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 , 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 。
据叶向真说 , 这是叶剑英的安排 。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 , “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 , 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 , 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 , 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 , 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 。所以要一动不动 , 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 , 这就是叶帅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 也不能走来走去 。”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 , 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汪说 , “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 , 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 。(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 , 《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 , 商议过程中 , 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 , 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
有意思的是 , 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 , 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 。据吴德口述 , 大约是(九月)十几号 , 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 , 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 , 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 。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 , 没有再往下深谈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 , 他说:(1976年)9月16日 , 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 。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 话音刚落 , 有位同志就说 , 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 , 其他人没有发言 , 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 。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 , 只能个别串连 。(《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 , 2000年5月20日 。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 , 情形基本一致 。与吴德口述对照 , 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 , 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 , 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 。据吴德口述 , 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 , 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说 , 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 。也就是说 , 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 , 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 , 除了政治局成员外 , 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 , 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 。《叶剑英年谱》记载 , 9月21日 , 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 , 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 , 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 , 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 , 应陈云要求 , 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 , 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 , 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 。据陈云说 , 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 。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 , 事情已商量好 , 请他放心 。(《聂荣臻回忆录》下 ,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 , 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 , 叶剑英就找了粟裕 , 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 , 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了解了部队情况 , 向叶作过汇报 。(《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 ,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 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 , 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
上述情况还说明 , “四人帮”积怨甚深 , 毛泽东逝世前后 , 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 , 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 , 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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