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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他们，是生命的接力者( 二 )


在宁波 ， 像汪敏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有21名 ， 其中有4名是移植医院的专职协调员 ， 除汪敏外 ， 还有鄞州区第二医院的章娉、李翊儿和赵钰石 。 联系上章娉时 ， 她正在余姚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每周总有两三天 ， 她和医院的另两名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会去各区县（市）的医疗机构走访一遍 ， ICU、急诊科 ， 是她们的必到之处 。
2007年 ， 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 标志着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法制化进程；2010年3月 ， 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 开始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 ， 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 ， 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 ， 宣传动员、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协调成功率不足三分之一

“协调器官捐献难吗？”“难！”章娉告诉采访人员 ， 鄞州区第二医院是宁波市有移植资质的医院 ， 医院有专职协调员3名 ， 每年捐献量占全市器官捐献量的60%左右 。 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经9年了 ， 成功协调了百余例器官捐献 。 协调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只有20%-30% ， 每一例成功捐献的背后 ， 是协调员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 “绝大多数是被拒绝的 。 ”章娉无奈地说 。
2019年夏天 ， 鄞州区第二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年女子 ， 她刚从老家来到海曙古林打工 ， 却不幸从一辆农用车上掉下来 ， 导致颅脑严重受损 。 面对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母亲 ， 闻讯赶来的儿子悲痛欲绝 。 章娉等人几次上前和女子的家人交流 ， 除了她儿子 ， 其他人都同意病人走后捐献器官 。 她儿子说 ， 爸爸早逝 ， 是妈妈独自一人千辛万苦将兄妹俩养大 ， 他虽然理解支持器官捐献 ， 但不忍心让妈妈走后再挨一刀 。 章娉说 ， 患者在ICU躺了20多天 ， 她们和其家属沟通了20多天 。 其间 ， 那个小伙子两次同意帮妈妈捐献器官 ， 但又两次反悔 。

而这样的“失败” ， 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曾经碰到无数次 ， 他们遭遇的质疑和压力 ，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 汪敏说 ， 很多次 ， 当她急匆匆赶到家属面前时 ， 家属却抱歉地告诉她：“对不起 ， 我们现在不考虑器官捐献！”更有甚者 ， 她还未开口 ， 家属已经大吼着让她“滚”她虽然感觉委屈 ， 但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 。
按照相关规定 ， 器官捐献 ， 必须经过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等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同意 。 很多时候 ， 直系亲属因承受不住来自亲戚朋友的压力 ， 最终未能在文件上签下“同意”二字 。 章娉认为 ， 让遗体保持完好的传统观念 ， 仍是器官捐献面临的最大阻力 ， 而另一个阻力来自某些社会舆论 。 “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 他们同意捐献 ， 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 他们担心自己的善行被世人误解 。 ”章娉说 。
不过 ， 令协调员们欣慰的是 ， 这几年 ，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正在转变观念 。

去年12月 ， 象山林女士和一对女儿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帮助脑梗后去世的丈夫捐献一肝两肾 。 可是 ， 林女士一家的决定受到了家族部分成员的反对 。 启动捐献那天 ， 家族多名成员来到李惠利医院 ， 阻挠器官捐献 。 林女士和女儿用大义说服了这些亲戚 ， 最终 ， 亲戚决定尊重林女士一家人的决定 ， 并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厚礼送给有需要的人 。
也是在去年 ， 慈溪一对母子不幸遭遇车祸 ， 双双离开人世 。 同时失去妻子和儿子的乐先生悲痛欲绝 ， 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 ， 他主动联系当地红十字会 ， 帮母子俩捐献器官 。 后来 ， 儿子捐献了一肝两肾和一对眼角膜 。
2011年 ， 我市实现器官捐献1例 ， 2012年16例、2013年11例、2014年25例、2015年30例……捐献者中 ， 年龄最小的出生才29天 ， 最大的66岁 ，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 送出了最宝贵的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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