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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知见|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古人如何应对洪涝灾害

今年入夏以来 ， 从南到北各地水灾多发 ， 防汛抗洪救灾成为热点 。 事实上 ， 洪涝灾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常面对的自然灾害 。 因此 ，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洪涝灾害斗争的历史 。 那么 ， 在我国古代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 古人又是如何应对洪涝灾害呢？
灾害知见|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古人如何应对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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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抗洪有法可依
自古以来 ， 我国人民有着丰富的应对防御洪涝灾害的经验和做法 ， 同时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 ， 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 。 较早记载应对洪涝做法的是《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 ， 时雨将降 ， 下水上腾 。 循行国邑 ， 周视原野 ， 修利堤防 ， 导达沟渎 ， 开通道路 ， 毋有障塞 。 ”
最早的防洪法规应该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 ， 按九里堤捍护都城 ， 用防水患 ， 今修筑竣 ， 告尔居民 ， 勿许侵占损坏 ， 有犯 ， 治以严法 ， 令即遵行” 。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 ， 当地地势低洼 ， 修建这条堤用以保护成都的防洪安全 ， 所以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格外重视这个防洪堤的保护 。
到了唐代 ， 在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中 ， 对水利防汛有专门的条款规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 ， 刺史、县令以时检校 。 若须修理 ， 每秋收讫 ， 量功多少 ， 差人夫修理 。 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 ， 先即修营 ， 不拘时限” 。 唐代还专门颁布了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 ， 其中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定 ， 使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
而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 ， 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 ， 应该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 。 这部《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 ， 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 ， 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 ，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汛期 ， 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 ， 不得有误 。 第二 ， 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 ， 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 ， 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 ， 维修加固堤防 。 第三 ， 规定河防紧急时 ， 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 并可以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传递防汛情况 。 第四 ， 奖功罚罪 ， 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 ， 都要上报 ， 由国家据情处理 。 同时还规定河防军夫有的假期、医疗保障、紧急情况增派夫役上堤等 。
金代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 ， 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 明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修筑堤防总考略》 。 《修筑堤防总考略》共十条：审水势 ， 察土宜 ， 挽月堤 ， 塞穴隙 ， 坚杵筑 ， 卷土埽 ， 植杨柳 ， 培草鳞 ， 用石甃 ， 立排桩等 。 《护守堤防总考略》针对堤防溃决提出了四种管理措施：立堤甲 ， 免重役 ， 置铺舍和严禁令等 。
到清代的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 在荆江堤防修守制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 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荆江堤防溃决 ， 损失惨重 ， 恢复重建后订立了12款修守章程 ， 规定比较明细 。 清代对紧急防汛抢险事务也制订了专门法规 。 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 ， 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著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条等 ， 均为应对洪涝灾害提供了技术和法律依据 。 此外 ， 在《大清会典事例》中有防洪法规汇集共计十九卷 ， 内容包括：河防官吏的职责 ， 河兵河夫、经费物料、疏浚、工具、埽工、坝工、砖工、土工等的施工规范 ， 工程质量保证和事故索赔 ， 种植苇柳以及河防禁令等内容 。
监测预警设施完善
在应对洪涝灾害上 ， 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 。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 ， 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 ， 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所以 ， 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
史料载 ， 从大禹时代起我国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历代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 。 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 ， 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见遗迹 。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 。 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 ， 几乎常年没于水中 ， 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 ， 古人会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 从唐代起 ， 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 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 白鹤粱石鱼题刻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 ， 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 因此 ， 白鹤梁是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 ， 显示了我国古代水文监测的历史成就 。
在宋代 ， 水文监测更加规范完善 ， 技术手段更加先进 。 那时 ， 在今江苏苏州吴江上立了两座水则碑 ， 史料记载 ， 建于1120年 。 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 ， 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 ， 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 当时规定水位位于一划处 ， 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 ， 极低田地会受灾；超过三划 ， 低田受灾……超过七划 ， 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 。 如果有一年洪水位特别高 ， 即在水则碑刻上：该年水至此 。 该水则碑刻写的最早年份是1194年 。
由此可知 ， 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 ， 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 。 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 ， 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 ， 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
洪水预报办法多
应对洪涝灾害 ， 洪水预报和报警很重要 ， 古人称为“汛情奏报” ， 也称“报汛” 。 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先秦时 ， 已形成了“报汛制度” 。 《秦律·田律》中 ， 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 ， 要及时报告降雨量 ， “稼已生后而雨 ， 亦辄言雨少多” 。 此后 ， 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 。 东汉时期还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 ， 据《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 ， 郡国上雨泽 。 ”北宋则规定 ， 在整个汛期 ， 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 ， 随时报汛 。 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 ， 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 ， 责任到人 ， 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
出现汛情 ， 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 ， 便于协调指挥应对洪涝灾害外 ， 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转移避险 ， 在没有现代通信设施的古代 ， 都采取哪些报警手段呢？古代官府设置了报汛驿站 ， 报汛又叫“水报” ， 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 。 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 ， 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 。
所谓“羊报” ， 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 ， 报警差役带着水签 ， 乘充气羊皮筏 ， 从上游而下 ， 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 ， 陆续投掷报汛 。 清张九钱在其《洛中集》中对“羊报”作了详尽的记载 ， 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 ， 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 ， 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 ， 如水位超刻痕一寸 ， 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 。 当测得险情时 ， “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警讯“水签” ， 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 ， 随流漂下 ， 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 ， 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 ， 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 这种“羊舟”也很独特 ， 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 ， 晒干缝合 ， 浸以青麻油 ， 使之密不透水 ， 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 ， 颇似皮筏 。 “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 。 古代的“羊报”过程中 ， 报警差役经常遭遇很多困难 ， 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 ， 早已饿死、撞死或溺亡 ， 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 他们为了防汛抗洪真是出了大力 。
“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 ， 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 。 古代黄河常决口 ， 淹没农田村庄 。 因此 ， 在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 。 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 ， 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 ， 快马迅驰 ， 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 这种水报属接力式 ， 站站相传 ， 沿河县份皆备良马 ， 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 ， 一旦发现洪灾 ， 即通知马夫接应 ， 逐县传到开封为止 。 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 ， 竟比洪水还要快 。
到了明代 ， 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更是总结出的一套可行的报警方法：如果出现险情 ， 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 ， 发出紧急抢救信号 ， 提醒抢修 ， 安排群众转移 。
城防和河防并举
在应对洪灾害上 ， 古代也是方法多多 。 尤其是加强城市防洪 ， 更是未雨绸缪 。 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 。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记载：“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 ， 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垃圾淘决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遇春时 ， 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 ， 哲宗元祐四年诏：“京城内汴河两岸 ， 各留堤面丈有五尺 ， 禁公私侵牟” ， 可见河道清障在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 。 明朝设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 。 清顺治元年定令“若旗民淤塞沟道 ， 送刑部治罪” 。 真是平时多出力 ， 汛时少损失！
到了汛期 ， 古代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 ， 对城市的内河沟渠 ， 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 ， 在进城处设置水门 ， 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 ， 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 。 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 ， 既方便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的通过 ， 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 ， 又形成了有效的屏障 。 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水窗 ， 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 ， 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自行阻断 。 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 ， 平时管护极为简单 。
古代重要城市如长安、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对供水河道管理很严 ， 历代订有专门制度 。 唐代文献中保存了两条有关城市排水的资料：一条是某甲宅中修排水渠将污水排往宅外街道被告发；另一条是某乙将家中污水排往邻街 ， 被县令责杖六十下 。 乙上诉 ， 认为责杖六十不合法 ， 请求“依法正断” ， 答案认为应判乙胜诉 。 可见当时已有城市排水法细则 。
明代西安原有龙首渠供水 ， 但只够东城使用 ， 成化元年（1465年）兴建广济渠 ， 引交河、皂河入西城 ， 工成后建《新开通济渠记》碑 。 碑阴刻有水规十一条 ， 其中规定：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间 ， 每里设夫二名 ， 负责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树 。 又设老人（夫头）四名领导维修工作 ， 每月初一、十五赴宫中汇报情况；西城引水河上有水磨一座 ， 其北有窑场一所 ， 附近修堤修渠费用由其收入中开支；城内渠旁不许开饮食店或堆放粮食 ， 以防老鼠和害虫打洞 ， 确保汛期堤坝安全 。
清代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发达 ， 由于是都城 ， 管理制度严格 。 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京城内外所有河道沟渠事务每年派一名“直年大臣”总管 ， 当时内城共有排水大沟（大街两旁排水沟）30533丈 ， 小沟（巷沟）98100多丈 ， 大小沟相互灌注 ， 并与护城河和有关排水河道高程用水准仪统一抄平；每年二月开冻后至三月底止统一进行疏浚和维修 。 保证了汛期排水通畅 ， 避免出现汛情 。
对于河防 ， 古代也是高度重视 。 北宋对汴河管理同样不敢懈怠：为了满足航深要求 ， “每岁自春及冬 ， 常于河口均调水势 ， 止深六尺 ， 以通行重载为准”；由于黄河主溜有时迁徙 ， 因此每到春天就征调大批民工重开汴口；而当黄河主溜顶冲时 ， 汴河进水过多 ， 又需通过运河上的洩水闸坝泄洪；当河水位增至七尺五寸时 ， 即派禁兵三千上堤防洪 。 为使其“浅深有度 ， 置官以司之 ， 都水监总察之” 。 即使在汛期也能保证航运的安全 。
【灾害知见|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古人如何应对洪涝灾害】明代还兴建了大型的水闸 ， 以控制水位 ， 保证汛期调节水位和航运安全 。 浙江绍兴的三江闸是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大型排水闸 。 绍兴近海 ， 潮汐咸水涌入 ， 沿江居民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没有保证 。 建闸以后 ， 潮水盛涨时下闸挡潮和蓄积内河淡水 ， 潮退时则开闸排涝 ， 因此闸门的运用对于保护绍兴平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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