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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前世今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 ， 历时四年 ， 于永乐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类书 。 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 ， 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 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 ， 搜集极为宏富 。 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全书编成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 ， 装成11095册 ， 总字数约3.7亿字 ， 皇帝赐名为《永乐大典》 。
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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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成书于南京 ， 书成后未能刻板 ， 只抄写一部 。 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时 ， 命令撰修陈循挑选文渊阁藏书 ， 共装100柜 ， 与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 。 大典到京 ， 贮于文楼 ， 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 。 正统六年(1441) ， 北京文渊阁建成 ， 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 ， 大典则仍贮文楼 。 正统十四年(1449) ， 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 ， 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 ， 荡然无存 。 自此 ， 贮于北京皇宫文楼中的大典遂成孤本 。
嘉靖三十六年(1557) ， 北京宫中失火 ， 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 。 明世宗朱厚熜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 ， 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 。 为了预防不测 ， 他还决定重新抄录一部副本 。 此事搁置了几年 ，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 ， 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 ， 正式开始抄绘 。 重录前 ， 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 ， 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 ， 誊写人员早入晚出 ， 登记领取大典 ， 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 ， 做到内容一字不差 ， 规格版式完全相同 ， 每天抄写三叶 ， 不得涂改 ， 也不允许雇人抄写 。 这些严密有序的举措 ，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 重录工作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辞世时尚未竣工 ， 直到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 ， 共费时五年 。
明朝灭亡之后 ， 《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 ， 或称殉葬永陵 ， 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 ， 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 。 世人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也正是这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 。 只不过 ， 这一卷所辑录的全是古典戏文 ， 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剧本 ， 非常珍贵、至为难得 。
其实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记载宋元剧本的 ， 共计二十七卷之多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这一卷 ， 只是统归为“戏”字号、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 ， 而且还是其中的最后一卷 ， 是一部已经损失严重、很不完整的残本 ， 但却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永乐大典》“戏”字号残本 。
迁台秘史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何时迁往台湾 ， 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又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 ， 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 ， 理应为后世所铭记 。
据史料记载 ， 大典嘉靖副本贮藏于皇史宬配殿约150年 ， 到清雍正年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 。 从此 ， 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清廷朝臣们频繁借阅 ， 也因之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 。 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 ， 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 ， 约1000册 。
清代嘉庆、道光间 ， 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 ， 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 ， 又被官员大量盗窃 。 此外 ， 咸丰十年（1860） ， 英法联军侵占北京 ， 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 ， 丢失大典更不计其数 。 其中 ， 尤以英军抢掠最多 ， 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 。 光绪元年（1875）修缮翰林院建筑时 ， 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 实际缺失已达6000册以上 。
另据记载 ， 光绪二年（1876） ， 清查大典库存数量之后短短一年时间 ， 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 ， 竟只剩下800册 。 光绪二十六年（1900） ，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 ， 翰林院成为战场 ， 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 ， 还遭人为抢劫 ， 翰林院所藏大典副本至此全部化为乌有 。 各国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 ， 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可能就在此时远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国 。 直至1920年 ， 叶恭绰（1881-1968）赴欧洲考察实业 ， 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 ， 意外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
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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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绰
1931年 ， “九一八”事变以后 ， 华北局势动荡不安 ， 政府下令古物南迁 。 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部分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 ， 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 。 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 ， 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 ， 以此避免意外发生 ， 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
当时北平图书馆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 ， 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 ， 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1905-1980）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 ， 是著名文献学家 ， 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 。 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采访组组长的他 ， 正着力访求各类流散民间的珍贵古籍 ， 因见部分《永乐大典》遗失海外 ， 国内无存 ， 甚为痛心 ， 便有意将境外之《永乐大典》进行抄录 ， 以补馆藏不足 。 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当然引起了赵的重视 ， 他迅即组织人力 ， 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 。 所谓“景钞” ， 也即“影钞” ， 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种人工复制 ， 即是按照原书原有行格、篇幅、字数、字体进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复制 ， 类似于现代复印技术 。
值得一提的是 ， 赵万里可能还是国内最早撰文、专门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 。 赵氏所撰《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 ， 并附有一页珂罗版书影 ， 刊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3、4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之中 ， 是年为1929年 。 这期“专号”中 ， 赵连撰三篇论文 ， 一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 ， 二为《馆藏永乐大典提要》 ， 第三篇即为《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 。 可以看到 ， 在综述他所经历的《永乐大典》收藏、访求、研究史中 ， 专列一文来探讨《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关内容 ， 足见其对这部大典残本的浓厚兴趣 。
赵万里对馆外《永乐大典》的访求、抄录副本工作从193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 ， 在历时近20年的抄录工作中 ， 经其组织抄录的这些《永乐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极其珍贵 ， 绝大部分均难得一见 ， 独具文献价值 。 从现存的赵万里所抄副本情况来看 ， 大部分为红格誊抄本 ， 但并非所有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复制的“景钞” 。 究其原由 ， 无非有两种 。 一是所据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写本 ， 而是清代各类官方或私人的过录本 ， 没有必要“景钞”；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 ， 或时间仓促 ， 没有足够的主客观条件予以“景钞” 。
可以说 ， 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 ， 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 ， 这一景钞本也成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 。 在这一景钞本的基础之上 ， 又陆续有若干种仿钞本、精钞本诞生 ， 均是馆方或者学者再次录副的结果 ， 其中一种还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1898-1958)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 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 ， 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比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 ， 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 。 那么 ， 叶氏所藏的原本 ， 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事实上 ， 在北平图书馆景钞本诞生之后 ， 国民政府决意古物南迁之前不久 ， 1931年5月 ， 由北京大学马隅卿等人发起的“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 ， 又主持铅字排印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此书就是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的 。 为什么没能用叶氏所藏的原本作底本校印 ， 或者说为什么不直接以原本影印出版 ， 恐怕与当时原本根本就没在北京有一定的关系 。 其实 ， 叶恭绰本人早有将原本影印出版、以广流传的想法 ， 并没有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意思；他还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亲撰跋文 ， 简述了原本发现经过 ， 也提到“亟愿此书流通”“影印姑待他日”云云；在马隅卿等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出版之际 ， 他表示“乐观其成” 。
或许 ， 由于叶恭绰已经预料到了战事的危急 ， 此时已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转移秘藏 。 此举虽然让后来的学者们未能一睹真容 ， 一时也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 ， 不得不以景钞本为底本来排印出版 ， 这多少有些遗憾 ， 但毕竟保全了国宝 ， 在行将来临的战乱中及时做出了果断抉择 。
1933年5月 ， 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 ， 以防不虞 。 接电后 ， 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 ， 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 。 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 ， 不得而知；此时叶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 ， 也无从考证 。 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随后踏上了飞赴美国、转迁台湾的旅途 。 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事迹来看 ， 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
原来 ，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 ， 上海沦陷 ， 不久欧战爆发 ， 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 存放在上海的珍贵图籍也因之受到严重威胁 。 北图代理馆长袁同礼(1895-1965)和上海办事处代表钱存训（1910-2015） ， 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 ， 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 ， 此次选取的3000种图籍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 。 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 ， 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运抵美国 ，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 。 1965年 ， 这批善本又全部转运台湾 。
与此同时 ， 叶恭绰也在为保护国家文物不遗余力 。 抗日战争爆发后 ， 上海沦陷 ， 他准备避难香港 ， 临行前 ， 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 ， 其中就有国宝毛公鼎等重器 。 抗战胜利后 ， 这批当时由军统局秘密保护的国宝 ， 全部转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 此外 ， 叶氏还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直接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 。 1943年 ， 他将藏书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其珍藏的文物则或捐赠、或出售 ， 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相关文化机构收藏 ， 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 ， 《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 ， 等等 。 可以看到 ， 所有这些在抗战后才露面现世的 ， 均没有留在叶手头的珍贵文物、古籍 ， 早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就已经由他精心筹措、苦心操办 ， 分散保存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各类文博机构之中了 。 而其中独独未见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可能是唯一有资格、有便利、有机会登上避难美国国会图书馆专机的叶氏旧藏之一 。
再来看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叶恭绰 。 他更为积极地从事文博事业 ， 经其手鉴定、搜求、购藏、捐赠的文物古籍不计其数 ， 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终未再露面 ， 他本人也从未提及 。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 ， 在抗战前后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 ， 无论是其捐赠、售予或战时托管 ， 这册书已经属于“国家财产” ， 登上了飞往美国、转迁台湾的航机 。
关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战前后的踪迹 ， 以及最终运至台湾的这段历程 ， 笔者的上述推测与判定后来得到了初步证实与进一步的厘清 。 据台湾学者汪天成教授考证 ， 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是当年由“中央图书馆”通过中英庚款董事会 ， 以保存文献名义购入典藏的（详参：汪天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 ， 《戏曲艺术》季刊2010年第1期） 。 也即是说 ， 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是从叶恭绰手中购得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使之从私人藏品化身为国之重宝 ， 历经国难种种 ， 终将其转运至台湾 。
但与笔者推测略有出入 ， 也更为传奇的是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年并未搭乘飞赴美国的专机 ， 而是滞留在了香港 ， 未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转运出去 。 随着香港被日军攻占 ， 它与中央图书馆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 ， 还曾被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方才重回南京 。 1948年 ， 此书终于得以与中央图书馆大批善本古籍一道迁往台湾 ， 珍藏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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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传闻
1934年12月 ， 《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 。 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 。 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众以一页书影的方式展露真容 。 相信对于普通学者、读者而言 ， 《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 ， 虽只有一页 ， 却也着实令人惊喜 。 但殊不知 ， 这一页“真容”也并非真容 ， 只不过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首页而已 ， 因为仿照原本“景钞”得十分逼真 ，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就是原本 。
当然 ， 让学者们激动的不可能只是一页影印图案 ， 更为重要的是 ， 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 ， 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 ， 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 。 在书中 ， 他确证了南戏曾经存在的形态与特征 ， 而且还把后来有遗存内容的剧本一一罗列概述 。
到1979年10月 ， 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 ， 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 。 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 。 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 ， 凡二十七卷 ， 收戏文三十三本 ， 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 。 这本《戏文三种》 ， 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 。 此书已流出国外 ， 一九二○年 ， 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 ， 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 ， 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 。 抗战胜利后 ， 不知下落 。 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 ， 可惜见不到原书了 。 这次校注 ， 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
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到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 ， 或者至少亲自查阅过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知名学者 。 但他仍然没能逐一查阅、使用并研究《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全部内容 ， 这也是无疑的 。 否则 ， 他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 ， 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铅字排印本 。 这个铅字排印本的底本 ， 乃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 ， 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 。 换句话说 ， 钱的学术研究 ， 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 ， 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 ， “纯度”当然还不够 ， 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 颇具意味的是 ， 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 ， 仍然在卷首插印了一页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由此可见 ， 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大陆学者们对该书原本的珍视与关注 ， 随之而来的遗憾与困惑 ， 也因此萦绕半个世纪 ， 挥之不去 。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 ， 1999年 ， 与钱南扬师出同门 ， 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 ， 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 ， 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 ， 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 。 由于原书遗失 ， 故这次整理 ， 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 ， 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 。 底本原不分出 ， 为阅读方便 ， 从钱本分为十四出 。 ”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 ， 90岁高龄的王季思也已于三年前逝世 。 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 ， 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
这时 ， 距离叶恭绰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之诞生 ， 也已经近70年了 。 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 。 叶恭绰、赵万里、马廉、胡适、吴梅、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 ， 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 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 。
随之而来的阅读与研究状况是：在中国学者视野中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70年了 ， 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北平图书馆景钞本；接下来 ， “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也不多见了；再接下来 ， 只能查阅《古本戏曲丛刊》中的“影之再影”的影钞本；到最后 ， 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成了最为常用的通行本 。
重现台湾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 ， 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 ， 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 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 ， 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 ， 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
原来 ， 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南扬所言 ， 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 。 但汪天成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 ， 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 。 接下来 ， 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 ， 竟意外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 。 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 ， 因为要讲到包背装 ， 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 ， 可是一点开之后 ， 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 我顿时愣住了 。 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 ， 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 ， 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 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 。 就这样我还不放心 ， 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 ， 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
惊喜之余 ， 出于学者的审慎 ， 汪天成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 。 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 ， 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 ， 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 。 他将《永乐大典》卷六六六、卷二二三七、卷七三二四、卷七五一八、卷七六七七、卷八九一〇、卷一二三六八、卷一九七九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 ， 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 ， 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本 。
此时 ， 已经被中国学术界宣称“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 ， 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 。 据汪天成初步研究 ， 这部原本的内容 ， 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 ， 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还是各类辑选本 ， 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 ， 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 。 可以预见 ，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台湾的重新发现 ， 将重新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误区 ， 重新建立起新的、更为精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这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相关研究热潮 ， 诞生新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 。 这次神奇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学术价值 ， 当然毋庸置疑 。
【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本文摘自《民国学者与故宫》 ， 肖伊绯著 ， 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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