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折射出三种相同的人生悲剧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

1944年，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主要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彼时，美军进入日本领土只是时间的问题，也许是同属于欧洲文化，美国对德国战败后的决策问题较为清晰，却被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决策绊住了脚跟，美国政府急需作出回应。于是，美国政府便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去研究日本，提供相关的资料和意见，以帮助政府作出最后的决策。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响应这一号召的众多学者之一。她作为美国的人类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且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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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一任命时，日美两国的战火并未平息，鲁思·本尼迪克特没办法亲自到日本本土进行调查研究。她只能依靠以往的经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争时期被拘留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入手，同时还着手收集大量有关日本文艺学术的作品，力求从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去研究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揭示日本特有的矛盾性和民族性。 1946年，她将调查研究所得的报告集结成书出版，《菊与刀》由此诞生。
它是一本以外国人眼光去看日本文化的书籍，从对战争的看法谈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孩子教养问题，几乎囊括了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今天，笔者只想和大家分享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背景下，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折射出三种相同的人生悲剧，进而揭示出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温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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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特有的矛盾思维观念各得其所
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重视程度，犹如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尽管我们知道社会等级制度在现代某些国家仍旧存在，却难于让我们去认同它存在的合理性，更无法把它当作一种必需的社会结构。但在日本一个人该如何去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同事、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体系，而该体系又被当作日本人对等级制度观念信心的来源。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间，日本人一直把自己当作金字塔顶端的国家来看待。日本战败后，西方国家站到了金字塔的顶端，而存在于日本人心目中的等级制度也让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从众多的日本国际文献作品中可看出，等级观念对日本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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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时，也曾明确提出：“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实现最终和平的条件是，所有国家各得其所......”按照等级秩序，日本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种姓，分别是士、工、商，贱民阶级。
每个阶级都有明确的规定，按照规定行事，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即可，无需顾忌他人，从而构成日本完备的秩序体系。
在中国老人摔倒，要上前去搀扶，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在日本遇到老人摔倒，无需将她扶起，法律规定你可以坐视不管。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这便日本的“各得其所”观念。人情债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 “人情债”是最难承受的负担，每个人都应该像履行义务那样去偿还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 。
“人情债”为何物？即使找遍万千词汇也很难去替换日本人眼中的“人情债。 ”日语词典对“人情债”的解释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道德，或者一个人为免受非议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
简单的理解便是，在接受人家帮助后，必须进行报恩，否则便会良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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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时，一位源氏将军命令一位大名交出他所庇护的敌方将领。大名只回复了一句话：“我无法控制公务，但能守护存在于两个有荣誉感的男人间的‘人情债’ ，这才是永恒的真情。 ”
从而看出， “人情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将军的权威，守住“人情债”已然上升到与人格平等的高度，也制约着日本人的日常。
而“各得其所”和“人情债”这两种日本人所特有的矛盾思维观念就共同造就了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温顺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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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折射出三种相同的人生态度以普通女人为代表的屈服派：依附男人而活，背负着“人情债” ，一生唯唯诺诺
“各得其所”不只是针对辈分，还针对年龄，更针对性别。夫妻同行时，日本女人需要以较低的姿态走在丈夫的身后。偶尔也会出现与丈夫并行的女人，但那时她们身穿其他国家服饰的时候，经过门栏可以走在丈夫的前面。一旦换回和服，她就必须走在丈夫的后面。
“人情债”日本年轻母亲最大的义务就是满足婆婆的一切要求，不得违抗婆婆的命令，即使是在自己的孩子教育问题上与婆婆发生冲突，也只能乖乖听话。就连睡觉日本女人都不能随心所欲，身体必须保持挺直，双腿也要靠着很紧密，男人则想怎么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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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处处被束缚住的日本普通女人，她们内心深处同样深藏着种种欲望，但因身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她们只能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去偿还“人情债” ，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反抗对她们而言几乎遥不可及，因为她们必须依附男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现实的残酷让她们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唯唯诺诺地过完一生。以女招待员或售货员为代表自由派：坚持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在日本如果某个艺伎被客人看上，只要客人与妓院签订合同，女子便自然受到法律条约的保护。但是如果是一个女招待员或售货员小姐因为深爱某个男人和他在一起，男人不需要签订合同，女子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女子不幸遭到抛弃，还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女售货员或女招待员她们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代表，勇敢地走出了家门，到社会上接受历练，依靠自己的双手而活着，却因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被社会谴责，道出了即使坚持了自我，实现经济独立也难于抵抗存在日本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人情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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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伎为代表的平衡派：既不完全妥协，也不公然反抗，在自我与压抑中来回拉扯
“艺伎”是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她不等同于妓女，是依靠卖艺为生的女人。她们可能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娱乐方面上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份可能是艺伎，也可能是妓女。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她们都必须取得顾客的青睐，才能生存下去。虽然签订契约后，艺伎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她的身份不是妾，只能是一个佣人，如果艺伎怀孕被带回男人的家里，孩子出生也不能将其称呼为“母亲” ，这个称呼只能用在男人法定妻子身上。
艺伎就像一张张好撕的便利贴一样，喜欢则贴上，不喜欢则仍走，她们依靠自己的技艺而活着，遇到喜欢的人就相守一段时间，遇不到就待在妓院里每天表演换取生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是到头来还是得回到现实，当容颜老去，没人光顾的时候，她们往往会孤独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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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不管她们选择屈服、反抗亦或是接受，都无一避免走向人生悲剧的命运。
人在集体中生存，整个民族都存有“各得其所”和“人情债”的观念，身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女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最终也会被社会所同化，变成统治者眼中一样的人。
【《菊与刀》：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折射出三种相同的人生悲剧】只有摆脱附庸，实现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能屹立于天地间，不被同化，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

《菊与刀》：三种不同角色的女人，折射出三种相同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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