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之叛,是大唐军队变革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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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仁宇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 , 扰攘达七年之久 , 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 。 从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 , 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 , 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 。 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 , 中亚腹地) , 母系则为突厥 , 在当日中国的边区 , 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 , 营州则为今日之热河 。
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 , 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 。 他所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 , 以一日六十里的行军速度南下取洛阳 。 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 , 民兵也没有训练 , 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 , 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行动 , 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 。 所以安在公元756年的年初自称“大燕皇帝” , 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 , 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 。 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 , 重新光复很多州县 , 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 , 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 。
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 , 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 , 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 , 又不让他坚守潼关 , 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 , 使安禄山腹背受敌 , 而强迫哥舒翰仓促出战 , 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 。
安禄山因此入长安 ,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 , 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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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这时候皇太子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 , 以后的发展 , 还可更不能逆料 。
实际上还好 , 经过马嵬驿的兵变 , 杨国忠被军士胡乱地杀死 , 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令缢死 , 史书上留下了一段当地“父老共拥太子 , 马不得行”的情节 , 于是玄宗南奔 , 不久就被“尊”为太上皇 。
太子则北上 , 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 , 文武臣不及三十人 , 也通过群臣劝进 , “六上笺 , 上不获已 , 乃从”的公式 , 即皇帝位 , 宣告玄宗已经没有用场 。 这就是兹后历史上的肃宗 。
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 , 又以和亲政策 , 得到回纥的襄助 , 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 , 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
【安禄山之叛,是大唐军队变革失败的结果】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 , 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 , 他在757年杀安庆绪之前 , 曾率手下八万之众降唐 。 肃宗明受他降 , 暗中却派人刺杀他 , 被他发觉 。 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 , 又再陷洛阳 。 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 。
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 , 事在763年 , 自此 , 安史之乱 , 才算结束 。 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 , 史朝义传首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豫的一朝 , 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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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重新检讨这8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 , 很难在仓促之间 , 得到确切的结论 。 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 , 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 , 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 , 颐指气使 , 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 。 “由是禄山惶惧 , 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
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 。 安禄山“性巧黠” , 又“厚赂往来者” , 玄宗就让他为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 , 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 , 楼烦牧监 , 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 , 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 , 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 。 更让安禄山拜他自己为父 , 杨贵妃为母 。
《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 , 使宫女以彩舆舁之” , 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 , 于是弄得宫廷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 , 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 。
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 , 其咎在李林甫 。 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 , 与他争权 , 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 , 他们因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 , 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 , 反为他们所制 。
以上各种解说 , 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 真与失真不说 , 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 , 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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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于天宝元年(742)置十节度经略使 , 规定十个国防区 , 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 , 马八万余匹 , 这在纸面上来讲 , 是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 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 , 这时候人力与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 , 已赋予固定性质 。
可是我们仔细看来 , 则又知道 , 这种堂皇的计划 , 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 , 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 , 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 。
比如说人员结构 , 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 , 但又没有完全放弃 , 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 , 称为“健儿”与“彍骑” , 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 , 其中多数则是蕃人 , 有些还带私马 。 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葱岭 , “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 。
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 , 他们经常与安所统属的官军作战 。 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 , 后者即在长安出现 。 他既被玄宗获准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 , 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 , 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 。
如言马匹 , 则除私马之外 , 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 , 控制大量之战骑 。 《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 , 国马益耗 , 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 , 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 。 ”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 。
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 , 他的传记里也提及 , “至互市 , 辄高偿马直 , 诸蕃争来市” 。 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 , 就将原任河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 , 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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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到给养 , 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 。 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 , 食粮供应不及 , 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 , 这时候谷物的供应 , 大都出于华北平原 , 北至河北一带 。 玄宗中期以后 , 情况好转 , 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 , 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 。
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 , 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做主 , 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 。
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 , 《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 。 杨国忠设计 , 称不可耗正库之物 , 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 , 旬日间得钱百万 。 ”
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 , 如果经常支用时 , 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 , 而不致另出主意 , 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 , 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 , 以作筹款的方法 。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 , 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 , 兼管民政 , 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 , 屯粮制械 。 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 , 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 。 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 , “解六蕃语 , 为互市牙郎” , 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 , 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 。
因此 , 玄宗也不是糊涂虫 , 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 , 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 。 只是他的功效愈高 , 也愈不容易替代 。 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 , 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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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 , 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 , 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各节度使也是一人统辖数区) 。 司令官以职业化 , 长久留任 , 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 。
简而言之 , 这是一种需要有组织重点 , 能够发挥迅速确实功效的一种结构 。
而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 , 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 , 造成行政的逻辑 , 一意保全大体 , 愿意牺牲局部 。
在这种前提之下 , 人事关系之合宜 , 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 , 又要注意各种职位能互相转让 , 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 。
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 , 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 , 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 。 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干才 , 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 。 张守硅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 , 却有杨国忠为他掩饰 , 反叙战功 。 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 。 李林甫为相的时代 , 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 , 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 。 只是这种办法 , 只能装饰门面 , 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 。
至于“蕃将” , 则不是问题的重心 。 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人 。 以蕃人任高级将领 , 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 。 高仙芝为高丽人 , 李光弼为契丹人 , 哥舒翰为突厥人 , 并没有因此滋事 。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 , 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 , 易放难收 , 当时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 , 一经开始 , 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 。
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 , 我们也可以想象安庆绪让人谋杀安禄山 , 史思明之杀安庆绪 , 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仙之杀史朝义不仅是个人恩怨 , 而是叛军的组织之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 。 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 。
肃宗作太子时 , 就受玄宗猜忌 。 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 , 迎太上皇还都 , 但是后来即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 , 迁太上皇于西内 。 《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 。 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宗几乎同时去世 , 相去只十二日 。
这还不算 , 代宗李豫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 。 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地发生 , 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 。 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 , 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 , 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 , 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 , 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 , 而只有走极端 , 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 , 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 , 表面是被剿灭 , 实际上是两败俱伤 。
唐朝的文官制度 , 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 , 渐有头绪 , 东南的物资 , 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 , 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 , 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 。
本文选自《赫逊河河畔谈中国历史》 , 作者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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