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知道|“越诉之禁”,想要在中国古代告御状,真的能够实现吗?( 二 )
通过前文可知 , 实际上最早的越诉制度 , 是在国家支持之下形成的 。 诸如周朝将“路鼓”置于交通要道 , 以方便又需求的百姓们直接击鼓 , 寻求政府帮助或者是主持公道的行为等等 。
周朝以后 , 《魏书·刑罚志》中也有记载:
“世祖阙左悬登闻鼓 , 以达冤人 。 ”
也就是后世著名的登闻鼓制度 , 从此以后 , 历朝历代基本上都继承了登闻鼓的制度 , 以方便百姓们遇到难题时能够直接见到皇上这个天下人的君父 , 主持公道 。 从封建国家的角度 , 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 , 树立皇帝公正严明的形象 , 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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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笞刑
那么既然是国家鼓励的 , 又有助于社会稳定 , 为何在越诉制度出现后 , 偏偏又要弄一个“越诉之禁”呢?
从国家的角度 , 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逐渐完善 , 统治结构也日渐完整 , 从县到府 , 从府到省 , 各朝虽然称呼不已 , 但从上到下基本上形成层层分割的统治结构 。 县里的事情 , 就该县令管 。 府里的事情就该知府管 , 中央的事情也有三省六部 , 总之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 , 他着眼的应该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 而不是邻居偷了牛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
如果完全放开登闻鼓 , 让越诉甚至直诉行为每天都发生 , 无疑是把知县的工作抢过来让大臣和皇帝做了 , 做不做的完且不论 , 单说国家耗费无数俸禄 , 养着一群知县县令 , 是要让他们工作的 , 不是来当大爷的 。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 如果皇帝和大臣整日沉迷于破案 , 那么势必要在国家大事上所有耽搁 , 从而造成更坏的结果 。
所以 , 从这个角度看 , 封建时代国家在推行“登闻鼓”制度的同时 , 又施行越禁之诉的法律 , 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往前发展 , 势必带来一个结果 , 那就是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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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状纸
反映在皇帝这里也是一样 , 在全国人口数量不多 , 国家要处理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 自然是皇帝和县令的活一起干 , 可是随着社会发展 , 制度完善 , 国家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 , 皇帝也是人 , 只有一双手一个脑袋 , 其智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 不可能面面俱到 。
这个时候县令们自然就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 将处理隔壁家邻居偷牛这种事情抓过去 , 不让其再干扰皇帝的工作 。 说白了 。 就是皇帝跟县令都要各司其职 。
所以说 , 越诉之禁 , 实际上社会分工细化的产物 。
三、越诉行为与越诉之禁的冲突 , 也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结果
一边是越诉之禁 , 一边又是登闻鼓 。 似乎封建国家在面对这种行为时 , 出现了自己跟自己打架的怪现象 。
实际上仔细一想并非如此 , 影视剧《大明1566》中 , 嘉靖皇帝有句台词:
“都是朝廷的人 , 可饭也得分锅吃!”
越诉之禁和登闻鼓的矛盾 , 正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 。 首先从皇帝的角度 , 家天下的制度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
天下和子民都是自己的 , 只有这些臣子是“外人” , 自己精力有限无法顾忌子民 , 很可能就会发生臣子欺负百姓这样的事情 。 而臣子因为借用皇帝的权利 , 臣子欺负了老百姓 , 最终骂名还要皇帝来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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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
这种现实之下 , 皇帝为了不使自己完全被臣子们所蒙蔽 , 准备了种种与外界连同的方式 , 比如明朝时期的厂卫 , 宋朝时期不参与朝政 , 但与皇室关系很好的武勋世家等等 , 越诉行为也是其中一种 。 总之 , 除了少数昏君之外 , 大多数及格线以上的皇帝 , 其核心利益在国泰民安 , 同时自己也能大权独掌 , 不被臣子们所蒙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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