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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长出庭向污染企业索赔：重申生态环境保护守土有责

■ 来论
生态环境的“守土有责” ， 需要地方政府严格执法 ， 也需要其责任意识和权利精神 。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 ， 一场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在濮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代表濮阳市政府出庭的濮阳市市长杨青玖 。
此次诉讼 ， 源于2018年的一次污染事件 。 当时 ， 黄河下游重要支流濮阳金堤河被偷倒危险废物 ， 经查 ， 是吴某等人将约270吨废酸液从山东拉回倾倒在此 。 吴某等人被判刑 ， 而当地为此花费巨资的应急处置及环境损害 ， 却无人埋单 。 为此 ， 濮阳市政府将危险废物源头山东聊城德丰公司告上法院 ， 要求其赔偿 。
由政府作为原告提起生态赔偿诉讼 ， 在河南是首例 ， 全国也不多见 。 类似跨境污染事件 ， 此前也有发生 ， 但大多只是追责某些个体 ， 而相关损害要么被放任自流 ， 要么由政府埋单修复 ， 鲜有地方政府出面对企业进行生态索赔的 。
但实际上 ， 地方政府本是环保的责任主体 ， 理当守土有责 。 生态环境 ， 谁污染 ， 谁赔偿；谁损害 ， 谁修复 ， 也是法律原则 。 所以 ， 地方政府就此提起法律追索 ， 是其职责所在 。 而这也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在2017年公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 ， 赔偿权利人已由省级政府扩大至地市级政府 。
地方政府发起的生态索赔 ， 成为罕见个案 ， 背后是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淡薄 。 在一些地方 ， 发生污染事件 ， 政府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司法追责 ， 而忽视了自己的“权利人”角色 ， 还不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平等的民事主体 ， 通过司法渠道去争取应得的权利 。 这就使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 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 ， 未能实现其环境权益的救济功能 。
当然 ， 责任心之外 ， 利益关系也决定了 ， 在一些生态赔偿案里 ， 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担当公正、积极的角色 。 比如常州毒地案 ， 污染企业早被锁定 ， 却仍由当地政府为其污染修复埋单 。 甚至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 要求企业履行赔偿修复责任 ， 也被当地法院驳回 。
其中原因再明显不过 ， 许多污染企业都是地方纳税大户 ， 是其经济支撑所在 ， 一些地方政府为此不仅不积极索赔 ， 还会给相关诉讼设置障碍 ， 以保护企业 。
此次 ， 濮阳市政府主动提起生态索赔 ， 值得称道 。 但也要注意 ， 这一个案具有特殊性 。 涉事污染企业远在山东 ， 地方政府在提起索赔时无利益纠葛 ， 不用担心本地税收等损失 。 因而 ， 它固然是个进步 ， 但也得承认它只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
不管怎样 ， 濮阳市政府提起生态索赔 ， 这样的“首例”不妨再多些 。 生态环境的“守土有责” ， 需要地方政府严格执法 ， 也需要其责任意识和权利精神 ， 希望更多地方政府都能拿出环保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精神 ， 积极主动履责 ， 让“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
□于平（媒体人）
（责任编辑：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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