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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

全汉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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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783年独立革命成功 ， 翌年（1784 ， 即清乾隆四十九年）即派船“中国皇后号”自纽约经非洲好望角来广州贸易 。 可是 ， 中国与美洲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始于此时 ， 约在16世纪中叶前后 ， 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发现美洲新大陆 ，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
在明朝（1368—1644）末叶 ， 或16、17世纪间 ， 中国与美洲之间还没有直接通航 ， 但由于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商船的东航 ， 再加上西班牙人于占领美洲后 ， 继续向西占领菲律宾 ， 位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 ， 在经济上便自然而然地要因美洲发现而大受影响 。 例如美洲发现后 ， 随着西属美洲银矿之大规模的开采 ， 有大量白银经太平洋运往菲律宾 ， 再运人中国 ， 或先运往欧洲 ， 再辗转流到中国来 。 因此 ， 原来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中国 ， 能够改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 ， 由于银的大量增加 ， 到了18世纪 ， 中国物价曾经发生激剧的变动 。 [1]因为对于这些问题 ， 作者已经另外为文发表 ， 现不拟重述；本文对于美洲发现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讨论 ， 将以在农业方面所受的影响为限 。
如果把农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下 ， 我们可以知道 ， 自新大陆发现后 ， 由于美洲农作物品种的传播 ， 中国的土地利用曾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 中国的粮食生产曾作大量的增加 。 原来在欧亚旧大陆没有出产的农作物 ， 如番薯、玉蜀黍、花生、烟草等 ， 都源出于美洲 ， 自后者被发现后 ， 才渐渐传播到旧大陆去 。 位于旧大陆的中国 ， 到了16世纪中叶左右 ， 随着对外交通的发达 ， 也或先或后的辗转输入这些农作物的品种 。 其中尤其是可当作粮食来消费的番薯与玉蜀黍 ， 因为能够在过去其他谷物不易生长的土地上普遍种植起来 ， 更有助于粮食供应量的增加 ， 从而养活了较前增多的人口 。
美洲出产的薯类共有两种：一种是马铃薯 ， 又名洋芋 ， 或荷兰薯；一种是甘薯 ， 又称为番薯（或作藷） ， 或地瓜 。 前者于新大陆发现后传至爱尔兰 ， 在那里硗瘠的土地上普遍种植 ， 帮助了爱尔兰人缓和那严重的粮食恐慌的危机 。 它虽然也传人中国 ， 但却远不如番薯来得那么重要 。 番薯自美洲发现后 ， 由于美洲与菲律宾间关系的密切 ， 最先移植于菲律宾 。 大约在16世纪中叶前后 ， 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 ， 到菲律宾的吕宋去做买卖 ， 于归途中把番薯的品种带回本县种植 。 其后到了1594年 ， 当福建发生饥荒的时候 ， 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 ， 把收成的番薯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 ， 并说明栽种番薯的益处 。 金氏便劝勉人民广为种植 ， 以济饥荒 ， 因此它被称为“金薯” 。 约在同一时间 ， 或较早些 ， 在云南方面也有番薯栽种的记录 ， 这可能是经由印度、缅甸而传播到那里去的 。 [2]
以上是友人何炳棣先生研究的结果 。 此外 ， 关于番薯传人中国的经过 ， 我们还可以根据明末清初人士的记载来加以研讨 。 清初周亮工（1612—1672）《闽小纪》（《丛书集成》本）下卷页33至34说：“番薯 ， 万历年（1573—1620）中得之外国 。 瘠土沙砾之地 ， 皆可以种 。 初种于漳郡 ， 渐及泉州 ， 渐及莆（田） ， 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 盖度闽海而南 ， 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 。 其国有朱薯 ， 被野连山而是 ， 不待种植 。 ……润泽可食 ， 或煮 ， 或磨为粉……夷人虽蔓生不訾省 ， 然恡而不与中国人 。 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 ， 挟小盒中以来 ， 于是人闽十余年矣 。 其蔓虽萎 ， 剪插种之 ， 下地数日即荣 ， 故可挟而来 。 其初人闽时 ， 借闽饥 ， 得是而人足一岁 。 其种也 ， 不与五谷争地 ， 凡瘠卤沙冈 ， 皆可以长 。 粪治之 ， 则加大 。 天雨 ， 根益奋满 。 即大旱 ， 不粪治 ， 亦不失径寸围 。 泉人鬻之 ， 斤不值一钱 ， 二斤而可饱矣 。 于是耄耆童孺 ， 行道鬻乞之人 ， 皆可以食 。 饥焉得充 ， 多焉而不伤 。 下至鸡犬皆食之 。 ”[3]文中说番薯自吕宋传人后 ， 最初种于福建南部的漳州 ， 其后才向北移植至泉州、莆田、长乐及福清等地 ， 与上述最初种于长乐之说不同 ， 这可能是因为当日福建有许多人到菲律宾经商 ， 自那里把番薯的品种带回来种植 ， 并不限于陈振龙一个人的原故 。 根据周亮工所说的话 ， 我们可以注意 ， 这些富有营养价值 ， 可代替米粮来疗饥的番薯 ， 因为在瘠卤沙冈都可以生长 ， 并不与五谷争地 ， 故过去被人荒弃的不毛之地 ， 都可因番薯品种的传人而开发利用来耕种 。 这样一来 ， 粮食的供应自可较前增多 。 何况这种农作物又富有抗旱能力 ， 就是遇到旱灾也能够生长呢!因此 ， 在传人福建不久以后 ， 广东农民也种植番薯 ， 以免饥荒 。 徐光启（1562—1633）说：“番薯……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 。 ……分种移植 ， 略通闽、广之境也 。 ……若于高仰沙土 ， 深耕厚壅 ， 大旱则汲水灌之 ， 无患不熟 。 闽、广人赖以救饥 ， 其利甚大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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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番薯外 ， 玉蜀黍也于美洲发现后传到中国来 。 它最先产于美洲 ， 原为当地土人——印第安人 ， 或“红印度人”——所种植 ， 故称为“Indiancorn” 。 到了我国 ， 在文献上又称为玉黍、包谷、陆谷、玉高粱、御米、玉米、西番麦、御麦、玉麦或畲粟 。 [5]在16世纪中叶前后 ， 云南西部山地、河南西部的巩县、福建泉州 ， 及浙江杭州 ， 都有关于玉蜀黍种植的纪录 。 可见它也和番薯一样 ， 一方面经由印度、缅甸的陆路而传人中国西南部 ， 他方面由海道传至东南沿海地区 。 [6]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 ， 包世臣说：“玉黍一名包谷 ， 一名陆谷 ， 一名玉高粱 ， 一名御米 。 ……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 。 其嵌石罅尤耐旱 。 宜勤锄 ， 不须厚粪 ， 旱甚亦宜溉 。 ……收成至盛 。 工本轻 ， 为旱种之最 。 ”[7]可见玉蜀黍也和番薯同样的具有耐旱的性能 ， 从而可在生地（未开垦的荒地）或瓦砾山场来种植 。 不特如此 ， 玉蜀黍多半生长在向阳的山地 ， 番薯则大部分种于山间阴处 。 [8]故这两种新传人的农作物 ， 一方面不与五谷争地 ， 他方面也不互相争夺地盘 。
自美洲发现后 ， 番薯、玉蜀黍等美洲农作物的传人中国 ， 到了明朝末叶已经有数十年或甚至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 可是 ， 就土地面积特别广大的中国来说 ， 农业生产的变化与政治革命不同 ， 并不能一朝一夕完成 ， 而是一种长久的、缓慢的过程 。 到了明末崇祯十年（1637） ， 宋应星曾对中国人民粮食的生产与消费加以估计 ， 他说：“今天下育民人者 ， 稻居什七 ， 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 。 ”[9]在宋氏的估计中 ， 稻米在当日中国人民消费的粮食中要占到百分之七十 。 番薯与玉蜀黍并没有提及 。 在较早的期间 ， 李时珍也说：“玉蜀黍种出西土 ， 种者亦罕 。 ”[10]可见就当日全国粮食的生产与消费来说 ， 番薯与玉蜀黍所占的地位并不怎样重要 。
明亡以后 ， 便是清朝（1644—1911） 。 自清朝初期至中叶 ， 即约自17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 ， 随着全国人口的激增 ， 粮食需要的增大 ， 番薯与玉蜀黍的种植便越来越普遍 ， 从而成为全国多数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 。
上文说过 ， 在明朝末叶 ， 番薯已经在福建、广东种植 ， 以济饥荒 。 到了清中叶左右 ， 施鸿保说：“至如地瓜一种 ， 济通省（福建）民食之半 ， 尤利之甚溥者 。 ”[11]又雍正六年（1728）七月十六日 ， 福建巡抚朱纲奏：“泉州府属多种地瓜 ， 名曰番薯 ， 以此为穷民糊口之计 ， 种稻者少 。 ……福清县地方 ， 田少园多 ， 亦种番薯 ， 以为粮食 。 ”[12]在广东方面 ， 雍正年间（1723—1735）广东潮州总兵官尚潆奏：“又有番薯一种 ， 粤东以此作饭 ， 亦皆发生 ， 将来民食自可无虞 。 ”[13]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 ， 除闽、粤以外 ， 番薯又以福建为中心 ， 向北移植于浙江、山东、河南、直隶、陕西诸省 ， 兹分述如下：
[一]浙江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14]卷二 ， 页8 ， 嘉庆六年（1801）项下说：“浙江各山邑 ， 旧有外省游民 ， 搭棚开垦 ， 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 ， 以致流民日聚 ， 棚厂满山相望 。 ”由此可见 ， 18世纪浙江山地之所以能够吸引各省流民前来开垦居住 ， 番薯的种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
[二]山东袁荣叟等修《胶澳志》（民国十七年）卷五 ， 页3说：“番薯……俗名地瓜 ， 胶（州）初无此产 。 乾隆初年（1736） ， 闽商自吕宋携至 ， 适合土宜 。 今蕃衍与五谷等 ， 南鄙尤多 。 ”按胶州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 ， 与福建海道交通比较便利 ， 故早在乾隆初年番薯即已自福建移植到那里去 。 其后 ， 到了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 ， 山东按察使“陆懼于山东臬司任内 ， 曾刻有《甘薯录》一篇 ， 颇为明切易晓” 。 及乾隆五十年（1785） ， 山东巡抚明兴 ， 对于这本有关番薯种植知识的《甘薯录》 ， 更“饬多为刊刻 ， 颁行各府州县 ， 分发传钞 ， 使皆知种薯之利 ， 乡为栽植” 。 [15]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提倡 ， 番薯的种植便普及于山东各地 。 故在这一年 ， 雅德“路过山东沂州府 ， 亦见该处种有番薯” 。 [16]
[三]河南乾隆五十年 ， 河南天旱为灾 ， 农产歉收 。 为着解决粮食问题 ， 政府采用三种办法来推广番薯的种植：（1）自福建输入番薯的品种 。 例如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 ， 页11 ， 载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的上谕说：“据（河南巡抚）毕沅奏 ， ‘……番薯藏种在霜降以前 ， 下种在清明之后 。 计闽省乘时采择 ， 邮寄此间 ， 尚不为晚 。 但闻其种易烂易干 ， 须用木桶装藤 ， 拥土其中 ， 方易携带 。 兼闻藤本须带根者 ， 力厚易活’等语 。 前（闽浙总督）雅德来热河召见 ， 曾谕以将番薯藤种采寄河南 。 ……闽省……必须觅带根藤本 ， 用木桶装盛 ， 拥土其中 ， 如法送豫 ， 方能栽种易活 。 着传谕雅德即行照式妥办 ， 由驿速寄 。 将此各传谕知之 。 ”（2）把上述陆懼所著《甘薯录》 ， “多为刊布传钞 ， 使民间共知其利 ， 广为栽种 ， 接济民食”[17] 。 （3）由河南巡抚毕沅聘请“闽省监生陈世元 ， 赴豫教种番薯” 。 其后“陈世元因熟悉树艺之法 ， 情愿赴豫教种” 。 [18]
[四]直隶上述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的上谕又说：“朕阅陆燿所著《甘薯录》 ， 颇为详晰 ， 着即钞录寄交（直隶总督）刘峩……令其照明兴所办 ， 多为刊布传钞……广为栽种……”[19]
[五]陕西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4—l746） ， 陈宏谋任陕西巡抚时 ， 曾撰有《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 ， 其中说：“陕省高地多而水田少 ， 民食多资杂粮 ， 每虞岁歉 。 惟甘薯一种 ， 易种易生 ， 水旱冰雹 ， 均不能伤 ， 以充民食 ， 与米麦同功 ， 非寻常果品可比 。 陕西高地沙土 ， 最属相宜 ， 而向来未见此种 。 本都院敬采钦定授时通考所载 ， 并访种薯诸法 ， 刊刻分布 ， 广行劝种 。 ……苟能觅得此种 ， 如法栽植 ， 一经发生 ， 转相传习 ， 到处延蔓 ， 人人争种 ， 以佐民食 ， 讵不美欤!特用刷印二千张 ， 饬发该司 ， 可酌量分发通省府厅州县 ， 并佐杂等官 ， 及士民人等 。 其中必有留心利济 ， 觅种试栽 ， 以为民倡者 。 是亦尽地利以广资生之端也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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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东部沿海区域及黄河流域的高地沙土 ， 过去五谷不生 ， 到了清朝中叶左右 ， 其生产力却由于番薯的推广种植而大大提高 。 换句话说 ， 这些瘠土沙砾之地的农业生产 ， 随着番薯这种新农作物的移植 ， 其报酬有由递减转变为递增的趋势 。 因此 ， 在山东沿海地区 ， 以青岛附近的李村区为例 ， 到了民国初期 ， “耕作以甘藷为主 ， 占李村区农产总价之过半数 ， 小麦、粟、大豆、落花生及梨次之” 。 [21]在1931—1937年 ， 中国（东北除外）每年平均生产番薯一八、五○○、○○ 。 公吨 ， 为世界上番薯产额最大的国家 。 [22]
在清朝中叶前后 ， 当沿海及华北各省的番薯栽种面积激剧增加的时候 ， 玉蜀黍的种植又普及于长江流域及中国西部各山地 。 我国在宋代流行着一句俗语说：“苏、常熟 ， 天下足 。 ”[23]可见长江沿岸地区 ， 尤其是下游三角洲一带 ， 是全国的谷仓 。 至于长江流域的山地 ， 以及各支流的上游 ， 在过去长时期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 ， 或是未开垦的生地 ， 可是到了清朝中叶 ， 却由于玉蜀黍的移植而开辟成为耕地 。 关于这种情况 ， 现在分区叙述如下：
[一]安徽上文说在明朝末叶 ， 玉蜀黍已经自海道传人福建 。 到了清乾隆四年（1739） ， 安徽巡抚陈大受“以高阜斜陂 ， 不宜种稻、麦 ， 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畲粟（即玉蜀黍） ， 不须灌溉 ， 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 ， 教民试艺有获 ， 因令有司多购 ， 分给各州县 ， 俾民因地种植” 。 [24]
[二]湖北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 ， “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湖北宜昌府属之鹤峰州 ， 水田甚少 ， 常平仓向贮包谷（玉蜀黍）、粟谷二千三百九十余石” 。 [25]
[三]湖南嘉庆十九年（1814） ， 陶澍说：“湖南一省 ， 半山半水 。 ……深山穷谷 ， 地气较迟 ， 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 ”[26]又道光十七、八年（1837—1838）间 ， 林则徐说：“（湖南）邵阳、新化、溆浦、辰豁等县 ， 所辖悬崖深涧之间……该处山岗多种包谷 ， 今岁收成上稔 ， 闾阎葚属安恬 。 ”[27]
[四]汉水上游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 属汉水上游 。 这一地区 ， 如以汉水为界 ， 在汉水以北称为“南山老林” ， 以南称为“巴山老林” 。 这两个原始森林 ， 到了清朝中叶左右 ， 由于玉蜀黍等农作物的种植而大事开发 。 嘉庆二十五年（1821）十二月 ， 给事中卓秉恬奏陈川、陕、楚老林情形说 ， “由陕之略阳、风县 ， 东经宝鸡等县 ， 至湖北之郧西 ， 中间高山深谷 ， 统谓之南山老林 。 由陕西之宁羌、褒城 ， 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 ， 陕西之紫阳等县 ， 至湖北之竹山等县 ， 中间高山深谷 ， 统谓之巴山老林 。 老林之中 ， 地方辽阔 ， 宜种包谷、荞豆、燕麦 ， 徭粮极微 。 客民给地主钱数串 ， 即可租种数沟数岭 。 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 ， 侨寓其中 ， 以数百万计 ， 垦荒种地 ， 架屋数椽 ， 即可栖身 ， 谓之棚民……”[28] 。 又道光十七、八年间 ， 林则徐说：“陕省南山一带 ， 及楚北之郧阳上游 ， 深山老林 ， 尽行开垦 ， 栽种包谷 。 ”[29]
[五]云南上述明季云南西部山地已经种有玉蜀黍 。 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 ， 这种情形更为普遍 。 例如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任云贵总督时报告说：“保山所辖距城二百余里之官乃山……自半山中腰 ， 下至临江间 ， 有平旷地土 ， 堪以垦种 。 因而外来无业客民 ， 单身赴彼 ， 或种包谷杂粮……先搭棚寮栖止 ， 渐盖土屋草房 。 ”[30]
玉蜀黍的普遍种植 ， 并不以长江流域及西部山地为限 。 抗战以前 ， 在华北各省主要农作物的栽培面积中 ， 玉蜀黍在河北占百分之一三 ， 陕西占百分之九 ， 山西占百分之六 。 [31]就全国耕地来说 ， 玉蜀黍的栽种面积在1904—1909年占百分之一一 ， 1914—1919年占百分之一四 ， 1924–1929年占百分之一六 ， 1929—1933年占百分之一七 。 [32]
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 ， 并不以番薯及玉蜀黍的移植为限；自那里传人的其他农作物 ， 如花生、烟草等 ， 对于中国农业也有影响 。 不过因为篇幅关系 ， 我们的讨论暂时以此为限 。 我国人口 ， 到了清朝中叶 ， 或18世纪前后 ， 曾作大量的增加 。 [33]当日人口增加的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 ， 但美洲发现后 ， 自那里传人中国的番薯、玉蜀黍之普遍的种植 ， 使我国原来还没有垦辟的生地、贫瘠的沙土、原始的森林 ， 都因此而开发耕植 ， 从而生产较前增多的粮食 ， 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
注释：
[1]拙著《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 ， 《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
[2]Ping-tiHo ， “TheIntroductionofAmericanFoodPlantsintoChina” ， AmericanAn-thropologist ， Vol 。 57 ， N0．2（April ， 1955） ， PP．191—201．
[3]许俊人等修《福建通志》（民国十一年刊） ， 《物产志》卷三 ， 页14引何乔远《闽书》（1629） ， 及清黄叔墩《台海使槎录》（《丛书集成》本）卷三 ， 页54略同 。
[4]徐光启《农政全书》（撰于1625—1628年 。 刊于1639年 ， 兹据1956年上海中华书局本）卷二七 ， 页540 。 明谈迁《枣林杂俎》（《笔记小说大观》 ， 新兴书局） ， 中集 ， 页51 ， “甘薯”略同 。
[5]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一上（《安吴四种》卷二五上） ， 《农政》；薮内清等作 ， 苏芗雨等译 ， 《天工开物之研究》（台北市 ， 1956年） ， 页72；王世懋（1536–1588）《学圃杂疏》（1587年序 ， 《丛书集成》本） ， 页14 ， 《荳蔬》；Ping-tiHo ， 前引文；《清史稿》（香港文学价究社） ， 《列传》九四 ， 页1152 ， 《陈大受传》 。
[6]Ping-tiHo ， 前引文 。
[7]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一上 ， 《农政》 。
[8]《玉山县志》（1873）卷一 ， 页24 。 原书未见 ， 兹引自Ping-ti-Ho ， 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 ， 1368—1953 ， Cambridge ， 1959 ， P．146．
[9]宋应星《天工开物》（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石印本）卷一 ， 页1 。
[10]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年 ， 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卷二三 ， 页74 。
[11]施鸿保《闽杂记》卷一 。
[12]《朱批谕旨》第一二册 ， 页104 。
[13]同书第二三册 ， 页19 。
[14]原书未见 ， 兹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 ， 1957）第一辑 ， 页1 。
[15]《乾隆东华续录》（台北文海出版社 ， 1963年）卷三九 ， 页l3 ， 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谕 。 关于陆懼任山东按察使的时间 ， 见《清史稿》 ， 《列传》一一一 ， 页1189 ， 《陆燿传》 。
[16]《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 ， 页11 ， 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谕 。
[17]《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 ， 页13 。
[18]《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 ， 页17 ， 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谕 。
[19]《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 ， 页13 。
[20]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光绪十二年刊本）卷二八 ， 页15 。
[21]袁荣叟等修《胶澳志》（民国十七年）卷五 ， 页5 。
[22]Ping-tiHo ， 前引书 ， 页187 。
[23]本书《唐宋帝国与运河》一章 。
[24]《清史稿》 ， 页1152 ， 《陈大受传》 。
[2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七 ， 页26 。
【全汉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26]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摺子》（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
[27]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 《湖广奏稿》卷二 ， 页13 ， 《校阅两湖营伍并苗寨情形折》 。 按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八年任湖广总督（见《清史稿》 ， 《列传》一五六 ， 页1268 ， 《林则徐传》） ， 这一奏折当作于此时 。
[28]《清宣宗实录》卷一○ ， 页20 ， 及《道光东华续录》卷一 ， 页11 ，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条 。 又参考《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二 ， 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疏》（道光元年） ， 严如煖《规划南巴棚民论》（道光元年） ， 及《三省山内边防论四（堡寨）》（约嘉庆、道光年间） 。
[29]《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 《湖广奏稿》卷二 ， 页4 ， 《筹防襄河堤工折》 。
[30]《林文忠公政书》丙集 ， 《云贵奏稿》卷一○ ， 《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折》 。 据《清史稿》 ， 页1269 ， 《林则徐传》 ， 林氏于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任云贵总督 ， 此折当作于此时 。
[31]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 。 原文未见 ， 兹引自薮内清等《天工开物之研究》 ， 页57 。
[3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 l955） ， 页359 。 又参考Ping-tiHo ， 前引书 ， 页189 。
[33]拙著（与王业键合著）《清代人口的变动》 ， 《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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