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不在现场”,日本人批大牌记者战时报道

摘记钝角网刘拧 一个日本采访人员亲历的汪精卫政权日人撰写的关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回忆文字 , 即使不到充栋盈车的程度 , 也算是碰鼻子碰眼了 , 尤以汉学家和左翼文化人的作品为夥 。 而在众多此类出版物中 , 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被公认是一部厚重的集大成之作 , 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 , 具有独特的学术文化价值 。 1974年由中央公论社付梓以来 , 不断再版 , 先后出过新书、单行本和文库本等各种版本 , 并荣获日本随笔家俱乐部奖(第23回) , 堪称一部超越时代的长销书 。松本重治(Shigeharu Matsumoto) , 是著名新闻采访人员、外交家、社会活动家 。 1899年10月2日 , 出生于大阪的名门望族 , 其外祖父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 , 乃父松本松藏曾任日本九州电气轨道株式会社社长 。 贵为“官三代”“富二代” , 松本重治走的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精英路线:从旧制一高到东京帝大法学部 , 一路顺风顺水 。 大学院时代负笈西洋 , 先后留学耶鲁、威斯康辛和日内瓦三所大学 , 学术兴趣在政经 , 特别是劳工问题 。 1925年春 , 应纽约一家进步杂志《国民》(The Nation)编辑的约稿 , 写了篇《日本的劳动运动》 。 后来去纽约时 , 偶然看到地铁站的书报亭中 , 放着《国民》志的新刊(1925年4月1日号) , 封面上印着“Labor Movement in Japan” 。 看到“自己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 而且是英语 , 我很兴奋” , “当一个采访人员的想法 ,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暗暗产生了” 。毋庸讳言 , 松本重治作为由代表日本的“国策通信社”派驻“敌国”的特派员 , 自然有其官方立场和政治立场 , 但同时也应该承认 , 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和平派”人士 , 从他当时所主导的战争报道和战后出版的、包括《上海时代》在内的若干著作中 , 均能体会到与战时主流舆论的“温差” 。 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 , 针对海军陆战队武官室发表的战况 , “其言辞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的状况 , 松本派手下一位叫松尾哲夫的采访人员(战后任玉堂美术馆馆长)去前线采访 , 要求他“一定要搜集类似社会版面的新闻” 。 松尾去野战医院 , 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残酷 。 他报道一位在吴淞口登陆战中负重伤的士兵 , 因受伤痛的折磨而不住地呻吟 , 但哼的是“妈妈 , 我好难受” , 临死前最后叫的是“妈妈” , 而不是“天皇陛下万岁” 。在街垒战最激烈的时日 , 松本在办公室闭门不出 , 和衣而卧 , 中餐和晚饭基本靠叫外卖 。 常用一家叫“杏花楼”的北京菜馆 , “在电话中一预定炒面或炒饭等饭菜 , 马上就会送来” , 令松本颇感动: 在中日两国开战后 , 中国人有大国的风度 , 非常沉得住气 , 明知我们是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的 , 仍然把饭菜送来 。 大概他们一定认为 , 战争这种事情 , 是下等人的军队干的 。当然也不尽然 , “在此期间 , 也有打了电话 , 对方却寻找各种理由拒不送饭菜的情况 。 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 只好作罢” 。对军部的占领南京计划 , 松本始终持明确的反对立场 , 认为在国民政府既已迁都重庆 , 军队也已撤离的情况下 , “占领南京没有任何意义 , 反而会使中国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 。 且预料到南京攻略将使“日本军队兵站补给线拉得太长 , 粮秣不足 , 很可能发生掠夺” 。尽管松本重治是军部南京攻略的“持不同政见者” , 南京“陷落”后 , 松本作为同盟社在大陆的代表 , 还是受邀出席了“入城式” 。松本在回忆录中 , 详尽记述了入城式的过程 。 ·····坐在台下的松本 , 请求身边的深堀部长:“日本军的暴行 ,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 我希望向世界转发松井大将训词的新闻 , 请报道部长批准 。 ”翌日 , 松本回沪后 , 立马赶到分社办公室 , 在向东京发送电讯的同时 , 要求部下把松井训词翻成英文 , 即刻发往路透等各家西方新闻社 。 但仅报道松井训词 , 也还是真真意难平 ,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松井最高指挥官·····训斥的日本军人 , 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犯下最可耻的暴行 , 屠杀、放火、亵渎尸体等事实 , 不断刺痛我的心 。次年4月 , 一位在南京陷落时 , 与一些西方人一起坚守难民事务所 , 在建立难民区事宜上曾得到过松本帮助的中国绅士田柏烈先生到上海分社拜访松本 , 并带来了其编写的一本书《日本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 。 田对松本说:“这对于有良心的日本人 , 真是感到很抱歉 。 但是 , 我们是想让世界知道这样一个可悲可恨的事实 , 战争会使人变成野兽 。 ”松本当即表示: 田柏烈先生 , 我只是日本人中的一个无名小辈 , 对南京的暴行和屠杀 , 我感到深深的羞耻 。 大作可能具有反日宣传效果 , 这也没有办法 。 对于中国人 , 乃至对于全人类 , 我们日本人应该深刻谢罪 , 同时也希望把你的书作为我们反省的粮食 。 你的话太客气了 , 反而使我更加痛苦 。无论是当时 , 还是战后 , 松本在南京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鲜明的 , 眼里不揉沙子 。 在他作为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活跃于公共空间的七十年代初中期 , “南京事件”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词汇 , 围绕大屠杀之有无的问题 , 日本社会展开了一场左右对决 。 松本在他先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 , 对南京陷落后 , 日军针对战俘和平民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 从来就直称“南京大屠杀” , 而不是在主流出版物上更常见的较比“克制”的“南京事件” 。 只是他进入南京时 , 局势已基本平稳 , 故其本人未能亲眼目睹大规模屠杀 , 也确实并不掌握具体数据 , 但他直接听过一些随军采访人员同行们的讲述 , 甚至仔细翻阅过他们的随军日记 , 那些对日军残虐行径的原生态记录 , 甚至令松本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抵触 , 难以卒读 。 田柏烈等中国和西方友人的证言 , 是松本重新检讨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 大屠杀的亲历者、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M·S·贝茨也是松本的朋友 , 战后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 。 松本与他在轻井泽重逢时 , 这位美国学者面带疲惫 , 只说了一句话:“那时候实在是太残酷了 ,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 。 ”但松本却再次受到强烈的触动: 虽然“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人数以及真相依然不明 , 但这在我们日本人的心底深处 , 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然而 , 松本检证历史的努力却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政治势力的夹攻:认为所谓“南京大屠杀” , 不过是“少数人人为制造之虚幻”的“幻影派”保守派分子 , 指责松本“造谣、污蔑 , 作伪证”;而左派人士则拿同盟通信社的“国策”背景及其自身的战争责任说事 , 质疑松本为何不在实施屠杀时去现场采访 , 等等 。其实 , 对松本来说 , “与被害者人数相比 , 日本军人所做的非人道行为本身更令人痛心” 。 特别是当他看到“捷报”传到日本本土后 , 各大报纸纷纷推出“南京陷落”的“号外” , 数以万计的东京市民在银座街头提灯游行“祝捷”时 , 深感“在日本国民中 , 正蔓延着一种错误的中国认识 , 以为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很快就会投降 , 而趾高气扬起来” 。 也正是在这个时点上 , “我开始认真考虑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的问题” , 包括旋即被卷入“和平运动” , 恐怕亦与彼时所受的刺激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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