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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职母亲的“双重生活”：在育儿和家务中挤出时间工作

【编者按】
剑桥大学历史系讲师海伦·麦卡锡（Helen McCarthy）的新书《双重生活：在职母亲的历史》（Double Lives: A History of Working Motherhood）4月16日在英国出版 。 英国作家艾莉森·莱特（Alison Light）撰文介绍该书 ， 讨论了英国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角色扮演的历史变化：“英国四分之三的母亲现在有自己的工作 ， 这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 ， 但是《双重生活》这本书的研究却表明 ， 女性仍在承担更多的家务 。 当前的新冠疫情就像过去的危机一样 ， 人们要求女性——尤其是母亲 ， 在加倍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支持这种关于家庭的幻想 。 ”以下为全文翻译 ， 略有删节 。
我家三代母亲都边带孩子边工作 。 我的外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家带10个孩子 ， 还要帮裁缝洗衣以维持生计 。 她在12岁之后就没上过学 ， 是经济上一直依赖我外公的家庭主妇 。 1950年代 ， 我母亲14岁辍学 ， 先是在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兼职 ， 后来又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会计部门全职工作 。 1970年代我姐姐离开家 ， 做了教师、结婚并且也有三个孩子 。 她以校长身份退休 ， 并得到了职业退休金 ， 与外婆的生活截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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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生活》然而 ， 这三名女性都过着“双重生活” ， 让带薪工作适应家务和育儿的繁忙 。 她们的工种也是典型女性化的 。 社会中最贫穷的女性一直是洗衣清扫等家庭杂务工作的后备人员 。 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 ， 受过一些教育 ， 就去工厂、商店或办公室工作；那些具有更高资质的进入像幼教或者广义的教育类的“看护”行业 。“没有谁的生活具有代表性” ， 海伦·麦卡锡（Helen McCarthy）在她令人印象深刻且细微的研究中写道 。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 。 但是像她的书一样 ， 最好的历史著作能够表现出个体生活的典型性 。
《双重生活》描述的历史始于19世纪中叶 ， 但它的优势体现在对当下的反思 。 现在有四分之三的英国母亲正在工作 ，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惊人转变 。 母亲经济独立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合法”的 。 尽管社会氛围已发生巨变 ， 尽管女性可以进入所有行业 ， 大多数在职母亲仍处于低薪、严格的打卡制度、没有幼儿托管的不友好工作环境中 。 就像她们的维多利亚时代前辈制衣或粘火柴盒一样 ， 如今在家工作的妈妈制作婴儿连袜便鞋或在贺卡上粘贴水晶 。
到20世纪 ， 包括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组织在内的多半英国男女都认为 ， “母职”是妇女的主要职业 。 进入职场的妇女感到必须在母职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好妈妈”只是因为不得已才工作 。 被抛弃的妻子、寡妇或单亲父母能够得到同情 。“坏妈妈”之所以工作是因为她想要事业 。 麦卡锡在书中问道：这种观念到目前为止究竟改变了多少？挣到足够的钱将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的男性养家糊口的理想不再占主导地位 。 但是 ， 如今的雇主和政策制定者仍大多将“工作的人”定义为男性 。 提供社会福利常常合并母子的需要 ， 并认为妻子依赖丈夫 。 人们仍然把家想象为母亲的“领地” ， 而非父亲的 。
麦卡锡的书是一部经济社会史 ， 但她也想赋予在职母亲的说法“阴影和质感” ， 并且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 她不仅精通内阁备忘录、雇佣法或社会学报告 ， 还熟悉通俗小说和新闻 。 她从不把资料来源当作真理 ， 而是将穷人生活的早期社会调查定性为“统计和情感、经验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跨领域融合” 。 在职母亲的声音总是在官方和非官方评论的喧嚣声中突显出来 。
境况最差的女性从来不是单纯的受害者 。 尽管大多数人当然是出于经济需要而工作 ， 但她们也可以享受工作 。 家庭佣工通常为她们的技能感到骄傲 ， 职场雇员享受工作中的友情和暂时脱离家庭的自由 。 英格兰中部一家果酱工厂的年轻母亲坦言 ， 她不愿留整日在家照看孩子 ， 那让她十分烦躁 ， 却遭到女性督察员的反对 。 但她所言代表着接下来几十年的女性心声 。
20世纪初 ， 成群的妇女从事文书工作 ， 但新婚生活限制了她们的前途 。 战时英国政府召集母亲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军 ， 关注她们的需求 ， 甚至提供工作场所的托儿所 ， 但仅限于那段时间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由于消费市场迅速增长 ， 兼职工作机会大大增加 ， 但是雇主利用其临时性支付不匹配的工资 。 兼职被视为婚姻和生育之间的权宜之计 ， 或因为大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还得承担额外的家务劳动 ， 不得不选择兼职 。 但她们经常没有晋升的机会 ， 没有带薪病假和休假权利 。 就这样 ， 前进两步 ， 后退一步 ， 经过很长一段时期 ， 在职母亲的形象变得更加普遍 ， 渐渐被社会接受 。
麦卡锡写作时镇定自若 ， 但是她并不中立 。 1950年代墨守成规的女性遭到了她的批评 。 在那十年中 ， 像我母亲那样在外工作的女性都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 。 《双重生活》对诸如约翰·鲍比（John Bowlby）或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等的“母爱剥夺”理论持怀疑态度 ， 它们经常被用作“殴打”在职妈妈的“棍棒” 。 关于童年经历的历史很显然能写成另一本书 ， 麦卡锡书中的回顾性证词使这个问题还有很大讨论空间 。
在战后几十年中 ， 家庭中的第二笔收入成为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来源 。 同消费主义的兴起有关 ， 人们对日常开销和休闲消费有了更高的期望 。 现今两份收入的家庭继承了“个人成就感与购买和拥有更多有关”的假设 。 自从避孕大概率有效和人工流产逐渐普及 ， 家庭规模已经缩小——这对许多不再无休止生育的妇女来说是巨大的转变 。 《双重生活》几乎没有提及新出现的“生育同侪压力” ， 也没有关于孕产催生的商品经济的论述（成立于1972年的英国母婴产品零售公司Mothercare如今所有门店关闭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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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Mothercare门店麦卡锡一书的最后一章记述了英国在就业法、薪酬斗争和反歧视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 在更多的行业中 ， 有越来越多的职业母亲获得了自尊和经济独立 ， 她们在公众面前发声并获得倾听 。 但是她们仍然感到内疚 ， 并经常筋疲力尽 。 尽管媒体放大和扭曲了关于“自私的母亲”、“工作过于努力的女性”和“事业家庭都想要的妈妈”的讨论 ， 但许多职场的竞争性利己主义很少为女性权益发声 ， 更不用说对女性友好了 。 职业文化赋予女性地位 ， 但男性主导的市场化公司模式重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麦卡锡这里指她的“部门经理”） 。 所谓的“获得权益”是以牺牲在英国做家政服务的其他妇女为代价的 ， 她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或少数族裔 。 男性在家务或育儿方面的付出并没有增加太多 。 在某些社区 ， 丈夫仍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出去工作 。
1945年后 ， 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执政时在不同时期都曾投资生育服务和托儿所教育 。 麦卡锡认为 ， 尽管在执政理念上存在分歧 ， 但政府仍将妇女和家庭的利益视为一体 。 在20世纪70年代 ， 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庭保留主妇角色以及将孩子视为占有物的想法 。 现今 ， 生活在传统家庭中的人越来越少 ， 但是依然在努力维持的“家庭修辞”仍不断使用 。 作为保守社会生活观念的基石 ， 家庭仍然是一种理想生活 。 当前的新冠疫情就像过去的危机一样 ， 人们要求女性——尤其是母亲 ， 在加倍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支持这种关于家庭的幻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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