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中国传统意义上绅士的流变
一、开宗明义：“绅士”的含义及其构成
谈到绅士 ， 首先还是应当辨析其概念 。 绅士一词 ， 古已有之 ， 不过古代文献典籍中大多以“缙绅士子”来表述这一概念 ， 虽不如近代以来“绅士”一词所指的涵义宽泛 ， 但基本概念与“绅士”一词倒没有太大的区别 。 根据《辞海》的解释 ， “绅”是指“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 ， “引申指束绅的人士”（《辞海》第1160页） ， 即所谓“古之士者 ， 垂绅插笏” 。 至于“士” ， 本来是周朝分封制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 。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 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 ， 士的阶级组成和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 成为“四民之首” 。 到了孔子的时期 ， 士成为知识的载体 ， 道统的宣扬者和维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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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绅大夫
整个帝制社会时期 ， 士这一集团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成为历朝历代统治的支柱 ， 所谓“士为四民之首 ， 一方之望 。 凡属编氓 ， 皆尊之奉之 ， 以为读圣贤之书 ， 列胶庠之选 。 其所言所行 ， 俱可为乡人法则也 。 ”（《钦定农政全书》卷七） ， 即此之谓也 。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 ， 随着社会的巨变 ， 绅士的含义比以前也有了发展 。 出现绅与士二者共指的趋向 ， 绅士逐渐成为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知识、经济实力的特权阶层的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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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
如果将绅士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来解释的话 ， 似乎很容易清晰地表述出来 ， 但若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代名词并以此来解释这一阶层的话 ， 就显得尤为不易 。 绅士阶层的构成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存在着争议 ， 研究者或者因为分类法的不同 ， 或者因为纠结于某些群体（例如在职官员）是否属于绅士集团而争论不休 。 笔者所看到的资料极其有限 ， 但在这些资料之中 ， 笔者认为符合笔者看法并且与本文论点息息相关的是王先明先生的观点 。 王先生将中国近代的绅士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具有科举功名者 ， 这类人是绅士集团的主体 ， 近代以来 ， 即便是秀才功名 ， 也足以跻身于士绅之列 ， 在近代许多报刊和官方文章中 ， 举贡生员们都被称为绅士 。 第二类人是具有科举功名以外的具有其他身份“顶戴”的人员 ， 这些人是绅士集团的附属体 。 这些人的出身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 第一是捐纳出身 ， 捐纳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 到了近代 ，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 ， 出现了许多富商大亨 ， 但这些富商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的名分等级观念和社会存在的影响 ， 是以不惜重金谋得一个显贵的身份 ， 跻身于士绅的行列 ， 而政府由于财政紧张 ， 对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持默认甚至是支持的态度 ， 就使得近代以来 ， 通过捐纳获得绅士身份的人更为普遍 。 第二类是军功出身 ，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 ， 连续的战争使得一部分人有机会立下功劳 ， 从而在离开军营回到家乡之后 ， 获得一个绅士的身份 。 第三类是保举出身 ， 有点儿类似于古代的恩荫制 ， 通过保举得官而荣归故里 ， 自然就成为绅士中的一员 。 （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述论》）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由于近代社会原因 ， 第二类绅士的数量明显增加 ， 但其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号召权威远远不如传统科举出身的绅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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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士子
二、“承上启下”：绅士在传统社会起到的社会作用
细究上述绅士一词的涵义 ， 不难看出 ， 绅士是由“士”转化而来的 ， 同时也具有士这一阶层的普遍特征 。 至迟在孔子时期 ， 士已经成为社会知识阶层的统一称谓 ， 并且经过轴心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 ， 士被赋予了道德的力量 ， 成为道统的承担者和礼乐教化的实行者 。 到了明清时期 ，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传统士这一阶层的涵义和组成发生了变化 ， 逐渐被“士绅”所代替 ， 但纵观明清以来的历史 ， “士绅”的本质内涵与传统的“士”并未发生太大的区别 。 正如徐茂明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从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 ， 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 ， 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最迟到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力量的绅士集团在传统的社会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 非官而似官 ， 是民而非民 ， 处于国家和民众的中间位置 ， 是政府权力权力在民间的延伸 。 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官僚、士大夫、绅士 ， 是异名同体的政治动物 。 ”（吴晗：《吴晗史学论集选集》第二卷）这就说明了 ， 处于这种特殊地位的“政治动物”在传统的民间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并且其影响长期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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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图》士绅聚会
关于士绅集团对于传统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是对上的影响 ， 即对于官府以及官府所代表的皇权的影响 。 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皇权的独尊和其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也早已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确定 。 但这仅仅是从理论和理想的层面上那个而言的 ， 现实情况是 ， 中国的政府权力长期停留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 。 王先明认为 ，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结构分为两层 ， 上层是中央政府 ， 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 ， 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 。 （王先明：《近代绅士》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7年版）秦晖的概括似乎更为生动一些 ， 他说：“国权不下县 ， 县下唯宗族 ， 宗族皆自治 ， 自治靠伦理 ， 伦理造乡绅 。 ”这也就是说 ， 在国家权力难以渗透的乡间社会 ， 绅士在地方的管理、教化方面起着官府难以起到的作用 ， 也就是清朝的汪辉祖曾说过的“官与民疏 ， 士与民近 。 民之信官 ， 不若信士 。 朝廷之法纪 ， 不能尽晓于民 ， 而士易解析 ， 谕之于士 ， 使传谕于民 ， 则道易名而教易行 。 境有良士 ， 所以辅官宣化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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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化之
绅士集团对传统社会的第二个影响是对“下”的影响 ， 即对底层民众的影响 。 在传统社会中 ， 绅士集团大多是由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定功名的举贡生员、致仕还乡的官吏 ， 以及因故赋闲在家的在职官员 。 他们有一个共性 ， 就是都是知识的掌握者 ， 在那个“知识人”极其稀少的时代 ， 掌握知识的人往往能掌握一个地区的发言权 。 绅士既作为知识的垄断者 ， 就有推行礼仪教化的责任 。 正是绅士集团对知识和教化的垄断 ， 才使得其有能力和威望参与地方事务 ， 管理地方民众 。 当然 ， 绅士集团在地方不仅有管理之责 ， 而且有参与公共事业的义务 ， “地方利弊 ， 生民休戚 ， 非资访绅士不能周知 。 ……况邑有兴建 ， 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 ， 建育英堂 ， 修治街道 ， 俱赖绅士倡劝 ， 始终经理 。 ”（徐栋《牧令书》卷十四）绅士集团从属于地主阶级 ， 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 使他们有一定的物质力量来参与地方的公共事业 。 也缘于他们对公共事业的参与 ， 博取了民众的信任和威望 ， 使其更有资历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 ， 在代表民众与官府“沟通”时具有更大的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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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
绅士为四民之首 ， 一乡之望 ， 是传统社会稀有的知识型人才 ， 他们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 ， 教化乡里 ， 在国家政权难以渗透的乡村社会起着管理民众 ， 教化百姓的作用 ， 甚至平衡皇权与百姓之间的矛盾 。 同时 ， 他们本就是传统社会中道统的代表者之一 ， 试图以道德的力量凌驾于政统之上 ， 又通常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 与代表皇权的官府发生矛盾 。
三、“天变与人变”：士绅在近代社会大变局下的作用与转变
进入近代以来 ， 国家动荡不安 ， 原有的国家机器被逐渐粉碎 ， 甚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也走下神坛 ， 伴随着这样的社会变化 ， 绅士以及绅士集团所代表的所谓的绅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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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集团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 包括其内涵和内部组成 ， 但绅士阶层作为乡村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却没有发生大的转变 。 且就其掌握的权力本身来说 ， 从范围到执行的强度和权威方面都扩大和加强了许多 。 近代社会 ， 乡村权力阶层仍然以绅士为中心 ， 对于社会生活其支配性的影响 。 这一点 ， 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 但问题在于 ， 为什么在近代传统社会面临解体、传统势力一再遭受打压的社会大背景下 ， 绅士集团作为传统社会的产物 ， 不仅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 相反却在动荡的社会中得以继续发展？前已所述 ， 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影响范围止于县一级 ， 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乡绅的手中 ， 但在这个过程中 ， 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矛盾 ， 即所谓皇权与绅权之间的矛盾 。 官府的统治和政令的顺利施行有赖于乡绅的帮助 ， 而乡绅们大多具有“本土”情结 ， 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依附 ， 从而士绅们感到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福利 ， 保护地方不受皇权的过分侵入 ， 加之绅士们在地方上的威望 ， 很容易挟百姓而威官吏 ， 这就造成了地方绅士与官府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和对立（当然在和平年代这种矛盾和对立是极其微弱的） 。 而代表皇权的官府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 ， 对于本地乡绅一直采用既拉又打的策略 ， 一般官府不会公然开罪于本地绅士 ， 但也不会赋予其太大的权利 。 但这些也仅仅是针对于和平年代而言的 ， 到了朝代鼎革、社会混乱之际 ， 原有的政治秩序发生混乱 ， 官府无力再去控制乡绅 ， 而这种混乱往往又给乡绅扩大自己的权利、提高威望提供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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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乡绅
晚清时期 ， 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 朝廷军事力量薄弱 ， 应顾不暇 ， 官府对乡村的统治力量和对士绅的控制就相对薄弱 。 由于民间起义不断 ， 政府必须借助民间力量维护统治 ， 收复失地 ， 而民间力量的掌控者就是绅士集团 。 在这种情况下 ， 清政府就不得不赋予绅士一些权利 ， 比如组织团练 ， 扩充民间的“武装力量” 。 事实上 ， 清王朝得以平定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 ， 很大程度是靠士绅的力量 ， 在镇压这些起义的过程中 ， 绅士集团通过组织团练获得一定的武装力量 ， 本来这些武装力量在起义平定以后 ， 就要被解散 ， 但由于近代社会经常性的处于一种大动乱时期 ， 动乱因素依旧存在 ， 官府也就不得不继续依靠绅士的力量加强乡村的管理和民间的武装力量 ， 这也就使得绅士的力量得以不断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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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勇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 ， 老百姓对于本地士绅的认可度和信任程度本就高于官府 ， 在战乱频仍的近代社会 ， 有绅士出面组成的武装力量能够、或者是短时间内能够保障一个地区老百姓的安稳生活 。 在这种形势下 ， 老百姓对乡绅的信任度和依靠程度都会加深 ， 这也是绅权在传统社会面临解体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 近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 ， 新的事物不断地涌入 ， 在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制度 ， 但同时中国旧的传统在在近代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 两千多年的传统不会在一朝一夕之内土崩瓦解 ， 普通的人民群众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接受新生的事物 ， 而对于传统事物存留有一定的感情 。 老百姓对于绅士的感情就如同其对于一个传统事物的感情一样 ， 短时间内如果让绅士集团消失 ， 民众肯定难以理解 ， 变得无所适从 ， 这也是为什么在民国时期绅士仍能够长期控制地方实权的原因 ， 士绅阶层“有历史关系 ， 有社会地位 ， 取精用宏 ， 根深蒂固 ， 绝对不易动摇 。 ”
随着绅士权利的加强 ， 士绅们参与乡村事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 而且 ， 在这个过程中 ， 士绅权利的行驶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 事务处理的方法方法也趋于严厉 。 近代士绅会在本地组织起由绅士集团控制、处理地方日常事务的组织 ， 如广东等地设立的公局 ， 这样的机构得到国家的承认 ， 有些地方 ， 公局甚至成为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一个级别 ， 其权利的行驶有一定的保障 。 除了士绅权利的加强之外 ， 近代士绅权利触及的范围也不断加强 。 士绅集团及由其控制的机构通常拥有武装 ， 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 ， 有稽查权、缉捕权 ， 还可以通过订立乡规或“奉谕告示”等形式拥有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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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士绅势力的扩大 ， 士绅的影响往往不仅止于民间百姓 ， 还包括官府 。 王先明的研究指出 ， 士绅阶层对地方权力有绝对的操控能力 ， “直至30年代中期 ， 华北各县不但用人权操纵在当地绅士手中 ， 财政权也操在当地绅士手中 。 ”（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利——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河北省“多数县分向例将地方预算决定于全县行政会议 ， 又其临时开支决之于县政会议 ， 官不能主 ， 上不过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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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集团在近代仍然拥有着地方的实权 ， 操纵着地方的事务 ， 但在其长期存在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产生矛盾 ， 而这种矛盾的来源就是绅士的独特地位特征 。 对于掌握正规国家权力的官府来说 ， 士绅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分权因素的存在 ， 当原有的国家机制解体以后 ， 建立起的新的国家机制 ， 存在于新机制中的政府官员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情况 ， 所以势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绅士集团的权利 ， 但由于社会的动荡因子使得政府不能够离开绅士集团及其控制的社会力量 ， 并且绅士集团在社会变动中积累了足够的资本 ， 比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力量更为强大 ， 更能够和官府抗衡 。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河北地区曾经有这样的资料记载了官绅之间的冲突：“各局长办事得力者固无尝不有 ， 而办事不力者时居多数 。 欲呈请撤换 ， 必以士绅资格遇事兴波作浪 ， 故与为难 。 县长每因有此顾虑 ， 明知其不得力亦只好隐忍不言 ， 待至贻误地方 。 ”可见 ， 绅士力量强大到足以干涉正规国家政府官员对于人员任命的权利 ， 俨然成为一个地区的土皇帝 。
当然 ， 与士绅集团存在矛盾的不仅仅是官府 ， 还有底层民众 。 在传统社会里 ， 士绅阶层大多是饱读诗书的传统儒生 ， 本身具有很高的素质 ， 教化乡众 ， 以礼仪自持 ， 虽其间也有劣绅的存在 ， 但大体上来说都是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 。 可是到了近代社会 ， 通过军功和捐纳而来的士绅数量大大增加 ， 这就影响了士绅阶层的素质 ， 加之民国以来 ， 士绅集团逐渐掌握了地方的征税、审判等权利 ， 就使得绅士集团一些人被腐蚀 ， “土豪劣绅”的数量就大大增加 ， 久而久之 ， 就与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
【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中国传统意义上绅士的流变】传统意义上的绅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消失 ， 但它所代表的绅权及其对中国底层社会长期的控制却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视和研究 。 “居今之世 ， 志古之道 ， 所以自镜也 ， 不必尽同” ， 这大概就是研究历史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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