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新冠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瘟疫的额外损害

乔姆斯基:新冠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瘟疫的额外损害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法意导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 。 而现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 , 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之时 , 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所持政治思想的不足 。 《真相》(Truth out)采访人员C. J. 波利克罗尼奥(C. J. Polychroniou)于2020年发表《乔姆斯基和波林:为了从COVID-19中痊愈 , 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To Heal From COVID-19, We Must Imagine a Different World) , 记录其对美国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的采访内容 。 文章指出疫情初始 , 特朗普政府盲目逐利 , 应对不力;而疫情爆发之时 , 政府则大力扶持公司企业 , 对民众医疗保障置之不理 。 文章针砭新自由主义之弊端 , 提倡构建真正国际主义 , 激发全球公民意识 。 本文作者C. J.波利克罗尼奥(C.J. Polychroniou)是一名政治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 曾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任教 , 也曾在多个研究中心工作 。 他拥有特拉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 是几本书的作者和编辑 。 他最近的一本书是对诺姆•乔姆斯基的一系列采访 , 题目是《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Optimism Over Despair:On Capitalism, Empire, and Social Change) 。 】乔姆斯基:新冠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瘟疫的额外损害
本文作者C. J.波利克罗尼奥(C.J. Polychroniou)这场冠状病毒(COVID-19)引起的疾病引起了世界措手不及 。 尽管最近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承诺 , 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复苏 , 但这场流行病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将是剧烈的 。但我们能从这场疫情大流行中学到什么教训呢?冠状病毒危机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吗?也就是设想一个利润不高于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本期《真相》(Truth out)的独家专访中 , 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回答了这些问题 。乔姆斯基:新冠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瘟疫的额外损害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C. J.波利克罗尼奥(C. J. Polychroniou):诺姆 , 我们能从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机中得到哪些更深层次的教训呢?诺姆·乔姆斯基:科学家们预测流行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 特别是从2003年SARS大流行以来 , 那是由一种类似于COVID-19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 他们还预测 , 未来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流行病 。 如果我们希望防止下一波灾难的发生 , 我们应该问问这是如何发生的 , 并改正错误的地方 。 从灾难根源到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 , 我们可以从许多层面得到教训 。 我将把重点放在美国上 , 尽管这是一种误导 , 因为它在应对危机的能力方面处于最底层 。基本因素一清二楚 。 这种损害源于巨大的市场失灵 , 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这一问题 。 从糟糕的医疗体系和脆弱的社会公正排名(在经合组织中几乎垫底) , 到接管联邦政府的“破坏球” , 美国有其特殊性 。SARS肆虐时 , 导致SARS的病毒很快被发现 。 疫苗已经研制出来 , 但是还没有通过临床试验阶段 。 制药公司对此不感兴趣 , 因为它们只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 , 而投入资源以避免某些预期中的灾难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 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戏剧性地说明了这种普遍的失败——缺乏呼吸机 。 这是一种致命的失败 , 而这迫使医生和护士做出让谁死亡这样痛苦的决定 。奥巴马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 。 它从一家小公司订购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呼吸机 , 但这家小公司后来被一家大公司科维迪安(Covidien)收购 。 而科维迪安公司搁置了这个项目 , 显然是因为这些产品可能会与它自己的高成本呼吸机竞争 。 然后它通知政府 , 表示想要取消合同 ,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 , 这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逻辑 。 但就在那时 , 新自由主义病理学(neoliberal pathology)又给了沉重的一击 。 奥巴马政府本可以对此施压(step on) , 但这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布的执政原则所禁止: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 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 所以当时的奥巴马政府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应该暂停一下 , 考虑一下这个公式的意义 。 在实践中 , 这意味着当人民的福利受到威胁时 , 政府不是解决方案 , 但它绝对是私人财富和企业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 。 自里根执政时起 , 这些记录都是充分的 , 我们应该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视它 。 “政府不好”这句口头禅与自吹自擂的“自由市场”类似 , 它很容易被扭曲 , 以适应过高的资本要求 。新自由主义理论也适用于私营部门 。 商业模式需要“效率” , 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 , 结果被破坏了 。 对私有化的医疗系统来说 , 这意味着它没有多余的能力 , 尽管它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和丰厚的管理报酬 。 它在正常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 , 即使如此 , 它也还是一贫如洗 , 而病人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 当意外发生时 , 只能说真倒霉 。这些标准的商业原则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气候危机 , 它的严重性超过了当前的病毒危机 。 化石燃料企业在经营中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 而不是为了让人类社会生存下去 , 后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 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油田来开采 。 他们不会把资源浪费在可持续能源上 , 也不会放弃有利可图的可持续能源项目 ,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加快大规模破坏的速度来赚更多的钱 。白宫掌握在一群匪帮手中 , 他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 , 并废除那些阻碍人们奔向他们引为骄傲的深渊的规定 ,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达沃斯与会者(他们被称为“宇宙的主人”)的反应颇具启发意义 。 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粗俗 , 因为这玷污了他们想要展现的文明的人文主义的形象 。 但当他以主题发言人的身份滔滔不绝地发言时 , 他们却热烈地为他鼓掌 , 因为他们意识到 , 他对如何填满正确的口袋有着清晰的理解 。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 除非我们的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否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对未来的初步体验 。回到疫情大流行这一话题 ,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到来 。 特朗普已经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 在他的任期内 , 与医疗相关的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 。 “就在新型冠状病毒被认为在中国武汉开始致命传播的两个月前 , 特朗普政府结束了一项2亿美元的流行病预警项目 , 该项目旨在训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 以发现和应对这样的威胁”——这是特朗普煽动“黄祸”的前兆 , 以转移人们对他灾难性表现的注意力 。令人惊讶的是 , 在疫情大流行全面爆发之后 , 特朗普的撤资进程仍在继续 。 2月10日 , 白宫发布了新的预算 , 进一步削减为陷入困境的卫生保健系统(实际上任何可能受益人口)的支出 , 但“预算将促进美国化石燃料的能源繁荣之景 , 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天然气和原油的生产 。 ”也许有些话可以捕捉到这种彻底的恶意 。 但我没有找到 。美国人民也是特朗普价值观的目标 。 尽管美国国会和医学界一再恳求 , 特朗普仍然没有调用国防生产行为公司生产急需的设备 , 并声称此举是一个“打破玻璃”的最后举措 , 调用国防生产行为的普遍性会将这个国家变成委内瑞拉 。 但事实上 ,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指出 , 《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被引用了数十万次” 。 不知何故 , 这个国家挺过了这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 。拒绝采取措施购买所需的医疗设备是不够的 。 白宫还确保了医疗设备的库存消耗 。 国会女议员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对政府贸易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 从1月到2月 , 美国呼吸机出口的价值增长了22.7% , 而2020年2月 , “美国口罩对华出口的价值比2019年月度平均水平高出1094个百分点 。 ”研究仍在继续:就在3月2日 , 特朗普政府还在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医疗用品的出口 , 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 。 然而 , 在此期间 ,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COVID-19的危害 , 包括美国可能需要额外的专业防护口罩和一般口罩 。大卫•达延(David Dayen)在《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中评论道:【“所以制造商和中间商在今年的头两个月把医疗用品运出国外赚了钱 , 现在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把它们运回国内赚了更多的钱 。 贸易失衡优先于自我满足和恢复能力 。 ”】毫无疑问 , 危险即将到来 。 2019年10月 , 一项高级别研究揭示了大流行威胁的性质 。 12月31日 , 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爆发的类似肺炎症状 。 一周后 , 它报告说 , 科学家已经确认来源是一种冠状病毒 , 并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排序 , 又再次向公众提供了信息 。 数周以来 , 中国一直没有透露危机的规模 。 后来中国又声称 , 延误是由于地方官员没有通知中央政府 , 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分析人士的证实 。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 。 特别是美国情报部门 , 整个1月和2月 , 他们都在试图联系总统 。 但这都无济于事 。 他不是在打高尔夫球 , 就是在电视上赞扬自己在遏制威胁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人做得都多 。在试图唤醒白宫的过程中 , 情报工作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 。 正如《纽约时报》报道 ,【“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明确警告过政府官员 , 1月下旬 , 美国冠状病毒危机可能花费数万亿美元 , 并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疾病或死亡的风险……根据中国已有的信息判断 , 这会危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生活 。 ”】然而这都无济于事 。 几个月过去了 , 这位“亲爱的领袖”从一个故事翻到另一个故事——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 崇拜他的共和党选民们为他的每一步都欢呼雀跃 。当事实最终变得不可否认时 , 特朗普向世界保证 , 他是第一个发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 ,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 自始至终 , 他身边的马屁精和他在福克斯新闻的应声虫忠实地重复着他的表演 , 福克斯新闻似乎也是他信息和思想的来源 。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 不仅是美国情报部门了解中国提供的早期信息 。 中国周边国家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 , 那些举措在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都非常有效 。 新西兰立即实行了禁闭 , 而这似乎几乎消除了这种流行病 。大多数欧洲人犹豫不决 , 但组织良好的社会做出了反应 。 德国的报告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 , 这得益于他们储备的闲置产能 。 挪威和其他一些国家似乎也是如此 。 富裕国家拒绝帮助别人 , 这暴露了欧盟的文明程度 。 但幸运的是 , 他们可以指望古巴来救援 , 让古巴提供医生 , 而中国提供医疗设备 。自始至终 , 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学习 , 最重要的是 , 关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自杀特征 , 以及新自由主义瘟疫所造成的额外损害 。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援引稳健的经济学定律解释称 , 这场危机让人们看到 , 将决策权转移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机构所面临的风险 。 私人机构只专注于其庄严的职责——贪婪 。对美国来说 , 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训 。 如前所述 , 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社会公正指标中排名垫底 。 其追求效率的商业模式的私有化营利性医疗保健体系是一场灾难 。 它的人均成本是可比国家的两倍 , 但有些结果是最糟糕的 。 我们没有理由忍受这种情况 。 当然 , 现在是将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提高到其他国家的水平 , 并建立一个人道和有效的全民保健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还可以立即采取一些其他的简单措施 。 企业再一次急着向保姆国家(译注:指政府用一系列的保护性政策来鼓励公民们改变他们在保健,财政和环境等方面的习惯)寻求救助 。 如果他们能得到批准 , 就应该设定严格的条件:在危机期间 , 不向工人发放奖金和薪酬;永久禁止股票回购和逃逸至避税天堂 。 这些对公众的抢劫高达数万亿美元 , 可不是小数目 。 这是可行的吗?显然如此 。 那是法律 , 而且是强制执行的 , 直到里根打开了阀门 。 他们还应该被要求在管理层中有工人代表 , 并坚持发放基本生活工资 。 这些条件很快就会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还有许多进一步的短期措施是相当可行的 , 并可能进一步发展 。 但除此之外 , 这场危机还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重塑我们世界的机会 。 大师们正致力于这项任务 , 如果他们不被参与的民众力量反击和压倒 , 我们将进入一个更丑陋的世界——一个可能不会长久存在的世界 。雇主们很不安 。 当农民们拿起干草叉时 , 公司总部的调子也在改变 。 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加入进来 , 表明他们是如此好的人 , 如果继续留在他们的关爱之手中 , 所有人的福祉和安全都将得到保障 。 他们宣称 , 现在是时候让企业的文化和实践变得更有富有爱心了 , 不仅要关心股东的回报(大多是非常富有的人) , 还要关心利益相关者——员工和社区 。 这是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要主题 。他们没有提醒的是 , 我们曾经听过这种论调 。 在20世纪50年代 , 这个短语被称为“含情脉脉的公司”(the soulful corporation) 。 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 , 这是多么深情的说法 。C. J.波利克罗尼奥:“鲍勃 , 你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冠状病毒带来的经济冲击吗?社会经济影响会有多严重?谁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COVID-19所导致的经济崩溃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当周 , 66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保险 。 此前一周有690万人提交了申请 , 而前一周有3.3万人提交了申请 。 在这三周之前 ,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最多的是1982年10月 , 当时罗纳德·里根经历了严重的双底衰退(译注:又称“W型衰退” , 指在全球经济已经触底逐渐回升时 , 经济复苏可能失去动能 , 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触底 。 ) 。 当时 , 索赔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 。 即使考虑到今天美国劳动力与1982年相比的相对规模 , 1982年与今天的差距仍然令人瞠目 。 因此 , 在1982年 , 65万失业保险索赔占美国劳动力的0.6% 。 4月第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万 , 前一周为690万 , 两者均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4% 。 因此 , 作为劳动力的一个百分比 , 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982年的7倍 。 加上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索赔 , 我们有1680万新失业人口 , 占美国劳动力的10%以上 。 预计这一数字还将在未来数周内继续上升 , 可能将失业率推高至20%的区间 , 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数字 。大部分美国失业者通过其雇主取得健康险 , 而现在维系于雇主的保险岌岌可危 , 因而目前失业者的状况仍然堪忧 。 特朗普3月27日所签署的经济刺激法令并未用于感染者的治疗费用 。 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认为治疗约花费20000美元 , 甚至于享有健康险的居民也需自己额外支付1300美元 。 因此 , 在企业主导、极度不公平的美国医保体系下 , 在数百万人危弱之时 , 2019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 。 假若现下美国实行全民医保 , 那么人人都理所当然地在保障之内 。除了失业者的窘迫之外 ,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抗疫一线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 。 他们为了工作而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一份报告中 , 罗慧珍(Hye Jin Rho)、海莉•布朗(Hayley Brown)及肖恩•弗雷姆斯塔德(Shawn Fremstad)指出超过三千万美国工人(约占美国劳动力的20%)从事于抗疫前线的六大行业 , 包括杂货店职员、护士、清洁工、仓储工人和公交司机等 。 女性在其中占比65% 。 而其中低收入者与欠缺医保者比例更大 。 这些重要工人正将自己置于感染的高风险之中 , 一旦其受到感染 , 则不但面临健康危机 , 还会遭受经济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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