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为什么说要把女人当人看
把女人当人看
1自14岁起 ， 被养父鲍毓明强暴多年的李星星说 ， 她报警后处境艰难 ， 需要配合调查、交很多证明 ， “接下来只能以死明志了” 。 豆瓣上的“躲猫猫社社长”就此说：“强奸中国女孩 ， 算不算辱华？如果是日本人、美国人、黑人强奸中国女孩 ， 就是辱华 ， 全国十四亿人民都与你站在一起 ， 声援你 ， 帮你维权；如果是中国人强奸中国女孩 ， 就不是辱华 ， 全国人民不荡妇羞辱你就很不错了 。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 作为一个中国女孩 ， 合理选择强奸自己的人的种族身份 ， 很有必要 。 ”确切地说 ， 在前一种情况下 ， 帮的也不是“你” ， 而是“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你” ， 在后一种情况下 ， 才是“作为个体的你” 。更进一步说 ， 这甚至也不是在“帮”你 ， 因为当外族人强暴中国女性时 ， 这一个体就成了国族受辱的象征 ， 尤其是对男性的羞辱 ， 暗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 。 因此 ， 真正激怒这些男性的 ， 并不是女性自身的遭遇 ， 而是对男性“责任”的损害——这就解释了为何许多男性既急于“保护中国女性” ， 同时又敌视女权 ， 因为这两者都构成了对男性气概的潜在威胁 。简言之 ， 他们看到的不是具体的“人” ， 而是象征 ， 是男性为主体构建的社会秩序下的一个角色；而这一象征、这一角色的重要性 ， 由其对男性的意义所界定 。2这一情境看似荒诞 ， 但却是中国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 。 这背后的缘由 ， 人类学家许烺光数十年前就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揭示了：中国人在观察社会活动时 ， 既不是从宗教视角出发 ， 也非采取真理或问题的角度 ， 而是鼓励宗族成员“从区分人们是处在亲族集团体之内还是之外的角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双重乃至多重道义原则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内外有别” ， 对待“自己人”和对待“外人”可以迥然不同 。反过来说 ， 这意味着 ， 持有这些观念的中国人 ， 其实仍未具备现代意识 ， 倒是更多残留着“宗法人”的思维特质 。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前些年一度 ， 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 ， 与世界各国都是男性自杀率偏高的现象相反 ， 因为正如吴飞等人分析指出的 ， 当父权制渐趋瓦解 ， 女性权利意识高涨却又仍遇各种束缚时 ， 就更容易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反抗 。当一个社会逐渐复杂分化 ， 个体势必逐渐挣脱宗法社会 ， 大家族瓦解为小家庭；但在中国 ， 从宗法社会中脱离出来的却往往更多具有游民意识 ， 这些“江湖人”甚至比“宗法人”更敌视女性 。 最典型的就是水浒英雄 ， 联结他们的是兄弟情分 ， 一如王学泰指出的 ， 这些游民只热衷三件事：抢东西、抢女人、报仇 。 在此 ， “女人”被物化为一件战利品 。为什么会这样？这或许是因为 ， 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 ， 女人被认为只属于家内的世界 ， 不应该“跨越门闾” ， 出现在公共领域 ， 而“江湖”甚至是一个比一般的公共空间更凶险、激烈的世界 ， 就像“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所暗示的 ， 被认为尤其不适合女性参与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 空间也具有了道德性 。 《清明上河图》上 ， 几乎没有女性出现 ， 因为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 ， 通常都是“三姑六婆”这种道德可疑的人物 。 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 ， 1898-1918》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 “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a public woman） ， 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 ， 正因此 ， 妓女彩云反而成了驻德公使夫人的更合适人选 。公平地说 ， 这不仅仅是中国如此 。 美国草创时期的西部世界 ， 对女性来说也是艰难的 。 直至南北战争前夕 ， 妇女走出家门 ， 仍可能给自己贴上public women及妓女的标签 ， “战前的戏院正是这样的场所 ， 经常光顾的是一些名声败坏、影响不良的女性 ， 如娼妓、女戏子以及工人阶级的妇女”（《美国受众成长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只有女性进入公共空间 ， 才能保障女性权利 ， 而只有女性权利得到保障 ， 才能让更多女性进入公共空间 。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 。 ”这句话广为人知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他的经济分析思想很受马克思赞赏 ， 但其对性解放的强调却未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据Bryan S. Turner《身体与社会》） 。在现代之前的几乎大部分人类文化 ， 女性地位都是很低的 。 古希腊妇女经常遭受隔离 ， 荷马诗篇中有很多证据表明：女性没有什么权利是男性必须尊重的 。 事实上 ， 在18世纪之前 ， 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 ， 倒是那种看起来“较低级”的社会——欧洲人来到东方后 ， 发现东南亚各国法典都规定财产为夫妻共有 ， 与中国、印度迥然不同；东南亚妇女结婚、离婚是家常便饭；很多早期欧洲、中国商人都经常因为当地妇女和他们谈生意而感到惊奇不已（《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在这方面的“大分流” ， 恐怕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尤其是19世纪女权运动之后 。 巴黎妇女逐渐开始在社会公共空间活跃 ， 以至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我们和东方人的最大差异 ， 在于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 。 ”1860年 ， 日本使团第一次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 ， 24岁的正使随从柳川宪三郎惊奇地发现：“在这里女人所受到的对待 ， 就像在我们国家父母受到尊敬一样 。 ”三好将夫在《日美文化冲突》中就此评论：“为什么身体纤柔 ， 意志脆弱的妇女竟会坚持自己的权利 ， 而男人竟会在她们的高傲样子面前让步 ， 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 ， 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 而且我想 ， 甚至在今天 ， 很多日本人也还是搞不懂 。 ”——这些话 ， 恐怕也适用于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国 。虽然常说“人人生来平等” ， 但这样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准则 ， 其实都不是“天然”的 ， 而是历史地形成的 ， 如果缺失了那样一段历史经验 ， 就会形塑不同的社会意识 。 在这一点上 ， 当下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补课 ， 补19世纪欧洲包括女性权利在内的社会权利意识发展这一课 。4在中国 ，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随着近代国族危机到来的 。 这方面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 ， 在此仅指出一点：在这些运动中 ， 女性权利地位的提高 ， 并不是为了女性本身 ， 而是试图通过解放女性 ， 来实现社会的总动员化、作为“国民之母”提高全民素质 ， 以最终解决这一总体危机 。 简言之 ， 女性解放是手段 ， 而非目的 。甚至傅立叶那句话 ， 在这样的语境下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意味：之所以需要解放妇女 ， 是因为这是一个象征 ， 是中国“文明化”的标志 。 在这样的视角下 ， 女性就像过去的贞洁观一样 ， 扮演着男性期望她们扮演的角色——“她们无法表述自己 ， 她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这一话语的支配隐蔽而强大 。 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一书中辛辣地指出 ， 在革命舞剧《白毛女》中 ， 喜儿免受黄世仁玷污 ， 却和大春不再是一对有情人 ， “两人则是乡亲、阶级兄妹和革命同志 ， 还有一层先觉者、引路人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 惟独没有爱情关系！”换言之 ， 她是不能受玷污的贞女 ， 也是被解放、被拯救、被引导的客体 ， 却不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 “也没有苦难 ， 再也没有忧患 ， 当然就再也不用独立思考” 。 至于这解放是不是她想要的、要的话是不是她自己想要的那种 ， 则无人征询过她的意见 。很多男性始终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 。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尊重女性 ， 也给了她们很好的对待 ， 为什么她们还是不满意？这就好像一个小男孩省下自己最爱吃的面包去喂猫 ， 却发现猫咪并不爱吃而大惑不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啊！答案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什么才是好的 ， 得由女性自己说出来 ， 而这就需要让她们的声音在公共空间更多被人听到 。 很多人还很不习惯这一点 ， 最明显的就是 ， 在饭桌上、微信群里 ， 一些男性毫无顾忌地谈论着油腻的话题 ， 丝毫不顾也有女性在场 。 据说18世纪的法国贵妇夏特莱夫人常常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 ， 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 这真的是“旁若无人” ， 因而也就不会因为感受到他人的目光而自觉羞愧 。我也是男性 ， 但我经常发现 ， 我的这些同类好像眼里看不到活生生的女性存在 ， 以至于你如果当场呛声 ， 他似乎还吓了一跳：“原来你是会说话的啊！”他确实会感到不舒服 ， 但如果不说出来 ， 沉默的人也会感到不舒服 。不习惯吗？多听听就习惯了 ， 反正迟早要习惯的 。 但这 ， 首先就得让更多沉默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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