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把子机枪：抗战时期中国步兵的最强火力，曾是八路军士兵的标志
1937年8月 ， 在北京西北的南口镇附近 ， 一位日本摄影采访人员奉命拍摄一段记录日军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镜头 。 摄影师跟随的日军被对面山头上中国军队的机枪压制在阵地上 ， 一名日军机枪手抓起一挺漂亮的轻机枪小心地攀上一座土丘 ， 开始反击 。
这种机枪使用从机匣上方插入的弹匣供弹 ， 弹药手在传递弹药时 ， 同样采用了低姿 ， 唯恐成为中国士兵的靶子 。 日本摄影师很认真地拍摄了这段镜头 。
谁知道 ， 这段战场纪实却让日军高层大为光火 。 无奈的摄影师只能再一次在日军军官“指导”下摆拍了一段日本机枪手“作战”的镜头 ， 这一次 ， 日军机枪手使用的机枪变成了一挺长相怪异而丑陋的机枪 。
那位被日军高层骂做“马鹿”的摄影师当然想不到 。 他最初拍摄的镜头中出现的漂亮机枪 ， 实际上是由中国的兵工厂制造的 。 这款机枪的设计者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 ， 大部分中国士兵并不知道他的姓名 ， 只是简单地用原产国将这款机枪命名为“捷克式”轻机枪 。
而在摆拍中日军使用的丑陋轻机枪 ， 则是一支完全日本血统的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 ， 当然中国抗日军民从来不用敌人的名字称呼它 ， 而是根据外形将其命名为“歪把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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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军队的“捷克式”轻机枪性能优异 ， 因此日军虏获该枪后经常为己所用 。
日本造“歪把子”
“歪把子”和“捷克式” ， 这一对战场上的死敌 ， 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产物 。 在一战西线陷入堑壕战泥潭前 ， 很少有人考虑过要设计制造一款一两名士兵就能操作的机枪 。 1915年以后 ， 为了能够让机枪跟随步兵快速前进 ， 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轻武器设计师绞尽脑汁为重机枪“减负” 。
到1916年 ， 德国的MG08/15和法国绍沙M1915式轻机枪开始广泛装备部队 ， 步兵终于有了可以跟随自己前进的机枪 。
1923年 ， 日本陆军开始装备一款日本人设计制造的轻机枪 。 这种机枪由在日本轻武器设计界举足轻重的南部麒次郎在1922年即大正十一年设计成功的 ， 因此被命名为大正十一年式 。
该枪具有一战中西线出现的轻机枪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 例如枪管下放装有两脚架 ， 一名士兵就能携带等 。 同时 ， 为了满足日本陆军要求轻机枪可以直接使用步枪的5发桥架供弹的要求 ， 南部参照一战中意大利的菲亚特-瑞维利M1914重机枪的供弹具 ， 为自己的轻机枪设计了一套特殊的供弹系统 。
由于供弹系统结构复杂 ， 偏置于枪身左侧 ， 在装满6个桥架后 ， 枪身的重心严重偏向左侧 。 为了尽量减小重心偏移对射击的影响 ， 南部被迫将大正十一年式的枪托设计成偏向左侧的 。 这一空前绝后的设计 ， 为大正十一年式在中国赢得了“歪把子”的诨名 。
虽然对于大正十一年式并不满意 ， 但日军还是根据一战的经验 ， 将轻机枪作为班排的火力核心使用 。 日军在作战时 ， 最基层的作战单元是分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班） ， 一般有13～14人 ， 分为四个作战小组（日军称为班） ， 三个步枪小组各有三名步枪兵 。
三个组排成斜线 ， 既能保证前后小组之间不会遮挡射击 ， 又便于在遭遇敌方火力时迅速形成正面突击和火力支援的配合 。 而轻机枪小组 ， 一般处于最靠前的步枪小组侧面 ， 随时准备展开进行支援射击 。 如果没有一款轻机枪作为对比 ， 也许日本陆军也会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认真为每一个步兵中队（对应中国的连）配上9挺轻机枪 。 但是就在大正十一年式初登战场之时 ， 中国军队就用自己手中更为先进的轻机枪给了日军当头一棒 。
“捷克式”是班排火力核心
1931年10月15日 ， 驻黑龙江的东北边防军卫队团接到命令 ， 全团集合 ， 准备接受新装备 。 很快99挺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被发到了卫队团手中 。
当时中国军队很少有部队能在步兵连中装备6挺以上的轻机枪 。 这99挺轻机枪原是黑龙江主席万福麟购买的 ， 另有一挺在到货后马上被送往东三省兵工厂作为仿制的原型 。 据时任东北边防军驻龙江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回忆 ， 发枪之时 ， 万福麟的长子 ， 同时也是张学良女婿的万国宾始终不赞成 ， 要求必须要有万福麟本人的命令 ， 才可以将轻机枪发给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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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把子”轻机枪采用“奇葩”的供弹设计 ， 虽可以使用与三八式步枪相同的5发桥夹供弹 ， 但该供弹方式故障率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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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中 ， 中国士兵使用“捷克式”轻机枪阻击日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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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 日军在演习中操作“歪把子”轻机枪 。 枪身右侧的白色网袋用来容纳发射后弹出的弹壳 ， 枪管下方装有隔热护套 。
这批轻机枪在11月的嫩江桥战斗中大显神威 。 11月5日 ， 日军以伪军张海鹏部为前锋 ， 向马占山指挥的、据守嫩江的东北边防军发起冲击 。 战前日军曾给伪军张海鹏部补充了几千支三八式步枪 ， 日本参战部队为一个大队 ， 得到航空兵、炮兵和铁甲列车的支援 ， 因此并不将坚守嫩江桥的东北边防军放在眼里 。
不曾想 ， 战斗再次打响之后 ， 日军的大正十一年式故障频发 ， 号称可使用桥夹的供弹系统只要沾上尘土 ， 便会“罢工” 。 而且日军发现 ， 这套供弹系统竟然对上下振动异常敏感 ， 每次快速奔跑后 ， 必须将容弹盒中的桥夹压实 ， 否则就会出现卡壳的情况 。 而中国部队凭借“捷克式”机枪 ， 轻松地压制了日军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 ， 同时也让装备三八式步枪的日本步兵不敢轻易露头 。 这一天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 ， 认为黑龙江军获得了新式武器 。
“捷克式”的制式型号是ZB-26型轻机枪 ， 它是设在波诺的捷克国营兵工厂生产的外贸轻机枪 。 ZB-26的原型是为1923年开始的捷克陆军轻机枪选型设计的 ， 1925年11月波诺的捷克国营兵工厂得到授权开始生产这款轻机枪 ， ZB实际上是布尔诺国营兵工厂的缩写 。
由于ZB-26设计时间较晚 ， 同时捷克的工业基础较强 ， ZB-26的整体水平在二战爆发前都算得上欧洲最佳 ， 连高傲的英国陆军最终都以ZB-26改进型ZB-30作为蓝本 ， 设计了本国的布伦式轻机枪 。
一般认为 ， ZB-26的批量生产开始于1927年 ， 作为当时国际军火市场上最为敏感的买家 ， 中国一些地方军阀于这一年开始进口ZB-26 ， 并将其称为“捷克式”或“捷克造” 。 这一年 ， 设在天津的大沽造船厂开始对进口的ZB-26进行逆向测绘 ， 试图进行仿制 。
这一时期 ， 在中国军阀的部队中装备着多种轻机枪 。 1929年11月中华民国兵工署曾选择法制哈乞开斯式作为中国陆军的制式轻机枪 。 而另外一些军阀 ， 例如东北军 ， 则采用了大正十一年式的仿制品辽17式作为制式轻机枪 。
不过 ， “捷克式”的设计更为可靠 ， 射速更快 ， 质量更轻 。 与大正十一年式相比 ， “捷克式”的全重轻0.7千克 ， 每分钟的理论射速比大正十一年式要高50发 ， 由于采用7.92毫米子弹 ， “捷克式”的威力也远远超过大正十一年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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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士在长城上操作“歪把子”轻机枪 ， 该枪一度成为八路军的标志性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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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阵地战还是游击战 ， “捷克式”轻机枪始终是中国陆军步兵排的火力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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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 ， 从1927年开始 ， 中国各地的军阀纷纷尝试装备“捷克式”轻机枪 。 万福麟购买了100挺“捷克式” ， 将其中之一交给东三省兵工厂进行仿制 。 实际上 ， 在1928年 ， 东三省兵工厂刚刚完成了对大正十一年式的仿制工作 ， 开始生产辽17式6.5毫米轻机枪 。
这款轻机枪的外形与大正十一年式十分接近 ， 但是枪托根据中国的体型做了修改 ， 同时为了方便单人操作 ， 将供弹系统从枪身左侧移到了枪身右侧 。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兵工厂时 ， 竟然从库房中虏走了2000挺仿制的“捷克式”轻机枪 。
日军在与马占山指挥的东北边防军等抗日部队作战中发现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的性能远不如“捷克式”轻机枪 ， 因此一面对大正十一年式进行改进 ， 一面秘密在第一线部队中装备虏获的“捷克式”轻机枪 。
为了保住面子 ， 日军在各种新闻报道中将虏获的“捷克式”轻机枪称为“我军新锐轻机枪” ， 但是对大正十一年式超低可靠性深恶痛绝的日本士兵 ， 却公开将“捷克式”轻机枪称为“无故障轻机枪” 。
为了能够压倒“捷克式”轻机枪 ， 日本陆军和以南部麒次郎为代表的日本轻武器设计师们绞尽脑汁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尚未结束 ， 日本陆军便下达命令要求设计新型轻机枪替代大正十一年式 。 1933年在日本陆军的主持下 ， “捷克式”作为B型轻机枪与南部设计的A型试验轻机枪进行了对比 。 为了维护南部麒次郎的面子 ， 日本陆军最终宣布南部的A型胜出 ， 并将其定名为九六式轻机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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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仿照“捷克式”轻机枪 ， 设计制造的九六式轻机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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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冀东卢龙县官地战斗中 ， 八路军的九六式机枪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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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虽然统一装备了“捷克式”轻机枪 ， 但是子弹袋只能因陋就简了 。
但是从设计来看 ， 南部在设计中大量抄袭了“捷克式”轻机枪 ， 九六式的瞄准具、弹匣等与“捷克式”几乎如出一辙 。 另一方面 ， 南部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日本陆军的所谓尊严 ， 在九六式轻机枪上增加了刺刀、瞄准镜等画蛇添足的设计 。
而有意不使用“捷克式”的供弹系统设计 ， 导致九六式的故障率继续居高不下 。 结果九六式从1938年开始生产 ， 到1940年便逐渐被九九式轻机枪所替代 。 而无论是1932年的上海、1937年的卢沟桥和南口 ， 日本士兵一次次抛弃大正十一年式 ， 争先恐后地拣起中国军队的“捷克式”“无故障轻机枪”的场景 ， 则彻底宣布南部麒次郎在轻机枪设计上的失败 。
根据捷克的记载 ， 从1927年到1939年 ， 中国从捷克进口了30249挺ZB-26轻机枪 。 这批机枪的质量很高 ， 是名副其实的“无故障轻机枪” 。
但是 ， 中国仿制的“捷克式”的质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 从1931年开始 ， 中国各地的兵工厂纷纷开始仿制“捷克式”轻机枪 ， 山西阎锡山控制的西北实业公司每月能够生产200挺发射6.5毫米子弹的“捷克式” ， 刘湘的重庆武器修理所到1937年为止生产了2000挺左右 ， 此外广西和广东的兵工厂也能够生产“捷克式”轻机枪 。
但是这些兵工厂都没有获得捷克方面提供的设计图纸、设备和检验工具 ， 造枪材料也较差 ， 因此机枪的故障率很高 。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 国民政府兵工署派著名的巩县兵工厂（1938年编为兵工署第11兵工厂）负责翻译从捷克购买的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 ， 同年正式仿制完成 ， 命名为民国26年式轻机枪 。
由于在内迁四川的过程中损失较大 ， 兵工署第11兵工厂在抗战时期并不是“捷克式”的主要生产单位 。 在抗战期间 ， 生产“捷克式”轻机枪的主力是设在昆明的第53兵工厂和设在重庆的第21兵工厂 。 其中以第21兵工厂的产品质量最高 。
第21兵工厂的前身是李鸿章创立的金陵兵工厂 ， 内迁重庆后在1938年3月1日在重庆市江北簸箕石复工 ， 1939年接受了轻机枪生产设备 。 在厂长和地下党员李承干的领导下迅速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机枪的主要生产单位 。
在李承干等人的亲自干预下 ， 第21兵工厂的“捷克式”轻机枪首次实现了零件可互换 ， 极大地方便了前线部队的使用和维护 。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此前中国制造的“捷克式”轻机枪质量和可靠性有多么的低下 。 但是 ， 无论如何 ， 从1937年开始 ， 中国基本上再未获得捷克生产的ZB-26 ， 在战争期间 ， 中国累计生产的7万多挺“捷克式”轻机枪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 是中国军队名副其实的班排火力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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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 ， 民24式重机枪主要由兵工署第21兵工厂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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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4式重机枪枪身和枪架由两名机枪手携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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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后方的学生在军事训练课上学习民24式重机枪的操作
中日重机枪对比
第21兵工厂除了生产“捷克式”以外 ， 也是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中国重机枪的主要生产单位 。 从20年代末国民政府建立兵工署开始 ， 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 这主要得益于以俞大维为代表的 ， 有留洋经历的专业人员 ， 能够在考察全世界各国武器的基础上 ， 综合选择性能最优的型号 ， 作为中国的制式兵器 。
当然 ， 兵工署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是并不符合中国当时工业基础的 。 以“捷克式”为例 ， 中国的军工企业在获得捷克方面提供的技术资料后 ， 仍然花费了多年时间才掌握了从材料到产品的全套制造技术 。 与中国相对的是 ， 日本作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工业国 ， 已经丧失了明治维新时代那种可以放下身段学习欧美先进经验和技术的态度 ， 逐渐走入了敝帚自珍甚至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死胡同 。
在抗战初期的淞沪、南口等战役中 ， 时常出现这样一幅场面——中国的水冷重机枪“一夫当关” ， 凭借地利横扫日军整个小队 ， 打得日军的气冷式重机枪无法招架 ， 日军中队时常要向大队请调九二式步兵炮前来助阵 ， 才能最终压制中国的重机枪 。
日本在抗战初期使用的重机枪是著名的“鸡脖子”——九二式重机枪 ， 这种重机枪使用7.7毫米子弹 ， 与日本步兵使用的6.5毫米子弹并不通用 。 这在当时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 对日本的后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 其实 ， 7.7毫米九二式重机枪纯粹是被中国人逼出来 ， 在1931～1933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长城抗战中 ， 中国军队凭借7.92毫米的轻重机枪 ， 横扫日军的6.5毫米三年式重机枪和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 。
机枪作为速射火力 ， 要想发挥最大作战效能 ， 必须要将射程优势发挥到最大 ， 但是日军的6.5毫米子弹重量太小 ， 在2000米左右已经基本不具备杀伤力 ， 而中国重机枪的7.92毫米子弹在2500米距离上仍然能够达到相当惊人的杀伤效果 。
结果就是 ， 中国重机枪甚至是“捷克式”轻机枪经常会在日军的有效射程外对三年式造成有效的压制 。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 ， 日本才将三年式机枪的设计进行放大 ， 用于发射7.7毫米子弹 ， 这就是九二式重机枪的来历 。
对当时的中日军队而言 ， 机枪是步兵最可信赖的支援武器 ， 重机枪作为比轻机枪更大更强的自动武器 ， 可以有效打击一千米以外的集团敌军或者重要的单个人马 ， 每分钟能够发射400发以上的子弹 ， 在使用点射的情况下 ， 可以长时间开火 。
实际上 ， 一战中重机枪便发展为阵地战最可怕的武器 。 在一次世界大战中 ， 欧洲列强纷纷装备了以马克沁重机枪为蓝本设计的多种水冷式重机枪 。 这些重机枪大多布置在经过良好规划和伪装的阵地上 ， 在作战中能够根据预先获得的距离数据 ， 从敌军攻击方向的侧面横扫整个队列 。 在索姆河等战役中 ， 重机枪和其他的速射火力在一天中给攻击方造成了数万的伤亡 。
中国军队装备马克沁机枪并不比欧洲军队晚 。 在1884年马克沁机枪问世不久 ，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便获得了这一情报 。 但是当时中国的军工基础极为薄弱 ， 无法制造足够的弹药 ， 同时中国的军人也并不相信有必要以每分钟数百发的射速对敌军进行射击 。
但是 ， 1905年的日俄战争 ， 让中国和日本军人深刻体验了马克沁机枪的可怕 。 在旅顺203高地攻击战中 ， 日军装备的气冷哈乞开斯重机枪被俄军的水冷马克沁完全压制 ， 迫于无奈的日军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步兵白刃冲击 ， 结果死伤惨重 。 而在一战经验传到中国之后 ， 中国军队最终下定决心装备水冷的马克沁重机枪 。
【歪把子机枪：抗战时期中国步兵的最强火力，曾是八路军士兵的标志】以当时的工业水平而言 ， 水冷方式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枪管连续射击所产生的热量 ， 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枪的火力持续性 。 但是与此相对的是 ， 水冷重机枪的机枪手除了要不断为机枪补充弹药外 ， 还需要时刻注意冷却水筒的存水情况 ， 并且预先为机枪备足冷却水 。
此外 ， 重机枪较高的射速也带来了较高的故障率 。 在当时中日军队中 ， 重机枪手既要有足够强健的体魄 ， 能够背负几十千克的重量翻山越岭 ， 还要有相当强的数学速算和机械维修知识 ，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重机枪的射程 ， 并随时对机枪出现的故障进行判断和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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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武器的八路军而言 ， 重机枪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 本图中八路军队列前摆放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三挺重机枪 ， 从左至右分别是九二式重机枪、三年式重机枪和三八式重机枪 。
中日机枪对决
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参与过南口战役的中国重机枪手 ， 他叫贾善明 。 2013年已经有97岁高龄的他还能徒步爬上当年的阵地 ， 并且清楚地向笔者描述当年的作战场景 ， 以及每日从山下向山腰阵地运送冷却水和弹药的辛苦 。
贾善明为代表的中国重机枪手在抗战期间主要使用金陵兵工厂生产的民国24年式重机枪 。 这是一款以德制MG08型为蓝本 ， 吸收其他多种重机枪优点制造的马克沁重机枪 。 1934年中国从德国获得了MG08的图纸及其他技术资料 ， 交予金陵兵工厂进行仿制 ， 1935年仿制完成 。
据统计从1935年到1948年 ， 中国共生产35272挺民24式重机枪 ， 其中15000余挺是1937年到1944年在重庆第21厂生产的 。 这一成果对中国而言已经相当出色 ，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 ， 在一战的4年间 ， 德国就生产了72000多挺MG08型马克沁重机枪 。
对当时的中国军队而言 ， 无论是重机枪还是轻机枪 ， 都远远不能达到规定的装备数量 。 1937年日军的基层步兵中队（对应中国军队的连） ， 理论上都应该配有9挺轻机枪和9门重型掷弹筒 ， 每个日军大队中还有一个装备8挺重机枪的机关枪中队 。
而同时期中国军队除个别德式整理师能达到每营6挺重机枪 ， 每个连9挺轻机枪的水平 ， 大部分部队一个营也许就只有一两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而已 。 因此 ， 在纸面上 ， 一个日军中队的火力很可能超过两个甚至更多的中国步兵连 ， 当日军将大队的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加强给参战中队时 ， 一个日本中队也许可以凭借优势火力重创中国的两个营 。
当然 ，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重机枪生产 ， 也出现了不足的情况 。 在1937年日军仅仅生产了足够17个师团装备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 ， 九二式重机枪的生产进度更为滞后 。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军高层不喜欢价格昂贵又浪费弹药的重机枪 ， 有些日军将领公开表示 ， 单价高达2175日元的九二式重机枪和650日元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实在是“奢侈品” ， 给步兵每人发一支单价不到100日元的三八式步枪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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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4式重机枪的三脚架有供射手在坐姿射击时跨坐的座位 ， 但是图中机枪手的双腿却没有如操典一般向前抵住脚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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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120师在1939年9月陈庄战斗中同时使用日制九二式重机枪和中国民24式重机枪 ， 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
当时 ， 当日军在战场上被中国机枪打得丢盔弃甲之后 ， 日本陆军被迫一面快速提升机枪产能 ， 一面将三年式的6.5毫米机枪改造为7.7毫米口径机枪 ， 在抗战期间 ， 八路军曾经缴获过理论上已经被日军淘汰的三年式机枪 。
实际上 ， 对日军而言 ， 无论是中国国产的民国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还是日本制造的九二式重机枪 ， 都是要千方百计避免它们落在八路军的手中 。 1942年5月 ， 在晋西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第358旅在山西新军工卫旅等部队的支援下 ， 在山西省兴县田家会地区伏击了日军第69师团第85大队及伪军 ， 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
1942年1月至4月 ， 日军集中1万多人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长达84天的春季大扫荡 ， 结果在80多天中 ， 我军与日军作战265次 ， 比上日伪军1000多人 ， 粉碎了敌军的扫荡 。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 ， 在5月14日集中了第69师团第85大队和伪军 ， 共700多人 ， 在大队长川村的指挥下 ， 再次准备进犯晋西北根据地 。
川村自认为是第69师团的“反游击战专家” ， 但他这次出动 ， 却处处碰壁 ， 当他准备经由兴县城南的山梁逃回岚县的老巢时 ， 却遭到工卫旅和兴县游击队的反复袭扰和迟滞 ， 一天只能走6千米 。 而此时八路军判断了日军的路线 ， 一面派出外线各部牵制阻击周边日军 ， 一面令358旅716团插到敌人必经之路二京山设伏 。
5月18日上午十点 ， 川村大队在二京山进入我军伏击圈 。 八路军在伏击阵地上集中了多挺歪把子和九二式重机枪 ， 在战斗打响后集中火力扫射山梁上的日军纵队 ， 日军对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猝不及防 ， 一下子陷入了慌乱 。 尤其是日军听到熟悉的九二式和歪把子的枪声 ， 判断二京山是八路军第一等主力的阵地 ， 只得在八路军的密集火力下绕到二京山附近工卫旅第21团守卫的肖家洼阵地 ， 试图突破 。 再次受挫后 ， 最终在19日深夜趁着满天沙尘 ， 抬着80多具担架 ， 夹着尾巴潜往田家会撤退 ， 最终在那里被全部歼灭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中国自行生产的性能较为优秀的民24式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 ， 还是日本生产的有各种问题的歪把子和九二式 ， 只要掌握在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中国抗日军民手中 ， 都能承担起步兵火力核心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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