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危机与“健康码”抗疫:你愿意让渡多少隐私?

作者/王学琛编辑/火柴Q
来源:甲子光年(ID:jazzyear)
如同互联网的黑市 , 在游离于道德与法律之外的暗网 , 据说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一切:枪支、毒品 , 各种来路不明的物品与明码标价的“服务” 。
【Zoom危机与“健康码”抗疫:你愿意让渡多少隐私?】而最近 , 暗网上的产品又多了一项——53万个Zoom账号 。
据BleepingComputer消息 , 2020年4月14日 , 53万Zoom账号密码在暗网被黑客以白菜价出售 , 换算成人民币 , 1块钱能买7000个 。 而Zoom的会员账号价格为每月19.99美元(140元人民币) 。
这是4月初以来 , 视频会议赛道头部公司Zoom出现的重大安全漏洞的余波——早在3月底 , 就有专业人士指出Zoom的视频和电话通信并未完全采用端到端的加密方式 , 存在暴露用户登录凭据的风险;有安全研究员发现云存储上至少有1.5万个Zoom会议视频 , 其中大量会议视频还被上传到YouTube等视频平台 。
Zoom危机与“健康码”抗疫:你愿意让渡多少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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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丑闻令Zoom的股价如同经历过山车——本来 , 由于疫情带来的“在线办公”利好 , Zoom的股价在2月-4月间涨了约75% , 最高时一度达164美元;但现在 , 其股价已回落至150美元 , 在4月8日直播道歉之前更是跌至117美元 , 相比高峰期下降28% 。
面对质疑 , Zoom创始人袁征分别通过博客和YouTube公开道歉 , 称将动用全部工程师资源解决问题 。
其实 , 此次事件只是Zoom公司发展史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 , 放至整个科技领域看也只是很快会被其他信息淹没的昨日热点 。
但它很好地注释了我们当下所处的大环境:随着数字化越来越发达 , 数据和安全风险也愈演愈烈 。
如今疫情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 , 它极可能在人类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 就大大加速数字化的进程 。
一个抉择已跳至眼前:我们要不加抵抗地用包含隐私信息的数据换取便捷或安全吗?
风险自负 , 不仅是Zoom不仅是Zoom , 近年来 , 数据安全问题已成科技领域的高频事件和重要议题 。 各大科技公司都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捅过篓子 , 道歉和罚款是家常便饭 。
2019年7月 ,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已与Facebook就一项隐私案调查达成和解 , 后者同意支付50亿美元的罚款 。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政府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之一 , 相当于Facebook年收入的9% 。
调查源于2018年3月 , 媒体曝光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未获用户授权 , 获取了8700万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 , 并将数据用于对美国选民定向推送政治信息 。
实际上这并非首次 。 早在2010年4月 , Facebook启用第一版GraphAPI时就存在向第三方泄漏用户数据的情况 。 Facebook通过弹窗征求用户对app获取其特定数据的同意 , 而未经直接同意 , 用户好友的信息却可以一并被获取 。
在欧洲 , Google、Facebook、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一直都是审查清单上的“常客”;在中国 , 科技公司因可能侵犯用户个人隐私受到日益激烈的抨击 。 2019年 , 换脸App“ZAO”因违规收集人脸信息被约谈;继人脸识别进校园后 , 有小学用AI头环监测学生是否走神也一度引热议 。
硅谷文化崇尚的高效便利似乎与隐私保护背道而驰 。 《纽约时报》2019年7月发布的一篇文章概括了科技公司处理用户隐私问题的几个阶段:公司推出备受欢迎的产品 , 被曝出不道德行为后澄清、道歉并承诺改正 , 一段时间后人们淡忘了 , 再之后大家发现问题并没真正解决 。
几乎无处可逃 。 从购物刷脸支付、门禁人脸识别、实时记录位置的地图软件、街头巷尾的摄像头 , 再到Google眼镜等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 , 从生活至工作 , 你的一举一动被信息工具记录 , 越来越透明 。
一切皆被记录的后果是什么?人们的行为与观点不仅可以被预测 , 且可被操纵 。 掌握数据的组织可以兜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 无论是产品还是政治观点 。
信息泄露也造成了一些极端案例 。
2015年8月24日 , 美国新奥尔良神学院的一名教授兼牧师约翰·吉布森在家中自杀 。 5天之前 , 黑客把370万个“偷情社交网站”AshleyMadison的帐户信息放到网上 , 吉布森的名字位列其中 。 羞愧与舆论压力之下 , 吉布森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
看似一切有迹可循、公开透明的数字化世界 , 实际存在着信息利用权力的不平等 。
2019年12月 , 《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关于隐私的重磅调查 。 《纽约时报》从1200多万人的电话记录中获得了超过500亿个位置的数据集 。 但借助公开信息 , 研究人员仅用了几分钟就对位置信息数据完成了反匿名处理 , 并获得了特朗普一天的行踪记录 , 白宫、五角大楼、FBI等政府机构人员的行踪也不在话下 。 这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热议:特朗普的信息安全都不能保证 , 更何况普通公民?
必须让渡部分隐私几乎成了现代科技生活的宿命 。 而问题背后是当今社会越来越突出的伦理悖论:社会治理和公民隐私之间的平衡 。
早在疫情之前 , 组织扩张管理权限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就存在异常旷日持久的拉锯 。 而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后 , 拉锯双方实力愈发悬殊 。
随着上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 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逐渐普及 , 个人的信息支配权已被大型跨国企业和政府大大削弱 , 博弈的天平早已失衡 。
究其原因 , 这是因为在信息社会和现在正到来的数字社会里 , “数据”已成为和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 , 而个人身份和行为信息正是这些数据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无论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还是人工智能算法 , 都建立在这个重要的新生产要素上 。 于是 , 包含了个人隐私的数据被商品化 。 当下的消费行为不仅仅需要交出货币 , 同样意味着要交出隐私 。
可以预料的是 , 未来这种冲突只增不减 。
疫情之下 , 危机的塑造力而现在 , 冠状病毒疫情正在让高度数字化的未来提前到来 。
人类社会可能会在危机压力之下做出一些非理性或者说无奈的决策——对高程度监控手段的快速接受 , 以及对隐私保护轻易放弃 。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谈到 , 冠状病毒蔓延之下 , 不成熟的、甚至危险的技术被赶鸭子上架 , 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 。 整个国家都成了大型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 。
毕竟相比生命安全 , 隐私安全的优先级远不能及 。 于是不知不觉中 , 世界各国都在没遇到什么阻的情况下 , 上马了史上最严的公民监控体系 。
当Zoom焦头烂额的处理这安全漏洞时 , 更值得关注却被忽视的 , 正是这些快速席卷世界、正顺畅运转的系统 。
一个例子是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已广泛使用的健康码 。
健康码要求使用者自行填报户籍、居住地、旅游史与健康状况等问题 , 系统基于回答生成专属二维码 。 “绿码”代表可以自由通行;“黄码”和“红码”均需进行相应时间的隔离 , 在连续健康申报打卡之后转为绿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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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采用的杭州健康码
相似的工具还有三大运营商的行踪轨迹查询 , 中国16亿手机用户均可通过短信方式查询14天内停留4小时以上的到访地 。 在许多公共场合 , 行踪码被当做入场凭证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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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加坡、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也陆续上线公民行踪追踪手段:
韩国政府有关机构对确诊者的信用卡和地理位置进行监测 , 以追踪冠状病毒患者在过去几周内的行踪;意大利伦巴第政府通过分析手机定位数据追踪市民行走距离 , 来确定有多少人老实遵守了封锁令;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同样使用了手机定位数据追踪患者 , 这种措施以往被用于反恐行动 。
英国等西欧国家也正在考虑利用新科技追踪感染源 , 以阻止病毒蔓延 。
在跨国公司话语权巨大的美国 , 病毒甚至撮合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商业宿敌:iOS和Android两大生态已牵手合作 , 组团抗疫:
4月10日 , 苹果CEO库克与谷歌CEO皮猜在推特上互相@ , 宣布两家公司将合作推出“美国版健康码” 。
这一联盟的覆盖范围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99% , 约30亿用户 , 即全球三分之一人口 。
疫情让防疫的正当性在短时间内压倒了其他事务——它使此前抵抗大规模监视工具的政府和组织也开始让步 , 对新的数据获取权限和手段投出赞成票 。
这些选择在和平时期需反复论证、测试 , 而危机状态缩短了这个进程 , 特殊时期人们往往也愿意交出数据或者让渡一些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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