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三 )
美国的上述做法正在改变中美科技关系的基本逻辑 。 特朗普政府之前 ， 中美科技关系主要基于互利合作 ， 寻求共同发展 。 合作关系的逻辑在于通过技术、数据、资金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为特征 ， 通过开放的市场和科研体系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 ， 提升双方的创新效率 ， 降低创新成本 。 例如通过技术交易促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 ， 将本国资源投入到优势创新领域；通过数据交换和共享提高创新效率 ， 实现原先无法单独实现的创新目标；通过人才合作与科研资源共享汇聚科研能力 ， 完成无法单独完成的科研项目；通过跨国投资促进科技产业链的全球分工 ， 降低科技产品的生产和研发成本等 。
如今 ， 中美科技关系正在进入竞争形态 。 居于强势的美国主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壮大本国科技实力 ， 同时削弱其竞争对手的科研能力 ， 进而实现在零和博弈中扩大本方优势 。 强势国家采取竞争手段也需要承担风险和成本 。 不过 ， 如果竞争关系能够巩固甚至扩大强势国家的科技优势 ， 强势一方就可以利用优势提高谈判要价 ， 让弱势一方接受有利于本方的让步来弥补这些损失 。
当前是中美科技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 美国“脱钩”策略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个别案例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政策促使美国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的合作 ， 对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和人员形成威慑 ， 促使两国科技生态不再紧密连接 。 一旦这种趋势被双方认知并接受 ， 两国就有可能形成像外界所担心的“相互竞争、彼此隔离的科技市场” 。
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
外界对于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动机有多种解释 。 一种观点认为 ， 美国的做法是一种施压行为 ， 目的是阻止中国挑战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 为贸易战增加合法性 ， 促使中国在贸易领域作出更大让步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做法指向特定的“危险中国企业” ， 其最终目的是将其扼杀 ， 从而降低中国对美国科技的“情报威胁”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 “科技脱钩”是美国调整对华战略的一部分 ， 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认为中国科技崛起对美国构成紧迫威胁 。 这些解释都从一定层面上论证了美国政策的潜在逻辑 ， 但未能充分意识到这种迅速、猛烈的改变是出于美国内部多个深层次认知变化 。 这些认知导致美国政府内多个部门和军方成为了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积极行动者 。
动因之一在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是最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等商业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挑战的国家之一 。 近年来 ，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安全领域 ， 引起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关注 。
这种威胁认知来源于两个层面 。 一方面 ， 美国军方将人工智能等技术视为新一轮军事转型的关键 。 美国军方不希望中国获取美国尖端商业技术 ， 进而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差距 ， 或针对美国转型方向提前采取行动 。 2019年2月 ， 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报告》 ， 该报告称中国与俄罗斯正加大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投资 ， 这些投资有可能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及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 美国2018年2月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称 ， 许多先进技术来自商业部门 ， 这意味着美国的竞争对手也能获取此类技术 。 保持美国防部的技术优势需要对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实施保护 。 这种担忧促使美国军方高度关注中国获取美国前沿技术并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 ， 并且将中国在该领域的进步视为威胁 。
另一方面 ，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风波令美国情报界和国会意识到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风险 。 美国参议院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称 ， 社交媒体成为俄罗斯对美国开展“信息战”的重要平台 ， “信息战”可能影响了选民对于选举人看法和对选举结果的预估 。 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促使美国情报界关注美国本土的数据安全问题 ， 臆断其他美国主要竞争者也可能采取与俄罗斯类似的策略 。 基于两种新认知 ， 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将其认为有“军工潜力”和“前沿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科研机构视为重点打压目标 ， 试图切断其与美国的科技联系 。 美国军方也希望用“脱钩”的压力促使美国国防关键供应商将产业链移回美国本土 。
动因之二在于美国外交机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者 。 美国的科技外交有悠久历史 。 经过多年发展 ， 美国在该领域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政策光谱和判定标准 。 美国1978年制订的《外交关系授权法》规定 ， 美国科技外交服务于美国的外交利益、安全利益和科技利益 ， 要求抓住科技机遇并且避免科技风险 。 作为负责美国科技外交的政府部门 ， 美国国务院科技合作办公室在官方网站上介绍其职责称 ， 美国科技合作以“符合美国利益、确保数据开放 ， 促进互惠 ， 扩展美国规范和原则和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 “观察全球科学技术趋势” ， “保持美国相比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 ， 帮助美国加强对于竞争对手影响或破坏美国战略和计划的理解” ， “强化美国领导的公共外交”为目标 。 由此可见 ， 美国科技外交具有输出价值观和“美国规则”以及“感知外部威胁”的双重属性 。 一旦一国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对美国构成挑战 ， 美国会试图联合盟国采取竞争措施限制该国科技实力的海外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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