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潮:发现地外生命的迹象或许为时不远(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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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际化
《赛先生》:2007年 , 您出任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 。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任这一职务的?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林潮:我和一些朋友们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就参与推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 当时就和林家翘先生有过接触 , 希望做一些事情 。但是 , 当时的大环境比较重视应用研究 , 天文学看起来还是有些奢侈的领域 。
我先是和一些热心的华人科学家一起协助台湾“中央研究院”建立起天文研究所 。2000年以后 , 我感到中国天文界落后很多 , 世界各地的天文学研究发展很快 , 我们不进步就会落后 。2005年 , 科维理基金会主席找到我 , 向我打听国内的情况 , 我就带他参观了国内的三家机构 , 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当时北大的同事请我帮忙写了一个计划书 , 不过我还没有直接参与的想法 。我同陈建生院士进行了讨论 , 要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研究中心 , 真正走向国际舞台 , 而不是在国内争第一 。
这时 , 北大的同事们邀请我做首任所长 。我当时想 , 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 如果本身情况已经很好 , 我没必要参与 , 但是如果客观条件完全不允许 , 我也没办法做事情 。当时的情况处于两者之间 , 我就同意担任所长 , 但只做一届 。
我的考虑是 , 如果我做得不好 , 自然要换;如果我做得好 , 研究所运行良好 , 那么由于天文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 , 而我本身是做理论研究的 , 所以也应该换一个所长继续领导研究所 。
当时的情况是资金紧张 , 但是不缺人才 , 北大以及我现在工作的清华都有非常优秀的学生 。虽然当时北大已经有天文系 , 但是我们研究所是从零开始 , 与天文系是平行的单位 , 这样可以进行一些制度上的创新 ,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化 。
我们规定研究所的工作语言是英语 。学生们刚开始不适应 , 我就给一两个月的过渡时间 , 这段时间里我用中文讲科学问题 , 然后逐步转向英文 。
我们研究所的建筑是中国式的 , 但是内部却是国际化的 。所里每间办公室的面积都很小 , 最大的区域是交流区 , 因为交流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我当时是兼职所长 , 就住在研究所 , 学生们下课之后就过来找我聊 。我不是直接给他们布置任务 , 而是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 , 让他们自己找到感兴趣的话题 。我不会直接否定学生的想法 , 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 , 而是让他们沿着这个想法多试试 , 直到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
当时 , KIAA每年都会办5~6次会议 , 还会办暑期学校 , 欧美学生过来参加 , 和国内的学生们打成一片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马约尔就曾经在KIAA工作过一段时间 。
研究所成立之初 , 制度上有一些框框 , 也挑战了一些传统利益 , 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 。研究所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 , 也走了一些弯路 , 但意义在于提出了走向国际化的概念 。
今年有两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来自瑞士 , 那里只有800多万人口 , 但是科技和经济都很发达 , 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有些问题不是科学上的问题 , 而是体制上的问题 。我担任所长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研究所有多少人 , 但是多少人不重要 , 做什么研究才是重要的;有些研究人员盯着经费 , 申请完经费就感觉大功告成 , 但是经费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是制约中国科研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讨论中国未来能拿多少诺贝尔奖没有意义 , 关注研究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当然 , 改变现状需要时间 。
我当初进入科学只是感兴趣 , 没想过去当名人或者一定要有成就 。科学家应该有些孩子气 , 做到不忘初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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