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救助”计划之12万亿美元都市圈的救助之路
3月6日以后 , 中国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病例数开始持续控制在100以内 , 在过去的一周新增病例数进一步降至50以内 , 而且主要是输入性病例 , 表明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算起 , 中国用了6周的时间实现了对疫情的遏制 。 但与中国好转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 疫情在全球其他地区快速蔓延 , 以至于3月12日 ,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 , 当日中国之外的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54239 , 但进入4月就已突破100万 , 同口径累计死亡数也突破了5万 。 换而言之 , 不到三周的时间 , 中国之外的各国累计确诊病例扩大了20倍 , 死亡数扩大了32倍以上 。 鉴于欧美国家多数是于3月中下旬才开始采取隔离措施的 , 若按照中国疫情发展的时间轴对照来看 , 全球疫情在4月份恐怕仍将处于上升期 , 加之各国隔离措施实施的不同步(注释1)和程度的不一 , 全球疫情是否存在二次爆发尚不确定(注释2) , 由此各国在权衡隔离措施实施的时间长度上均更趋谨慎 , 而隔离措施实施的越久 , 经济因中断而遭受的损失就越重 , 需要各国付出的救助力度则越大 。 图1疫情较重国家的疫情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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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ICC新冠疫情之所以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大流行” , 就在于其较强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 , 而本次遭受疫情较重国家的一个共性特征就是 , 疫情最严重的区域均为人口密度和流动程度较高的都市圈 。 例如 , 中国湖北武汉、美国纽约、意大利伦巴第、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德国巴伐利亚、法国法兰西岛以及最近的日本东京(注释3) 。 截至4月4日 , 仅此8个都市圈累计确诊病例合计数就超过31万 , 占全球病例数的26% 。 图28大都市圈累计确诊病例及占本国累计确诊病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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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CSSE)COVID-19数据 , 截至4月4日一般意义而言 , 各国都市圈的基本特征均为经济活力高、服务业占比高、人员流动性强、对经济全局影响大等特征 。 例如 , 上述8个都市圈的经济总量合计就高达12万亿美元 , 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3% , 即这8个都市圈经济每中断一个月 , 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万亿美元 , 若再考虑都市圈的外溢性影响和叠加效应(此8个都市圈所在国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比重超过50%) , 最终经济损失会更大 。 图28个都市圈的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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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客观上讲 , 仅就上述8个都市圈而言 , 目前仍难以估计隔离措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程度 ,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各国疫情发展情况和各国实施隔离的时间 , 日前德意志银行发布报告估算 , 参照中国湖北经验 , 各国可能解除社会隔离的日期最早也是5月中下旬以后 , 而且即便宣布解除隔离 ,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逐渐放松 , 这样就意味着接触隔离到经济恢复正常还需要一定时间 。 以中国为例 , 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 , 截至目前中国全国平均复工率也仅恢复至85%左右 , 而湖北的复工进展肯定需要更长时间 , 4月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通报显示 , 武汉市城区整体仍为中风险 。 表1各国可能解除隔离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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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德意志银行综上 , 对于疫情较重的都市圈而言 , 他们在疫情防控成效和防控成本之间的权衡难度会更大(有关此两难 , 我将其称为“catch-22困境” , 详细分析参见《国际金融市场被疫情吓趴下背后 , 危机模式已经开启?》) , 进而导致各国在救助都市圈时 , 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 精准救助的复杂度也更高 。 例如 , 虽然从整体而言 , 都市圈经济基本都是以服务业为主 , 但无论是各国都市圈之间 , 还是各国内部不同都市圈之间 , 均存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别 , 更存在企业结构的差别 。 这些差别都使得政府实施救助计划时 , 要因地制宜保持灵活性 。 例如 , 航空业占比较高的都市圈 , 在救助时可能更需要考虑大企业的产能保证 , 而以旅游业为主的都市圈 , 在救助时就更需要考虑中小企业的存活 , 因为在这类都市圈中 , 小旅店、小酒馆等中小企业居多;同时都市圈经济还有很大一个群体 , 即包括出租车司机、零售门店业主等自雇人士 , 这些人群的救助又该如何开展等等 , 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比皆是 。 因此 , 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进行救助时 , 首先做的就是对不同区域的行业结构进行仔细摸底梳理 , 因为行业结构决定了企业结构 , 进而决定了就业结构 。 例如 , 餐饮、旅游行业中小企业居多 , 而且就业人员中的兼职比例不低;二航空、公共运输等行业则是大企业居多 , 在维持工作岗位能力上要强于中小企业 , 但他们维系正常融资条件的代价则要更高 。 其次 , 政府还要对不同行业因疫情受到的冲击进行评估 , 即按照短期冲击、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 对行业进行排序和评估 。 第三 , 根据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就业结构、融资条件和风险结构等因素 , 进行综合评估 , 进而确定出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 。 第四 , 针对共性问题 , 政府主要需要考虑在救助措施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政策组合和救助规模 。 第五 , 针对个性问题 , 中央政府还需考虑对于地方政府授权范围和救助支持力度等 。 然而 , 对于上述都市圈而言 , 除了这五点考虑之外 , 还要分析其外溢性影响 , 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作 。 不过 , 在本次疫情防控和救助过程中 , 也更考验各都市圈的生命力 , 甚至可以说最终各都市圈救助效果的优劣 , 实际上就是各都市圈文明的竞争结果 , 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真实“压力测试”类似 , 本次疫情防控和救助同样也是对各国都市圈文明的一次真实“压力测试” 。 附注释注释1: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SchoolofGovernment)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政府应对疫情的数据库 , 并构建了“牛津COVID-19政府反应跟踪器(OxCGRT)” , 该跟踪器通过收集有关11个政府反应的公开信息 , 包括学校停课 , 关闭公共场所、取消公共事件、暂停公共交通、禁止公众集会、限制内部运动、限制国际旅行、财政措施、货币措施、医疗的紧急投资和疫苗的投资 , 来构建综合指数来对各国政府对疫情反应程度进行评估 。 截至目前该跟踪器已经收集了73个国家的数据 。 注释2:上世纪曾出现3次流感大流行 , 包括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及1968年香港流感 , 3次均出现了第二波疫情 。 其中1918年西班牙流感最严重 , 第一波疫情在春季爆发 , 死者主要是长者和孩童 , 至同年秋天第二波疫情更严重 , 不少年轻人死亡 , 第三波则较轻 , 该疫情持续期长达3年之久 。 注释3:3月24日 ,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 , 如果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情况 , 将考虑封城 。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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