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治军特点对边防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宋代历史上 , 过度制衡原则长期以来是其军事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 , 给边防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 分析并归纳两宋边防因此产生的不利影响 , 主要反映在以下诸多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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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决策的迁延滞后
自确立全面防御战略后 , 宋军除了抵抗北方强敌辽朝外 , 还要应对新兴的西夏势力在西北的威胁 。 面临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 , 宋廷因军事保守消极 , 导致边防决策拖延 , 以致往往被动挨打 。 有关这方面的史实不胜枚举 , 其中宋真宗朝最突出的例证 , 莫过于西北边防决策上的延误 。 在宋太宗朝后期 , 西夏队伍不断拓展疆域 , 至道二年(996) , 又开始围攻西北战略重镇—灵州 。 在援军和粮饷经常受阻的情况下 , 宋朝数万军民只能困守孤城 。 宋真宗即位后 , 面对日益严峻的灵州局势 , 统治集团却优柔寡断 , 在守与弃之间摇摆不定 。 前线官员提议修筑绥州城堡 , "以遏党项" , 但由于决策层意见不一致 , "互执利害 , 久而未决" 。 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 , 宋真宗要求中书、枢密院大臣会商绥州城议案 , 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王旦持反对意见 , 另一位宰臣李沆认为建议虽有价值 , 但损失 , 只有枢密院的大臣倾向于支持 。 西夏从此控制了西北要地 , 极大增强了实力 , 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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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朝与西夏议和以后 , 当政者长期满足于对手称臣的表面安宁 , 对西夏积蓄力量并扩张的现实缺乏预案 。 如名将曹玮驻守西北前线期间 , 多次预见性地提出遏制西夏的方略 , 都未引起重视 。 宋仁宗朝前期 , 对西北边防的部署依然如故 , 因此当元昊突然称帝决裂时 , 宋朝当政者遂措手不及 。 据记载 , 宋仁宗数次询问对策 , 王騣、陈执中及张观三位枢密院文臣皆"不能对" 。 宋朝只得匆忙被动应战 , 于是陷于多年的西线战事之中 。 类似以上重大军事决策的延误 , 还发生过多次 , 如宋徽宗朝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 这项重大决策本身便存在短视的缺陷 , 即只考虑联手金军获取燕云地区 , 却没有预见"唇亡齿寒"后更强大的金朝之威胁 。 就其决策与落实的过程而言 , 同样存在一再延误的问题 , 以致错失了宝贵的时机 。 据记载 , 始作俑者是亲信宦官童贯 , 才抛开一些官员的反对意见并付诸行动 。 因此 , 从重和二年(1119)宋朝派官员出使金朝 , 到次年双方商定共同出兵夹攻辽朝 , 再到宣和四年(1122)宋军第一次出兵辽燕京 , 前后拖延数年之久 。 当假手金军获得燕京等地后 , 宋统治集团只顾陶醉于虚假的成功 , 却没有周密的御金对策并及时有效地加强军事部署 , 最终迎来了灭顶之灾 。 南宋联蒙灭金后的情况 , 几乎与上述如出一辙 。 由此可见 , 宋朝军政制衡下导致的决策混乱滞后 , 给边防带来严重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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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动员力的涣散
历史上 , 汉武帝、唐太宗因为动员了全国的资源 , 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出征 , 才取得逐匈奴、突厥于塞外的重大战果 。 而宋朝虽然在经济实力、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以及队伍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 , 但由于受到军政分权制衡框架的约束 , 行政权、兵权和财权不够集中 , 因此难以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总体动员能力 , 即无法使自身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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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的被动僵化
由于战场形势变幻莫测 , 排兵布阵必须随机应变 , 故统帅应有灵活指挥权 。 孙子即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 "这一名言早已久经沙场检验 , 成为用兵常识 , 以往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靖等全权指挥用兵 , 取得决战千里之外的胜利便是如此 。 宋代统治者无视士兵的忌讳 , 以制衡的规则约束前线将领 , 直接介入军事行动 , 使将领们受到诸多制约 。 他们对战争反应消极 , 往往错失良机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太宗第二次北伐 , 由于三路军将领缺乏独立的军事力量 , 在督军的监督下 , 他们能够严格执行预定的计划 。 其中东路主力军主帅曹彬行动迟疑 , 错失战机 , 遂在辽军机动灵活的反击下溃败;西路军副帅杨业提出借助地利设伏阻击的良策 , 主帅潘美不予接受 , 杨业最终被监军王侁逼迫孤军出战 , 结果兵败被俘 。 王船山对此尖锐地批评: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 , "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 , 胜乃自危 , 贸士卒之死以自全 , 而无有不败者矣" 。 北宋中叶的武将王德用指出:咸平、景德中 , 赐诸将阵图 , 人皆死守战法 , 缓急不相救 , 失败太多了 。 "相反 , 当一个将军不受约束时 , 他常常获胜 。 例如 , 太平四年(979)10月 , 辽军发动南方进攻 , 宋军在满城与之作战 。 宋高宗时期 , 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由于更独立地运用队伍力量 , 在反金战场上取得了许多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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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的文武矛盾
在以文驭武规则的制衡下 , 宋朝武将长期受到军中文官的支配 , 如宋仁宗朝人所承认"自来武臣在边 , 多被文臣挚肘" 。 由于文臣缺乏实战经验 , 常因纸上谈兵带来恶果 , 故武将多对其缺乏信任感 , 由此而产生文武之间的抵牾 。 因此缘故 , 宋朝边防及作战效能受到很大影响 。 如北宋中叶侬智高在外部发动叛乱后 , 文臣杨畋最初主持平叛 , 但因其"迂阔无威" , 引起属下诸将不服 , 遂接连失利 , "以无功斥 , 名称遂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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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与队伍士气的低下
由于受到各种钳制规则的约束 , 外加循谨安分特性的要求 , 宋朝将领的斗志受到挫伤 , 其素质也普遍降低 , 故作战往往缺乏积极主动性 。 如前述宋太宗朝曹彬、潘美等人在北伐中的消极表现 , 即为典型例证 。 宋真宗朝 , 边防将帅也多萎缩怯战 。 如咸平六年(1003) , 辽军围攻望都 , 王继忠率军抗击 , 王超与葛霸奉命救援 , 但"超、赞皆畏缩退师 , 竟不赴援" , 致王继忠孤军战殁 。 至于骑兵将领王荣 , "无将才 , 但能走马驰射 , 性怯怯" , 更是一再贻误战机 。 还有宋仁宗朝的许多大将都表现得庸碌无为 , 如夏守赞懵于用兵 。 诸如此类 , 不一而足 。 对于边防将领无能表现的根源 , 宋人其实心知肚明 , 宋太宗朝后期便有多位官员言及将帅无权之弊 , 如张洎上奏反映: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 , 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 , 各不相管辖 , 以谦谦自任 。 ""将从中御 , 兵无选锋 , 必败 。 王禹偁则指出:兵势患在不合 , 将臣患在无权 。 "甚至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 , 希望振奋武将群体的精神面貌 。 以后 , 王安石仍检讨了"将从中御"的弊端 。 然而 , 宋朝却始终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制衡将领的规则 , 放权于将官的建议也就难以落实 , 因此对队伍士气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 由此导致边防低效的后果也在所难免 。 此外 , 北宋长期存在的更戍法 , 使得出征的队伍通常由不同番号的各营临时组成 , 因此造成将领与部下之间的隔阂 , 也降低了队伍的战斗力 。 直到宋神宗朝变法后 , 才消除了更戍法之弊 。 参考文献
《宋史》
《史记》
【宋朝治军特点对边防带来的消极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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