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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满清入关后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的变化

入关后的满族生活于广大的汉族之中 ， 具有数千年文明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 其中包括取名的习尚 。 汉大名称包含多方面的文化内容 ， 满族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也因之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 一、用字的文雅化
汉族人取名 ， 对于选词用字是非常讲究文雅的 ， 尤其是文人及有身份地位之人 ， 更讲求这一点 。 在社会上广泛称用的名字 ， 其文雅与否 ， 关系到该人的形象与身份 ， 所以“自古及今 ， 从无名士通人取俗陋不堪之名、字者” 。 入关前的满族并无这种观念 ， 他们的名字被音译为汉文之后 ， 粗俗鄙陋的字眼虽然随处可见 ， 但他们并不以之为非 。 成书于崇德元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奇 ， 多尔衮作多里哄 ， 其叔父之名作把牙喇 ， 号兆里兔 。
由于固有习俗的习惯性 ， 这种观念在入关初仍还淡薄 。 如顺治九年所修的《清太宗实录》中 ， 满族人名的用字 ， 兔、儿、奴、厄等字眼俯拾即是 ， 如身为吏部承政（即后来的尚书）的额亦都第八子 ， 汉文译名便作“兔儿格” ， 其弟作“以儿邓”；努尔哈赤之侄作“摆音兔” ， 其第二女嫩哲格格之夫作“打儿汉”额夫 。 这些人的名字在康熙二十一年成书的《清太宗实录》中 ， 就已分别改作：图尔格、伊尔登、拜尹图、达尔汉额驸了 。 从当时人名字的用字也可看出这种变化状况 ， 《康熙起居注》的康熙二十年以前部分 ， 记载当时满人名字 ， 仍可见到儿、兔等字眼 ， 如康熙十年的“侍郎哈儿松阿”、二十年的郎中“尔吉兔”、二十年的钦差“萨壁兔”等 ， 但有时儿又作尔 ， 兔又作图 ， 留下用字改变过渡期的一些痕迹 。 大约在康熙二十几年以后 ， 这类粗陋字眼便基本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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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接受了汉人在取名用字上的观念 ， 认识到那些不雅驯的字眼有损于他们的形象 ， 也很容易让汉人通过这类用词的名字而联想到他们曾属于所谓的“化外夷狄之邦” ， 这是满族人名音译为汉名用词文雅化的重要原因 。 与此同时 ， 他们也开始以汉文取名 ， 而且仿效汉人 ， 挑选那些优美、文雅、响亮的字词 ， 来美化自身的形象 ， 以文、翰、弘、晖、昭、明、辉、灿、璋、琮、亮、英、桂、芳、章、俊、焕等字眼取名者 ， 在皇族及一般旗人中不断出现 。 这种选词用字 ， 不仅是名称观念、取名习俗上的变化 ， 而且体现了满族在汉族文字、文学方面的某种审美意境 。 二、取字、号
字 ， 是古代汉族男女到成年时 ， 于“名”（狭义的名字）之外所取的另一个名字 。 取字后 ， 人们为表示对其尊重 ， 便以字称之 ， 而不直呼其名 。 名与字相比 ， 字是具有尊重意义的名字 。 文人及官员之间交往以字相称 ， 显得彬彬有礼互相尊敬 。 号的种类有多种 ， 如自号、绰号、封号等等 。 取自号者多是文人志士 ， 他们往往自己取个别号 ， 来表示其志向、情趣、性格、崇尚等 ， 或为自己的书斋起个名字 ， 进而以书斋名作为自己的室号 。
取字号是汉族士大夫的一种雅好 ， 号作为一种名字 ， 有时比本人的名、字叫得响亮 ， 如苏东坡、王渔洋等 ， 如此称之 ， 表达的是人们对他们的尊崇 。 满族入关前也有号 ， 如巴图鲁、阿尔哈图土们等 ， 但这种号属于封号 ， 不具备名字的意义 。 取前述汉族那种字、号的雅好和习尚 ， 最早为满族文人所仿效 。
满族入关后第一个诗人鄂貌图（清实录作鄂谟克图） ， 便取字麟阁 ， 号遇羲 。 鄂貌图为入关前崇德六年科考举人 ， 卒于顺治十八年 ， 他取字号当在入关前后 。 满洲第一个状元顺治九年满榜魁首麻勒吉 ， 取字为谦六 。 此后康熙初年的满族杰出词人纳兰性德 ， 字容若 ， 号楞伽山人 。 宗室诗人岳端 ， 字兼山 ， 号红兰主人 。 文昭 ， 字子晋 ， 号夢婴居士、北柴山人 。 画家胤禧 ， 号紫琼道人、春浮居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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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满族文人取字、号者已相当普遍 ， 这在《熙朝雅颂集》、《八旗艺文编目》等书中有大量记载 ， 不备举 。 有些八旗子弟虽非文人 ， 也崇尚于取字、号 ， 这些人多出身贵族官僚家庭 。 如康熙朝的明珠 ， 字端范；乾隆朝名臣傅恒 ， 字春和 。 明珠与傅恒皆由侍卫入官 。 乾隆初的刑部尚书傅煦 ， 富察氏 ， “世以武略起家 ， 也取字为阁峰 ， 号爽斋" 。 嘉道以后 ， 取字已成满人中非常盛行的习尚 ， 不仅文人几乎个个取字 ， 而且行武出身、任武职者取字也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 如：道光初任荆州将军的观喜 ， 字吉兰；道光中成都将军廉敬 ， 字聚之；咸丰初湖南提督塔齐布 ， 字智亭；同治朝盛京将军都兴阿 ， 字直夫；光绪十二年宁夏将军维庆 ， 字桂亭……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
满族崇尚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 ， 入关后 ， 与汉族文人往来不断扩大、日益频繁 ， 官场之中的交往更是日常之事 ， 他们象汉人那样以字称呼汉族士人官员 ， 以表示礼敬对方 ， 同时自己也取字 ， 希望别人称字尊重自己 ， 达到互相尊重礼尚往来的目的 。 名称取字 ， 表明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受到汉族这种称谓礼俗的规范 ， 并循从、接受这种礼俗 ， 把自己也纳入这种文明礼俗生活之中 。 这种礼俗的循从 ， 对于密切和加强满汉士人、官员之间的关系可起到有益的作用 。 取字、号也是一种高雅的崇尚 ， 满族人大量取字、自号 ， 反映出他们对汉族士大夫的时尚及文人情操的普遍崇尚与追求 ， 是尚武的满族在社会崇尚及其价值观念上变化的一种体现 。 三、以名字之义寄托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汉族人取名 ， 喜好以名义寄托某种美好的理想 ， 诸如周占鳌、蔡毓荣、于成龙、邓长泰、薛福成、杨世贵等等 。 这种取名习尚对满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 他们纷纷仿效 ， 尤其以取希望福禄吉祥长寿之类意思的名字最多 。 由于这方面含义的字词 ， 汉文比满语要典雅且丰富得多 ， 因而满人多以这类词义的汉文取名 。
顺治帝的次子、五子就分别名福全、常宁 。 以汉文汉义取名 ， 在入关初尚不多见 ， 顺治帝皇子取这种名字 ， 还只能说是一种“试行” 。 以后康熙再为其诸子取名 ， 除一人用满语外（此子后来夭折） ， 其余34个皇子 ， 全部用汉文 ， 且汉义多为福寿吉祥 。 最早的几个儿子名承祜、承瑞、承庆、长华、长生、万黼 ， 只可惜这几个皇子并未承受到昊天所赐之洪福祥瑞 ， 更未能百岁长生常享荣华 ， 全部夭殇 。 后来诸子排字取名 ， 上一字皆用“胤”字 ， 下一字取“示”补之字 。 胤 ， 义为后代 ， 下一字取用的如褆、礽、祉、祜、祚、禄等 ， 皆有“福”之义；祥、祯意义则为吉祥 。 这些字与上一字“胤”相配合 ， 寄托着康熙对后代子孙幸福吉祥的美好的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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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行 ， 下必效焉 ， 此后 ， 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取名 ， 也在旗人中流行起来 。 如康熙后期内阁学士中的达寿、工部左侍郎常泰、三等公增寿（彭春之子）；雍正中礼部尚书常寿、庶吉士松寿；乾隆中的几位庶吉士嵩贵、景福、福保 ， 领侍卫内大臣福禄、大理寺卿长福、户部右侍郎吉庆、江苏巡抚安宁 ， 等等 ， 都取的是这类名字 。 另外 ， 以满语取这类含义的名字也很多（详见后述） 。 除了这种福寿祥庆之义的名字 ， 还有取诸如世臣、世杰、世魁、文达、文硕、文蔚、奎照、奎耀、奎焕、英翰、桂丰、成勋等义名字者 ， 这类名字 ， 寄托着取名的尊长对被命名者文运亨通、显达于世的厚望 。 乾隆中期以后 ， 取前述含义汉文名字者更大量增加 ， 因而嘉道以后 ， 史籍中所看到的任文武官职的旗人 ， 这类名字占有很大比例 。
在这类寄托某种希望的名字中 ， 又以取福寿富贵、吉祥康泰等词义的名字最多 ， 这种意向的集中性 ， 与汉人取寄希望之类名字所体现的希望方面的广泛性相比 ， 表现出它的特征 。 由于意向集中 ， 因而这类含义的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率非常高 。 光绪朝曾担任礼部侍郎的宗室宝廷 ， 其二子 ， 一名寿富 ， 号伯福 ， 别号一二；另一子名富寿 ， 号仲福 ， 别号二一 。 光绪朝江西巡抚的三个连任旗人 ， 一名德馨、一名德寿 ， 一名松寿 ， 三人名字皆未出德、寿二字 ， 故时人戏曰：“此三人名片但须易一字耳” 。
重名现象也很常见 ， 如嘉庆二十几年的浙江布政使、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十年的文渊阁大学士 ， 三人都叫瑞麟；乾隆中期 ， 官场上有三个叫富德的 ， 分别为盛京兵部侍郎、理藩院尚书、盛京户部侍郎（乾隆十三年召回京） 。 由于满语这类词较少 ， 所以以满语取这类含义名字者大多集中在那几个词上 ， 为：丰绅（或丰绅XX）、扎拉芬（或扎拉丰阿）、赛冲阿等 ， 重名或取名相似者当然也很多 。 丰绅满文有福分、造化、福祉之义 。 嘉庆十八年的成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的宁夏将军都叫丰绅 。 和珅之子叫丰绅殷德 。 和珅弟和琳之子名丰绅宜绵 ， 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与福隆安之子名叫丰绅济伦 。 “殷德"是满文的汉字对音 ， 义为兴旺；宜绵 ， 义为荟萃、聚泽、并臻 。 这两个词与丰绅组合 ， 其义可见 。 丰绅济伦本名济伦 ， 丰绅二字 ， 乃是他的外祖父乾隆皇帝所赐 。 扎拉芬 ， 满文义为“寿” ， 康熙二十年的左副都御史、嘉庆二十三年的福州将军、咸丰初的西安将军 ， 都叫扎拉芬 。 乾隆朝旌表的满洲旗人女子的丈夫中 ， 名扎拉芬者就有九名 。 嘉庆时期的大学士百龄（汉军旗人） ， 其子亦名扎拉芬 。 先是 ， 百龄有子不育 ， 年过六十方得此子 ， 嘉庆帝闻之也甚为欢悦 ， 特“加恩赏伊子名扎拉芬 ， 俾得健壮长成” 。 丰绅殷德一名 ， 则是乾隆所赐 ， 他是乾隆最宠爱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之额驸 。 满人中叫赛冲阿的也不少 ， 嘉庆朝镇压蔡牵起义的广州将军就名赛冲阿 。 赛冲阿 ， 满文义为嘉美、吉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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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取名意向的集中以及皇帝赐名的情况可以看出 ， 从皇家、官僚贵族、满族皇帝到一般旗人 ， 对于福寿康泰、吉庆祥和等都抱有超乎其他的强烈憧憬 。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以下现象 ， 或许看得更清楚些：清朝的年号 ， 康熙 ， 安泰康宁之义 。 嘉庆 ， 满语即“赛冲阿”；祺祥（后改同治 ， 若非改变 ， 同治一朝即以祺祥为年号） ， 吉庆祥和之义 。 皇帝万寿节、皇太后圣寿节庆贺的格外重视 。 皇帝生辰受贺仪 ， 自明代“始与元日、冬至并称三大节” ， 但有明一代庆典简约 ， “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酣、不斋醮” 。 清代则大张其事 ， 万寿圣典 ， “率上嵩呼之盛 ， 实极古今未有之隆” 。 皇太后圣寿节 ， “列代以来仪文未备” ， 清代则皇帝“亲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承欢迓福之懋典 ， 为亘古所未有焉” 。 以上庆典尤以康熙、乾隆、嘉庆、光绪等朝最为隆重 。 历朝清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 ， 颁赐中外大臣 ， 这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高规格的祝贺性赏赐 。 这些现象与前述取名、赐名所表现岀的憧憬和追求 ， 反映出当时一种颇具特征的社会心理和崇尚 ， 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 四、取名与神佛崇拜相联系 。
清初 ， 旗人中出现以XX保为形式的名字 。 大约在康熙中期以后 ， 这种名字成为满人中一种颇为时髦的称呼 ， 而且突出表现出了崇拜神佛的特征 。 请看：顺治帝兄弟后裔 ， 高童之孙名释迦保；肃亲王豪格之孙名迦蓝保；叶布舒之曾孙名灶神保；恭亲王常宁第六子名文殊保；穆尔哈齐后裔中叫XX保者有：菩萨保、天师保、三官保 。 一般旗人中除有用以上名字取名者外 ， 还有诸如牟尼保、罗汉保、金刚保、观音保、普贤保、普陀保、关圣保、老君保、佛爷保、佛喜保、诸神保、众神保等等 。 从这种名字可以看岀：它并非满语 ， 而是以汉文汉义所取之名 ， 所以不是满族旧有的名字 ， 汉人中没有以此为名者 ， 应是旗人入关后所创 。 突出表现出神佛信仰的色彩 ， 其中之“保”字 ， 当是祈求神佛保佑之意 ， 同时也寄托着取名者的某种愿望 ， 与前述寄托福寿吉祥之类希望的名字有类似之处 。 具有汉人在神佛信仰上的一些特征 。 汉族人在宗教信仰上不象欧洲、阿拉伯、印度等地区一些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民族那样专一 ， 属于多神崇拜 ， 在信仰上也采取实用主义 ， 教义上不求多深的悟解 。 满族本属多神崇拜 ， 因而不仅将汉族所信仰诸神佛如来佛、观音菩萨、关帝、土地等纳入萨满教所供奉的神祇行列中去 ， 而且象一般信佛的汉人那样 ， 供佛不念佛经、不听讲经 。 这种信仰特征在他们的取名中也反映出来 ， 诸如佛教之释迦牟尼如来佛、观音、文殊、普贤等菩萨 ， 道教之老君、天师、关圣帝君以及灶神等等 ， 皆拈而用之 ， 下加保字 ， 祈求其护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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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与“XX保”相类似的名字为“X保住” ， 如：神保住、佛保住、僧保住、官保住、留保住、锁保住等 ， 在满人中也很流行 ， 这类名字带有入关前x住（或珠 ， 满语ju音）、XX住（或珠）之类名字的痕迹 ， 但已明显是以汉文汉义取名 ， 与XX保之类名字一样 ， 也带有祈求神佛等保佑的色彩 ， 而寄托的希望则很明确 ， 即祈望不致短命夭亡它与取松寿、嵩寿、百龄、长龄之类名字的目的是一样的 。 这类名字的流行 ， 是当时孩童成育率低、家长希望其健壮长成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社会现射地反映 。 五、避讳
避讳 ， 是汉族在称谓方面的一种特殊礼俗 ， 它是指对尊长或其他应尊敬的人 ， 要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他的名字 ， 甚至名字的同音字也要回避 ， 即所谓避嫌名 。 取名当然更要避讳 ， 避免同名、同字 。 它是维护尊者身份地位的一种礼制 。
避讳分两种 ， 一种是国讳 ， 是举国之人都要避讳的名称 ， 主要指对皇帝、皇太子名字等的避讳 。 这种以行政命令公布的对某人的普遍性避讳又称官讳；一种是私讳 ， 是指为自己或对方尊长的避讳 。 入关前满族并无避讳之说 ， 入关后最先接受这一礼俗的是满族皇帝 ， 确切地说是从康熙帝开始 ， 顺治帝福临并无避讳 ， 否则其子不会命名福全 ， 此后满人中用福字取名者也非常多 。 清代皇帝的避讳 ， 属于封建王朝传统的皇帝制度 ， 此处不作赘述 。
清代在避讳制度上有一点特殊之处 ， 是对满族宗室王公及满人高级官员的名字要避讳 ， 并定之为官讳 。 这种避讳在往代汉族王朝中是很少见的 ， 其目的 ， 当是以这种汉族礼制树立和维护满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尊严与地位 ， 其实行与满族内部等级的悬殊性与森严性也有一定关系 。 清世宗规定：“内外小臣 ， 名与诸王大臣同者 ， 酌量改易 。 ”谕旨发布后 ， 正巧两江总督査弼纳奏请将千总刘允祥提升 。 雍正在奏折中发现此人名字与怡亲王允祥同名 ， 因斥之为“违旨不敬” 。 乾隆五十八年 ， 火器营护军有名“阿敏”者 ， 因提升而引见 。 乾隆在绿头牌上见到此名后大怒 ， 指斥此人“与太宗文皇帝御兄二贝勒重讳……此讳系断不可重者 。 ”因严厉申饬该旗都统 ， 令改其名为阿勒坦 ， 并命通谕八旗 ， 此后“若再有似此者 ， 务将该都统一并议处！” 。 此后 ， 嘉庆帝也曾发布“禁旗人命名与宗室王公及旗人大臣同名”的上谕 ， 并令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的昌吉知县景安改名 。 这类谕令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 因为满族王公大臣在世与不在世者不计其数 ， 其名讳如何能全部知晓？所以尽管乾隆“展降训谕饬禁” ， 嘉庆时仍是“官员兵丁内 ， 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 ， 虽无甚效果 ， 但这种官讳作为一种制度 ， 在清代是实行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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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私讳的习俗在满族中形成稍晚 ， 皇族接受这种礼俗要早些 ， 但在康熙中期以前尚无这种意识 ， 出生于康熙十年的著名宗室诗人岳端 ， 便与其父安亲王岳乐在名字上有相同之字 ， 岳端是在后来才“改名蕴端”的 。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 ， 清圣祖明确规定 ， 禁止皇族成员取名与本族长辈同名 ， 以前有重名犯讳者 ， “令卑者、幼者更改” 。 与本人长辈名字有相同之字也属犯讳 ， 道光年间 ， 废太子允礽之六世孙福琨乃溥字辈 ， 本应叫溥琨 ， 因其祖父名奕溥 ， 故道光帝特令其易溥为福 。
避私讳的礼俗在一般满人中同样实行 。 叩拜的拜字是书信、请柬等常用之字 ， 鄂尔泰因其“父名鄂拜 ， 故终身笺柬只书顿首 ， 不书拜字” 。 鄂尔泰是雍乾两朝大学士、军机大臣 ， 官员与其来往颇多 ， 这些官员们也当然地要遵从其家讳 ， 避其父亲之名 ， 书信、公文及言谈中避免写出或说出“拜”字 ， 一时“中外靡然从之” 。 清末 ， 避私讳的礼俗在满族官员中愈益流行 。 光绪年间的协办大学士裕德 ， 最忌讳触犯其先人名讳 ， 他任主考官时 ， 因其父名崇纶 ， 便令各房考官凡是写有“伦”、“崙”等字的试卷 ， 一律不得推荐；左都御史贵秀 ， 听说京城内有个戏班子叫“贵秀堂” ， 于是差人勒令该戏班改换名称；当时社会上流行新名词“改良” ， 陆军部的铁良及锡良最厌恶这两个字 ， 凡有人当其面提及“改良”二字 ， 必遭其申斥 。 六、女子名字对男子的寄附性
翻阅文献及档册 ， 便会发现 ， 入关前及入关初 ， 满族女子无论其属于皇家贵族 ， 还是一般旗人之女 ， 也不论其出嫁前还是出嫁后 ， 出嫁后也不论其是正室嫡妻还是庶妻小妾 ， 都有名字见诸典册 。 如努尔哈赤之妻名哈哈纳扎青、衮代、阿巴亥；济尔哈朗侧室名乌努占、舒纪、苏迈；努尔哈赤之女名莽古济、穆库什；皇太极之女名马喀塔、雅图、阿图等 。 一般旗人之妻、女也都有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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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康熙十几年以后 ， 典籍中已全然不见女子之名了 。 从《八旗通志?列女传》所记来看 ， 康熙十几年以前旌表的满族妇女 ， 都记为某人之妻名XX ， 此后 ， 皆作某人之妻XX氏 ， 无名 ， 或仅作某人之妻 ， 连她的原姓都不表 。 未婚者 ， 作某人之女 ， 也无名 。 直至该书截止的乾隆六十年 ， 共120年间所旌表的9600多名女子 ， 无一例外 。 皇家宗谱《玉牒》 ， 自顺治朝以后各皇帝之女及宗室王公 ， 一般宗室之女 ， 也都没有名字 ， 《玉牒》仅按其排行序列 ， 记为某人的第一女、第二女、第三女…… 。 道光时的宗室奕展曾说：“今之满洲妇人未有命名者矣” 。 他的说法有些绝对 ， 如满族女词人顾太清就有名字 ， 且不止她一个 。 但如前所述《八旗通志》中近万名满洲旗人女子竟无一人名字之记载 ， 说明康熙十几年以后 ， 即使某女子取名 ， 在官方典籍中也是不被表诸简端的 ， 她们如汉族妇女一样 ， 只能称作某人之女或某人之妻 ， 这种写法 ， 表明她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 而依附于男性之下 。
【浅析满清入关后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的变化】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 入关后的满族接受了汉族那种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 。 这从入关后（主要是康熙以后）大量的满族女子为亡夫守寡 ， 以及满族男子已经不屑于娶已婚之妇等情况也可以看出 。 所以满族女子名字在官方黄册中消失、寄附于男性之下 ， 并非孤立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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