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藩镇的设立谈起,聊一聊唐玄宗对节度使的制衡与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 , 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 , 兴盛一百三十余年的唐王朝被藩镇割据的痼疾所纠缠 , 在这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 , 虽然有数位强势帝王试图重新收拢地方权力 , 但藩镇割据的局面却再也未能根除 。
有人认为 , 这样的局面与唐玄宗对于藩将的过度信任有关 , 而安禄山本人的野心则最终促使这一场祸乱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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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 将所有的过错全部推到玄宗一人身上 , 其实对于了解和重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无丝毫益处 。甚至可以说 , 寻根究底 , 安史之乱的爆发其实很难完全归结于统治者的识人不明 。
同样 , 安禄山、史思明二人的不臣之心虽是兵祸产生的直接原因 , 但实事求是的讲 , 假如天宝末年统摄河东、幽州、平卢军的节度使并非安禄山而是他人 , 结局可能也并不会因此而有太多改变 。
那么 , 究竟是什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 又是什么会让安禄山得以拥有足以颠覆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笔者认为 , 这一次悲剧事件的发生 , 其实与唐玄宗对于权力的平衡有关 。一、节度使镇边:迫于边境冲突的加剧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节度使的出现 , 虽然早在睿宗一朝就已有先例 , 但 “节度使镇边”模式真正的形成 , 还要等到玄宗临朝之后 。
开元二十一年 , 玄宗“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 , 式遏四夷”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只是史家对于开元节度使形成的一次总结 , 截至这一年 , 在大唐的版图上一共设立了先后十个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各领一处藩镇 , 分别位于河西、陇右、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安西、北庭、剑南以及岭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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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岭南所设为五府经略使 , 地位较节度使而言略低 , 因此 , 有人也将开元十节度称为开元九节度 。但无论怎样 , 这些节度使或者经略使所承担的“式遏四夷””任务并无大的不同 。
以朔方节度使为例 , 此地藩镇的建立 , 便是为了遏制因突厥崛起而再次异动的粟特族人 。
开元九年四月 , 粟特人康待宾起兵反唐 , 虽然这次叛乱在当年七月便已被唐军所镇压 , 其头目更是在之后被迅速处决 。
但在这次叛乱的过程中 , 原本在朔方设立的行军大总管 , 却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所谓的行均大总管本为军职 , 其权利自然无法涉及财、政两项 。尤其是后者 , 更是被户部度支使所把持 。
正因如此 , 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 , 军事调度往往受制于粮草的补给不协 , 以至于必须依靠陇右节度使调兵方能平定 。
实事求是的讲 , 这种分权制衡之道是节制武将叛乱的重要手段 , 不仅初唐时期极为常见 , 更是之后历朝历代皇权最重要的保险之一 。但这种制度上的分权 , 自然也带来了严重的效率问题 。
在盛唐时代 , 这样的节制手段自然有着施展的资本 , 但在此时 , 强敌环伺下 , 继续把持财政大权 , 则只能坐视边境的烽火重燃 。
正因如此 , 开元九年 , 唐玄宗再次效仿前例 , 将朔方行军大总管裁撤 , 改立为朔方节度使 。《旧唐书·地理志》称“捍御北狄 , 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 。
从这一点上来看 , 统辖七军府的朔方节度使 , 正是唐王朝防备北方抵扣入侵和内部叛乱的重要战略节点 , 名将郭子仪便是出身朔方节度使 , 其统摄的朔方军无疑是唐朝平叛的最强助力之一 。
单从另一方面来说 ,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 , 也意味着唐朝又一处地方开始拥有几乎不受辖制的军政财三权 。
需要注意的是 , 在开元时代设立的十节度中 , 朔方节度使并非某一特例 , 而仅仅是唐朝藩镇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 , 愈演愈烈的边患和叛乱 , 致使唐王朝不得不依靠藩镇这种效率更高、行动更为迅速的军事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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