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本文原题：【口述实录】张定宇：我在风暴之眼｜武汉武汉）
我是采访人员郭静 。 如果说武汉是这场疫情的中心 ， 那么中心的中心 ， 就是金银潭医院 。 作为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 ， 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疫”之战的地方 。 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中 ， 身为一院之长的张定宇 ， 他拖着身患“渐冻症”的病体 ， 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 。 来武汉这么多天 ， 我一直在想 ， 一定要采访张定宇 。 但可以想见 ， 这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 。 采访约在了疫情稍微平稳一些的时候 。 原定的采访本是前一天 ， 距离采访前一小时 ， 他突然出现了房颤 ， 我听后非常担心 ， 他真的是太累了 。 没想到 ， 他把采访又约在了第二天下午 ， 而且一谈 ， 就谈了两个多小时 。 他记忆力超好 。 他对事件的还原 ， 足以记入这段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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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号 ， 同济医院说要转来一个病人
我叫张定宇 ， 今年56岁 ， 我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 。
我是2014年1月2号来的金银潭医院 ， 在这工作已经超过6年了 ， 我想 ， 剩下的时间我也会在这里待下去 。
我们医院以前有三个名字：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 还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 后来把第一个名字给去掉了 ，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 这两个名字保留使用 。
说起这次疫情 ， 最初大约是2020年1月3号前后 ， 媒体对武汉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了 。 但其实更早一点 ， 2019年12月27号晚上6点半左右 ， 我还记得 ， 那个时候武汉天黑得很早 。 那天 ， 我 ， 还有黄朝林院长 ， 都在办公室 。 黄院长接到同济医院一位教授打来的电话 ， 说要向金银潭转诊一个病人 。 我们问是什么病？对方说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病人 ， 没说肺炎 。
这是什么病？我当时并不了解 ， 包括我们医院这些人当中也没有谁接触过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 。 于是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北京地坛医院的专家 ， 问“这个病人我们应不应该收？能不能收？”地坛医院的专家马上就回复说 ， “你们应该收 ， 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 ， 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 。 ”于是我们马上就又打电话给同济医院 ， 让他们把病人转过来 。
但是 ， 这个病人本来是从武汉市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转诊到同济的 ， 让他再转到我们这么一家机构 ， 他不愿意 。 一边同济给病人做工作 ， 同时我们也开始做准备 ， 要了解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 。
作为医生 ， 实际上心里是比较敏感的 。 我们想的是 ， 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 ， 所以打电话到第三方检测公司 。 实际上这个公司也是很谨慎 ， 他们第一次给的报告上面并没有指出是“冠状病毒” ， 只说“RNA病毒未检测” ， 但他们在电话里和同济的大夫说了 。 我们就告诉第三方公司 ， 你既然做了测序 ， 这个序列必须给我们 ， 因为这个病人到时候要转诊到我们金银潭来 。
这样 ， 我们把基因序列拿了过来 ， 找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 当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对出来了 。 当时是27号晚上大概10点多 。 比对出来最像什么？叫做“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 ， 吻合度非常高 。 当时病毒所也是在电话里跟我们这样说了 ， 没有出报告 。
第二天28号 ， 我们就追问同济病人转诊的事情 ， 那边说病人家属不乐意 ， 不愿意转 。 我们也就不能强迫 。
29号是星期天 。 下午稍晚的时候 ， 黄朝林副院长打电话报告我 ， 说要带一个医生去新华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会诊 ， 讨论的是群体性感染的7个病人 。 他去的时候省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 ， 讨论的结果就是：往金银潭转诊 。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 ， 我们已经有了警惕性 。 所以29号去新华医院转诊的时候就已经全套防护了 。 但在心理上还觉得 ， 这是一个孤立事件 。 当时马上就元旦了 ， 春节也快到了 ， 我们希望赶快把它解决掉 ， 干完就完了 。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样 ， 当年禽流感也是在这个季节 ， 大概到3月份就结束了 。 那次禽流感全省总共二十来个病人 ， 绝大部分都转诊到金银潭来了 。 所以当时我也是这种心态：集中精力把这几个转诊来的病人救治好 。
但是 ， 前面说是7个病人 ， 实际上后来转诊来了9个病人 。 为什么是9个？有两个一起来的家属说自己也有症状 ， 不肯走 ， 也要住院 。 所以第一次是9个病人 ， 当天晚上就住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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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号 ， 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12月30号是周一 。 上午科室医生在病房里讨论完病人情况 ， 我也去问了一下 。 他们告诉我 ， 病人都做过了咽拭子检测 ， 但检测出来结果全部是阴性 。 当时也有一个试剂盒 ， 里面可以检测到32种病毒 ， 涵盖了SARS冠状病毒 。
别人基因测序说有 ， 我们为什么没检测到呢？没检测到 ， 那就有问题嘛 。 我就跟黄朝林副院长说：“不行 ， 我们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 ， 先进行支气管内镜检查 ， 之后再做肺泡灌洗 。 ”
下午2点钟 ， 内镜科主任带着护士进去了 ， 大家也是防护得非常好 ， 用上了正压头套 。
这是个有创的检查 ， 转来的9个病人里有两个人拒绝签知情同意 。
到下午4点 ， 7个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后 ， 我们把样本分成四份 ， 一份交给武汉市疾控中心 ， 一份交给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 另外我们自己留两份 ， 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用得着 。
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 ， 样本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 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带着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银潭 ， 这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 ， 他们做过了32种病毒群检测 ， 这32种病原体什么也没有 。
我告诉疾控中心 ， 我们的7份样本全部在这了 ， 请疾控中心尽快把它检测出来 。
同样我们和病毒所也说了 。 很快 ， 他们连夜就做了检测 ， 两个和SARS冠状病毒相关 ， 测出来是阳性 。 因为它和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 ， 所以会呈阳性反应 。 这就更加让我相信 ， 肺泡灌洗这个措施应该来说非常及时 。
我的一个判断是 ， 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 ， 直接感染到肺泡 ， 逐渐发展到把肺泡占满了 ， 然后从肺泡漫出来 ， 之后咽拭子才能够检测得到 。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
到31号下午的时候 ， 国家队的专家还有省内的一些专家就过来了 ， 坐满了我们的大会议室 。 当时已经不是9个病人了 ， 30号接着在收病人 ， 31号也在收病人 ， 大概已经有20多个病人了 。 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过了一遍 。 说完以后得出结论：首先 ， 这些病人画像画完都是一个样子 ， 所以肯定是同一种病；第二个结论：他们说这可能是病毒感染 ， 不是其他感染 。
当天晚上 ， 就开了一个跨年的工作会议 。 到1月1号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 ， 武汉市领导决定：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
我现在并不知道国家卫健委为什么派专家来 ， 可能是30号晚上我们这两个阳性结果已经报到国家去了 ， 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舆情引起了国家CDC的警惕 。
但现在回想起来 ， 我觉得给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 。 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 ， 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 。 万一松掉了 ， 那我就是罪人 。 所以 ， 我们这家医院具备这个能力 ， 你就必须把这些做掉 。 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责 ， 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
第三方检测公司当然也是可信赖的公司 ， 但是你作为一家医疗机构请到了CDC和病毒所来检测 ， 得出这个结论印证第三方公司的检测结果 ， 这个证据链就是很强的 。
3
元旦过后 ， 金银潭成了风暴之眼
接下来病人逐渐开始增多 ， 1月2号、3号不停地有病人来 。
境外的媒体也在关注 。 有同事发图片说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报道了 ， 并且把我们医院的照片作为背景放在报道里 。
媒体的关注也让我提高了警觉 。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 ， 我们现在是在“风暴之眼” ， 是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方 。 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到 ， 这个事情还可能会比较重大 。 一个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较快 ， 到了2号、3号的时候 ， 已经有四、五十个人 。 病人越来越多 ， 政府关注也越来越高 ， 每天都有汇报、报告 。 也有很多专家过来 ， 包括疾控方面的专家、病毒所的专家 ， 还有医疗的专家 ， 比如李兴旺教授和曹彬教授 ，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 ， 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 。
三十、五十 ， 然后八十、九十、一百……病人逐渐就涨到这个数字了 。 当时就听到专家们说 ， 外面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病人 。 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医院里消息还是很闭塞的 ， 因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医疗救治 ， 忙不过来 ，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 在医院里面清楚的是什么？是我这里病人很多 ， 病人很重 ， 我们要不停地准备 ， 把病人接纳下来 ， 让病人能够得到安置 。
可能每次我们的动作都比事件发展稍微快了半拍 ， 一拍都没有 ， 只能快半拍 。 怎么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时候 ， 我们已经清空了一个楼层 ， 准备接病人来了 。 楼层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 ， 清完了以后还要做彻底的消杀 ， 地面、物表、墙面、空气 ， 统统要做消杀 。 消杀完以后 ， 要把所有的单元 ， 床、床头柜、凳子等等准备好 。
反正先准备吧！因为已经感觉到外面病人在增加 。 当你准备好了以后 ， “哗”一下！这个楼面又满了 。 还没住满的时候我们就又马上准备下一个楼面 ， 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展开 。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开的ICU ， 是普通的隔离病房 。 包括我们6楼、5楼、4楼 ， 当时都是普通隔离病房 。 后来大概是十几号以后 ， 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 ， 而且省卫健委组织了同济、协和、省人民医院的 ICU团队来支援我们 ， 要求他们一人对应一个楼层的ICU病房 。 这个时候 ， 我们就把南6楼、南5楼改造成了ICU病房 。
大概也就是1月3号到5号的时候 ， 我们就开始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的除颤设备还有心肺复苏设备等等 。 每个楼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机、25个输液泵这样来准备 。 其实准备好以后也还是有点顾虑：是不是开口开太大了？准备这么多 ， 万一没用呢？万一买多了平时又用不了 ， 这50台呼吸机怎么办呢？
实际上到了十几号以后 ， 所有的呼吸机都用上去了 ， 该上ECMO的也上了 。
当时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 ， 只觉得事情很紧迫 。 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同事反复强调：要保卫我们这个城市 ， 保卫武汉的人民 ， 我们不希望把武汉人民困在这里 ， 如果我们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 ， 大家春节该干啥干啥 。
因为思想动员做得比较充分 ， 所以每个楼面开展起来还是比较顺利 。 我们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抵触 ， 有时经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们楼面要清空 ， 要转运其他的病人 ， 他们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转到另一个楼面 ， 然后把楼层清空做消杀做处理 ， 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 。 这套流程我们做了很多次 ， 虽然很忙 ， 但还是比较有序 。
当时病人每天逐渐在增加 ， 我们整个三幢楼 ， 南楼、北楼包括综合楼已经全部清空了 。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 ， 它占了一层楼 。 本来我们过完年后还有临床试验要进行的 ， 到了腊月二十七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关闭了 。 GCP是我最后关的一块 ， 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 。
所以为什么我说每次都要快半拍 ， 是因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 我们同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 而不是等到局势逼我 ， 要我们做这个决断 。
封城是几号我不知道 ， 说实在的没有太多的印象 。 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 ， 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进来 ， 每天有那么多重症病人要抢救 ， 要气管插管 ， 有的病人要上膜肺 ， 还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为不停地有病人进来 ， 就必须有病人出去才行 。 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 ， 怎么得了？那医院就堵成“堰塞湖”了 。 当时的出院标准一是持续10天不发烧；二是症状消失 ， 症状改善；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 ，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检测方法 。 1月1号到1月31号 ， 我们将近有三百多个病人出院 。
这样 ， 医生临床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 。 我们整体的医务人员有限 ， 而且他们又是在穿防护服的状态下来做这些工作 ， 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吃力 。 到了春节前夕 ， 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
当时也已经有媒体过来了 ， 我们也没太关注 ， 完全没有心思跟媒体打招呼 。 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时候 ， 有人说央视春晚上面有你们医院的镜头 ， 我当时也觉得很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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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号之前 ， 已经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
最早我们病人是收费的 ， 两千、三千 ， 有些抢救的病人交一万、两万都有 。 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治疗费用后 ， 政府很快给了指示：不要病人交那么多钱 ， 交个门槛费就行了 。
所以大概是1月5号的时候 ， 我们就只收医保的起付线 。
大约9号之前 ， 我们就已经就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了 。 为什么呢？因为3号、4号我去病房查房的时候 ， 看到了很多病人自己定的盒饭 ， 中午吃的晚上吃的 ， 都没收拾完 ， 堆积了很多 。 因为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 我们也不好处理 ， 他说他还要吃你怎么办？发现了这个现象 ， 我就下决心了 ， 每天吃饭的费用暂时不要由病人付 ， 我们先承担下来再说 。
当时给病人的餐饮是按一天90块钱准备的 。 到了1月9号的时候 ， 市委市政府明确说了 ， 病人费用一分钱不要收 ， 已经收费的统统退还 。 既然政府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 我还是比较敏感的 ， 那就病人和医务人员应当同一个餐标 ， 统统按120块钱准备 。
这时候病人饮食也得到改善了 。 虽然知道盒饭难吃 ， 但病人也会体谅我们：这份餐食是由医院代表政府提供给大家的 ， 而且标准又和医务人员一样 ， 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 这样做下来以后 ， 整个病房气氛就比较平静 ， 不会再为吃饭的事情发生争执 。
春节前我们还启动了一项工作 ， 就是克立芝的药物临床试验 。
最早也就是1月5、6号的时候 ， 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跟我们提到了克立芝 ， 他把文献给我们看 ， 说在2003年SARS末期的时候 ， 香港的袁国勇院士用这个药治疗了一部分SARS病人 ， 通过和历史数据对比 ， 可以看得这个药能够抑制SARS冠状病毒 。
既然有证据 ， 而且这两个病毒又比较靠近 ， 我们为什么不用？而且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 因为克立芝是抗艾滋药 ， 我们医院是管艾滋病的 ， 全省的艾滋病药全部在我们这 。
当时想着一个病人按14天来算 ， 大概是需要56颗药 ， 一瓶药120粒 ， 可以给两个病人吃 。 按照这个算法我们大概有1000人份的药 。 所以我们很快在临床展开了 ， 鼓励一些科室主任 ， 如果有重病人的话 ， 赶快给这个药 ， 说不定有用 。
用了大概五、六天的时候 ， 有个主任打电话给我 ， 很兴奋 ， 他说 ， “张院长 ， 那个药好像真的有效！”我说怎么有效呢？他说他把吃了药的几个病人的片子拿起来对比了一下 ， 好像确实肺的吸收要快一些 ， 病人的病灶区全部在往吸收方面好转 ， 这给了我一个很强的信念 。
再往后 ， 我们就严格按照临床试验开展了 。 2月2号 ， 整个临床试验入组完成 。 现在来看 ， 临床试验效果是好的 ， 不能说是特效药 ， 但是是有效药 。“我们既要在疫情这块要打胜仗 ， 科研这块也要打胜仗 。 ”这两块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
曹彬教授作为第一批来的医疗专家 ， 他为前期的病情诊断和病人救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 印象最深的还是 ， 他每次看病人不仅仅是听汇报 ， 他要穿上防护服到病人跟前去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看 ， 看完了以后他会给一些医嘱 ， 或者基本的判断 ， 比如呼吸机该怎么调整等等 。
有一次我跟他进病房 ， 当时有个女病人 ， 也就三十五六岁吧 ， 情绪非常不稳定 。 她一直在ICU里面哭 ， 吵着说我要回家 。 其实她当时已经缺氧很厉害了 ， 用的高流量给氧装置 ， 但还是在不停的哭闹 。 曹教授来了以后 ， 我就跟她介绍说 ， 这是北京来的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 ， 他是国家医疗队的专家 ， 特意来看你 。 曹彬教授非常体贴地跟病人沟通 ， 告诉她现在得安安心心在这治疗 ， 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她、帮助她 ，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病要治好 ， 病人逐渐也就安静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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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 ， 卫生员和保安突然辞职了
前面说到元旦前我们开了一个连夜的跨年会议 ， 我和我们院王先广书记是凌晨三点多会议结束后回到医院的 ， 当时想在对面的酒店找个床睡一下 ， 但是没床 ， 王书记只好睡在躺椅上 ， 我睡隔壁一个沙发 ， 睡了几个小时 。 早上六七点钟 ， 我们就让院办通知所有职能部门以及科主任、护士长全部到岗 。 当时觉得也就是要取消一个元旦假期 ， 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周末 ， 并没有觉得全部假期要砍掉 ， 后来是一个一个取消的 。 再往后一点 ， 就没有考虑过春节休假了 。
所有护士的正常休息也取消了 ， 甚至下夜班的休息都不能保证他们了 ， 这是最痛苦的时候 。 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到了极限 ， 每个病区的人手根本就拉不开 。 我们一个病区也就是十五六个护士 ， 而管理的病人是三四十个 。 穿防护服进去一干就是4个小时 ， 4个小时换一下 ， 再进去干4个小时 ， 每天8个小时在里面 。
大概是1月12号到15号之间 ， 有一天突然走了50多个卫生员 。 他们看到病人来得那么多 ， 医护人员防护这么紧密 ， 很害怕 。 虽然我们对卫生员也是要求全部做三级防护 ， 就像对自己的员工一样 ， 因为他们污染了也会污染我们的同事嘛 ， 但有些人还是很害怕 。 我们总共一百多个卫生员 ， 走了一半 。 还有当时临时聘用的18个保安 ， 有一天突然全部不来了 。
唉呦 ， 可把我们搞惨了！
我们所有的行政后勤干部职工都要上病房去 ， 送餐 。 你不会看病人 ， 但是送个餐食应该是可以的 ， 是吧？卫生员走了以后 ， 我们的行政人员也要进去 。 所以卫生员的工作基本就是护士还有行政人员在承担 。 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 还是把这事情做下来了 。 这也是当时碰到很棘手的状况 ， 你平时觉得一个卫生员怎么会是个事情？在这个状况下就是个事情 。
本来ICU护士还是配得比较充足 ，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 临床其他科室护士不够 ， 只能削减ICU的队伍去满足其他的队伍 。 因为普通楼面的病房里面也有很多重症病人 ， 普通病房的工作状况可能不比 ICU要好 。 所以当时那些护士在里面的工作时间非常长 ， 做得很苦 。
到了大年三十 ， 解放军的医疗队、上海的医疗队进来以后接管了我们四个楼层 ， 极大地缓解我们的压力 。 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有希望了 。 而且你会感觉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后来解放军医疗队走了 ， 福建的医疗队过来了 ， 这也是特别能战斗的一支医疗队 ， 他们管理的两个楼层收治病人和出院病人都非常多 。 他们在的两三个星期 ， 收治病人是一百九十多 ， 出院病人一百三十多 。
当然从一开始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一直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医疗机构抽人在这里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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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号 ， 我爱人也出现了症状
我爱人是1月14号前后开始有症状的 。 她以前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护士 ， 后来在医保办公室工作 。 他们医保办在门诊大厅有个服务台 ， 她要在那儿回答病人的一些问题 。
14号的时候她就有点发烧 ， 在家有点低热 。 那段时间我偶尔还能回家 ， 大概是18号晚上回家的时候 ， 已经十一点多、十二点了 。 她给我准备了吃的 ， 我就跟她说说工作上的事情 ， 我说医院的病人很多都有气短、胸闷、喘气的症状 。
她说 ， “我也有点喘气” ， 当时我实际上不太高兴 ， 因为我每天工作忙得不得了 ， 现在我说病人病情的时候 ， 你跟我说你也喘气？你为什么先不跟我说？多多少少有点责备她吧 。 但心里又放心不下 ， 我说明天一定去做一个CT扫描 。 结果第二天上午一扫CT ， 她的两个肺体就是很典型的改变 。 我说做完CT还不行 ， 赶快再做个血常规 ， 一查 ， 很明显的淋巴细胞降低 。
她19号上午做的这些检查 ， 中午我就抽空回去一下 ， 给她采个痰 ， 同时给我自己也采一个 ， 因为我还要工作 ， 如果我感染了我也得隔离 。 采两份痰 ， 两份肛拭子 ， 送到医院来做检测 ， 当天下午就得到结果：她的两个都是阳性 ， 我两个都是阴性 。 没得说了 ， 她得去住院 ， 当时是住在四医院 ， 她的工作单位 。
我有压力 ，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 她反而没有太大的压力 ， 她说身边包括他们同事也有人在生病 。
大概20号还是21号晚上 ， 也是很晚了 ， 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 ， 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死亡 ， 而且不知道那些重症是怎么发生的 ， 不知道怎么就朝着那个方向走了 ， 我就感到很恐惧 ， 开着车 ， 眼泪就夺眶而出 ， 很害怕 ，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亲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
幸运的是 ， 她很快就转归 ， 大概一两周就康复了 。 出院回家也是她自己回的 ， 我没时间去接她 。
实际上我几乎就没怎么照顾她 ， 住院期间我就去过一次 ， 陪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 聊会天 ， 拉拉手 ， 给她一些鼓励 。
我一直觉得对她有愧疚 ， 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没有照顾她 。 我们两个人感情比较好 ， 她也说她对我有愧疚 ， 在我工作最忙的时候没给我帮上忙 。
后来 ， 因为我可能在媒体上有一些影响 ， 就跟她聊了一下血浆捐献的事 。 她说 ， 正好他们有几个同学 ， 包括一些同事也愿意参加血浆捐献 。 她是主动的 ， 其实不应该说是我动员的 。 我说 ， “等我们采浆点准备好了 ， 你就到我们这边来献浆算了 。 我在媒体上说过了 ， 你也支持一下 。 ”她说 ， “不是要支持你 ， 我本身就应该做这件事 。 ”我妻子还是蛮勇敢的 。
一开始我的防护也做得不是特别好 。 幸运的是 ， 可能我们院感控制做得比较好 ， 办公区域一直都是清洁的 ， 所以反而没出太多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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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院感染21个人 ， 现在都出院了
总共我们全院感染是21个人 ， 有8个是行政人员 ， 另外大概有9个护士 。 8个行政人员有一个很明确是在华南海鲜市场感染的 ， 完了以后又感染了我们另外三位同事 。 真正在病房里面感染的 ， 就一个医生 。 另外有一个医生是在检验科 ， 因为要给病人做血常规、生化常规 ， 开盖的时候可能会有小的气溶胶“嘭”一下悬浮在外面 ， 检验科的同志可能是这么感染的 。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黄院长 ， 可能跟他经常在病房、在门诊 ， 跟病人接触比较多有关系 。
现在 ， 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出院了 。 恢复得都不错 ， 有的已经来工作了 。
而那些罹难的医生 ， 无论是中心医院的、汉口医院的 ， 还是武昌医院的刘智明院长 ，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 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伤心 。 他们是自己的同事、同行 ， 感情上确实也受不了 。 我们每天都在救别人 ， 你对自己的同行同事却完全手足无策 ， 帮不了他们 。 你会觉得很沮丧 ， 很沮丧 。
灾难医学这一块 ， 它是需要扩充的 ， 我们要做好这种物质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准备 。 思想上有准备 ， 事件来了 ， 你就能够很正常地应对它 ， 不会很慌乱 ， 不是这个事情“哗”一下砸到你头上 。 你平时没有积累 ， 这次我们肯定会垮掉 。 你个人很浮躁 ， 就会带动你的团队也很浮躁 。 虽然我脾气很急 ， 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偏安静的人 ， 我愿意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这样坐着聊聊天 ， 说点事情 。 首先第一个是你要安静 ， 他会给你蓄积这些能量；第二个 ， 平时也要很敏锐 ， 要观察事情 ， 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
这次的灾难 ， 我想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医疗专业的同事包括卫生管理部门 ， 也会提供一些其他的启示 。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 ， 为什么医患矛盾这么尖锐？为什么现在（疫情期间）就没有这个矛盾？医生护士和大家一起共对灾难是一方面 ， 那如果我们要收费呢？现在是国家很强大 ， 把这个全部包住了 。 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 如果以后我们的医疗能够保证那些最低端的边缘化的人群 ， 能让他们享受一些免费的医疗 ， 就能让我们整个社会心理得到安定 。 如果你需要更好的医疗 ， 你就要努力地工作；如果你实在是条件很差 ， 现在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医疗在这 。 应该有个性化的、高端的服务 ， 也应该有方舱医院这样平民化的东西 ， 让平民百姓能够得到一些免费的医疗 ， 基本的救助 。 因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 你不可能把资源配置到无限的状态 。
要说这次疫情最大的感受 ， 还是祖国的进步、国家的强大 。 1999年我在阿尔及利亚曾经看到为应对一场疫情 ， 他们一个医院可以一下子拿出六七十台呼吸机 ， 当时很震惊 ， 因为那会儿整个武汉市 ， 包括同济、协和 ， 也没有一家医院可以同时拿出那么多台呼吸机 。 现在我们要申请呼吸机 ， 国家很快组织恢复生产 ， 其他的救助设施 ， 像ECMO、CRRT ， 包括救治人员调动 ， 也是一样 。
我还是觉得 ， 这次这么大一个灾难 ， 中国人民和武汉人民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和奉献 。 封城 ， 虽然是很痛苦 ， 但是也是非常英明的一个决定 。 包括我们后来的方舱医院 ， 多大的设想？所以除了佩服 ， 还是佩服 ， 佩服我们的国家 ， 佩服我们的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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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接受了渐冻症的事实
“渐冻症”这个名字翻译得真是好 ， 就真的像冻住了一样 ， 你走不开 。 当你走开了以后反而稍微好一点 。 你走不开的时候 ， 就只能就一点一点地磨叽 。 特别是天冷的时候 ， 晚上我想去病房 ， 又不愿意同事看到我这种惨状 ， 我就趁没人的时候 ， 自己慢慢过去 ， 看一看 。
其实2017年7月份的时候 ， 我就觉得自己要么膝关节要么髋关节有什么问题 ， 走路有些紧绷 。 最后确诊 ， 应该是2018年的10月份 。 四个节段都有问题 ， 颈段、胸段、腰段、骶尾段全部有问题 。 我没怎么告诉同事 ， 主要是跟我们的党委书记王书记说了 。 因为身体疾病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个人情况 ， 你需要跟党委报备一下 。 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 ， 基本素质还是应该有的 。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生病了 ， 然后卖惨 。 这次这个事情是我主动说的 ， 因为来了这么多媒体 ， 基本的尊重应该有 ， 你不能人家走 ， 你在这里坐着 。 但起身对我来说 ， 这个动作启动比较困难 ， 我真走开了以后没什么事 ， 但启动是比较困难 。 第二个是送专家 ， 你总是比别人晚一点 ， 别人会说你 ， “这是哪里来的一个院长 ， 这么大个架子？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吗？”
别人不会怪你 ， 但是你自己觉得还是过意不去 。 而且来的很多都是我很敬仰的一些专家或者领导 ， 你这基本的礼貌要有 。 所以后来我想 ， 这个事情还是我主动说好 ， 说了以后别人也不会怪我 。
幸运的是 ， 我的身体情况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 同事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 我现在下楼的时候他们只要看见了 ， 都会过来给我搭把手 ， 稍微让我扶一下 。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同事 。
这个疾病晚上它会抽筋 ， 突然一下 。 这段时间 ， 晚上抽筋又有增加 ， 特别是大肌肉抽搐 ， 要站起来才可能把它压制住 。 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抽筋 ， 一个晚上抽几次 ， 非常痛苦 。 倒不是这个疾病走路跛行让我痛苦 ， 是晚上睡觉睡不了 ， 抽筋可以让你抽醒 。 比如这只手指头这么抽筋 ， 上肢有时候也会 ， 我就悄悄地赶快立一下 。 这段时间也可能是跟劳累有关系 。
还有一个就是房颤 ， 昨天搞了一天的房颤 ， 好难受 。 我爱人都说晚上你说什么梦话 ， 下回你再说梦话给你录音录下来 。 我昨天就感觉自己说梦话会把自己说醒 ， 关键是心里总有事情 。 这段时间我就赶快吃抗房颤的药 ， 今天就好一些 。 所以昨天为什么后来我不能接待你 ， 跟这有关系 。
昨天下午完全不行 ， 今天还挺好的 ， 今天心里就不一样 ， 嘣 ， 嘣……我能感觉非常明显的 。 昨天搞了一天了 ， 难受 ， 我晚上睡一觉 ， 就过来了 ， 那挺好的 。
对我来说 ， （患渐冻症）这个事情已成现实 ， 我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 不觉得有多恐惧 。 以前我还每天骑自行车 ， 后来专家就建议 ， 不要骑自行车了 ， 容易摔跤 ， 要是摔骨折 ， 那完了！因为本身骨折以后肌肉容易萎缩 ， 你再加重它怎么行？反正你就不要骑自行车了 。
我最长的骑行距离是70公里 ， 在武汉环一整圈 ， 我蛮喜欢一个人背着水骑行 ， 感觉很青春！有时候上班也骑自行车过来 ， 就蛮舒服的 ， 沿路上有很多风景 。 我还徒步走到过医院 ， 从家过来15公里 ， 三个小时 ， 包括生病确诊以后也走过 。
武汉确实还很美的 ， 特别是我们现在做了绿化步道 ， 很漂亮 ， 看着蛮舒服 。 我现在也还能走 ， 但是上台阶下台阶害怕 ， 我就像老头老太太那样举个拐杖上下 。 登山杖我已经用了很多副了 ， 最近他们说国博要征集文物 ， 我还开玩笑说 ， 干脆就把我的旧登山杖给他们算了 。
口述时间：2020年3月12日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 ， 毫无防备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用来形容这些天 ， 是那样的贴切 。
在突然被按下暂停键的危城武汉 ， 既有个人的茫然无助 ， 也有凡人的挺身而出 。 恐慌 ， 痛苦 ， 感伤 ， 感动……灾难之下 ， 再刚硬的人也变得柔软 。
【[中国之声]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我在风暴之眼】我们想通过十个人的讲述 ， 记录这段历史 ， 记录2020年这个春天的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