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年的大清王朝夕阳中最后的一抹绚丽( 二 )
图1 , 伍连德博士
图2 , 伍连德和他的团队接到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的急电和朝廷昭令 ,伍连德临危受命 , 接受清廷“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权柄 。 许多人前来庆贺他光升 , 而他的父母和妻子心里却别有想法:防疫总医官必须到疫区 , 弄不好要送命的 。但是伍连德身为医生 , 治病救人 , 悬壶济世 , 义不容辞 ,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 何不拼死一搏? 想到这里 , 他简单整理了行囊 , 撇下在京的妻儿 , 只带两名助手和一台显微镜 , 以及基本的医学工具 , 冒着生命的危险 , 束装奔赴重灾区哈尔滨 。由此 , 一场应对役病的阻击战 , 便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医学博士”指导和带领下拉开序幕 。 对于这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 , 以西方医学科学与传染病搏斗 。 朝野上下都屏着呼吸盯着 。 全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是时时刻刻、不惜版面和笔墨 , 报道着中国抗疫的进程 。 伍连德的名字由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从认识到熟悉 。1910年12月24日傍晚 , 也就是西方人圣诞节前的平安夜 。 伍连德和助手乘坐的火车隆隆驶入正在隆冬季节的哈尔滨 。 作为一个生长的热带的马来人 , 他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而寒冷的世界 。伍连德虽然不是钦差大臣 , 不是政治大佬的附属参谋 , 不是王公贵族的花瓶 , 不是御用医师 。 但是作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 代表国家防疫法权 , 在防疫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威 。 东三省军政总督锡良将军 , 带着哈尔滨各界的军政大佬和日、俄两国首席防疫官员 , 到火车站迎接 。 安排“总医官”一行人下塌在俄罗斯高级旅馆 , 让他在平安夜 , 欣赏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色 。 但是伍连德没有其他心思 , 而是一头扎到役病的始发地、也是最严重的傅家甸地区 , 并且在那里设立“防疫总部”——那里每天死亡数百人 , 死亡总人数是整个哈尔滨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早晨 , 伍连德和助手上街查看哈尔滨 , 特别是疫情重灾区傅家甸 。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整个哈尔滨是一个对疫病不设防的城市 , 连中国古代的那种起码的“控制传染源和隔离”都没有 , 更谈不上消毒、预防 , 控制传了 。 商业大街栉比鳞次市场和店铺 , 照样开业 。 挑担的、推车的、卖烧饼的、算命的 , 人流不息 。 戏院、客栈、妓院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场所 , 依然人流撺动 。 只是在傅家甸狭窄的街道上 , 有人收拾亡故者的尸体——许多人家在夜里悄悄抛的死人 。 还有一些抬死人的和出殡发丧的 , 哀号的喇叭长统不时响起 , 才让人知道现在是疫情大传染、死人无数的严峻时期 。 比较惨烈的是有的简陋的棺材只有少数是钉上盖子的 , 多棺盖虚掩或敞开 , 死者狰狞面容或以骇人姿态伸出来的四肢 。一些居住条件的小区里 , 疫情也存在 。 一个精致规划的双城堡镇 , 一半居民是富裕阶层 , 穷人比很少 , 住房宽敞、卫生条件良好 。 人口不到2万 , 两个月里丧生1500人 。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 并非所有洋人都在灭顶之灾面前采取科学、理智手段 。 如傅家甸偏僻角落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住着300多个信众 , 负责人是一个法国神父 , 他无视命令 , 不上报病情 , 结果是300余人里死亡243人 。 由于死者太多 , 教堂无力组织秘密埋葬 , 大量棺木不经掩埋 。 法国神父与中国神父依然坚持做礼拜 , 人群聚集导致病情加速感染 , 两名神父也病逝了 。当时东北地区除了外国人居住区 , 没有像样的西医医院 , 医生数量几乎个位数 。 对于文盲率接近100%的中国人来说 , “传染”“隔离”实在是新鲜事 。 伍连德后来回忆道: 当他抵达后第二天与某县官见面 , 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 , 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 。伍连德与之交谈后才知道 , 县官这些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 , “隔离患者和自我保护” , 几乎一无所知 。 他的笔记留下这样的记录:“ 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 , 并助长了疫病向更远的地方蔓延 。 ”在哈尔滨大街上 , 有的人戴着口罩 , 有的根本没有 , 有的半挂在耳朵根上 。 人与人之间不知道、也没有预防和隔离 。 一般民居低矮肮脏 , 冬季窗门紧闭 , 空气不流通 , 一人得病则全家感染 。 活人和生病的甚至死亡尸体 , 挤在一起 , 有的还在密切接触 。 “活着干、死了算” , “存者偷生 , 死者长矣”成了这里人们的口头禅 。 留着发辫的众人对于“此刻活着 , 须臾染病、下一时刻死了 , 就到乱葬岗子”人生三步曲 , 习以为常了 。 目睹了民生凋敝和种种令人心碎的场面 , “全权总医官”觉得自己肩负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在这个如此极度寒冷的城市 , 但疫情却魔鬼般地不断扩大 。 傅家甸地区每天丧生的多达数百 。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 , 尽管大多数医师相信是鼠疫 , 但究竟是不是鼠疫?是鼠疫又属于哪种?通过什么传播方式?众人并不明确 , 包括中外有点名气的医师 。四 , 坚决相信支持专家 ,任何事情都不一帆风顺 , 身在傅家甸重疫区的伍连德 , 第一要务是 , 科学地查明 , 判断病原体 , 也就是疾病的起因 。 也就是因为这个起因 , 麻烦事接踵而来 。 伍连德遇来自三个方面 , 意见不同的同行 。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中医和郎中 。 由于当地中国人居住区几乎没有西医 , 鼠疫流行时执业中医郎中生意特别兴隆 。 他们看伍连德的团队只带仪器 , 没有治病见效的药 。 便瞧不起他们和西医 , 说什么洋仪器能当药吃?大夫治病没有药 , 算什么大夫?伍连德也不与他们争论 , 把30个轻病号给他们28个中医和郎中 。 不出半个月 , 伍连德再去他们那里?28个中医和郎中亡故了21个 , 还有7 个和30个轻病号 , 不知跑到那里了 。第二个是日本著名的专家北里柴三郎 。 那个时代的医学界对鼠疫杆菌的研究很初级 , 而且还有不同的学派 。 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普遍的认为——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 , 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 。 因此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 就是灭鼠 。 在瘟疫爆发初期 , 北里柴三郎教授的一位学生受日本政府委派也来中国做过调研 。 他坚持老师的思想 , 解剖了数百上千只老鼠 , 却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 于是 , 这位日本医生固执地认为 , 东北的这场瘟疫不是鼠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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