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寄生虫》是人，也是摇钱树( 三 )

离开青瓦台后，张夏成开始担任大韩民国驻华大使。 /韩联社一个大地主被驱逐出村，地主家的长工受命打理。但地主再也没有回来，长工就开始雇人佃农种地，由于收成不错，就成立了商店，米铺和舂米站。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其他的商业机构失去竞争力，被迫关门，长工的店却没有提价，村民将长工视为大善人；于是他又开始成立酿酒厂、饭馆。最后生意越做越大，与民生相关的长工都做，甚至还开始出口；随着资金的增加，长工还开始设立储蓄银行，利用投资的方式成立地产公司和各种控股公司…… 长工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打理这么多产业，于是把一些下属的机构，让自己的亲属来打理。这时候，财阀便形成了。财阀在韩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韩国人从早上睁开眼到夜晚入睡，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无法摆脱财阀的影子。

韩国五大财团掌门人。 /韩国先驱报现在，韩国人习惯上把资产规模排在韩国前30位并且符合这些特点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扮演着国家英雄的角色，那个时期发展企业和扩大出口才是真正的爱国。所以，财阀集团从服装、食品、电子、汽车等制造业，到运输、广告、餐饮店、糖果店等服务业，几乎无所不能。在19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就业量的22.4%；千禧年以后，韩国上市公司排名前100的富豪中， 85人诞生财阀家族。从这些角度看看，财阀似乎都不存在原罪与压迫，但却埋藏着不公，从朴正熙开始，韩国政府大多都是亲财阀的，朴槿惠在任总统期间曾笑着说：应该八抬大桥抬着投资者。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韩国人的命运似乎从一出生便注定了，这正是当今韩国“中产”抱怨和所试图改变的。也是第一代产业工人曾试图改变的。

谁是“寄生虫”？在与整个国家机器和产业规模作斗争的发展过程中，韩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民族情绪，或者叫文化概念——“恨” 。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包含着一个人对命运的接受，也包含着对造成这种命运局面的人实施强烈的报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起来的、没有融化的、一直萦绕在心头又渴望释放掉的一种情绪。

“恨”的情绪经常出现在韩国的影视剧中。 /《辩护人》截图政府和财阀早就注意到，一旦这个情绪爆发，将产生恶劣影响。因此在上世纪末，就引进了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管理办法，其中一点是意识形态的管理越来越高明，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实际上，在看金智英的反抗，以及《寄生虫》这样一类文艺作品时，就是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但讽刺的是，这一类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也是财阀的产物。以拍成影片的《82年的金智英》为例，发行方就是韩国的乐天，乐天和其他两个集团，控制着韩国所有的电影屏幕。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寄生虫》。

希杰娱乐就是从三星公司分离出来的影视制作公司。 /视频截图《寄生虫》的制作和发行公司，是希杰娱乐公司（CJ Entertainment ，越南的发行也是由这家公司独立运营，以下简称“希杰”）。最初，韩国并没有希杰。但以电子产品闻名的三星注意到，韩国的录像带出租和租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已经到了10亿美元）。所以三星决定试水影视行业，投资的第一部片子是1992年制作的《结婚的故事》。这部影片一举登上年度最佳影片。这么一来，从电影的投资制作到发行和出售，都变成了三星自己的收益了。

《结婚的故事》剧照。 /视频截图三星索性成立了三星娱乐集团，并从中分家出了希杰。希杰掌门人是李孟熙（2015年去世后，由其长子李在贤负责经营），是三星创始人李柄喆的长子。这个时期，韩国的电影产业投资方已经被三星、大宇和现代的财阀所垄断。很难确定是因果关系还是利益关系，当这些财阀进入韩国文化产业后，时任总统金大中在1998年将文化产业列为国家支柱性产业，随后还颁布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电影被视为新的“朝阳产业” 。当政策落地以后，美国《综艺》杂志统计（1998-2005年），韩国本土共有48只基金募资5.35亿美元直接投资于电影项目的制作和宣传。尽管此后影视业投资者的回报率有过大起大落（李明博政府对影视行业就不大友好，封锁了资金和发行渠道），但就中国观众而言，韩国电影在这些年来，从主题到表现手法，都在不段地独到和成熟，尤其是以反思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影片为主。产业的良性发展，也为一些普通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色即是空》的导演尹济均，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他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被告知休假1个月但不给工资，由于经济压力，他开始写东西挣钱，不小心获得了一家公司征集剧本比赛的第一名。他于是变成了编剧，后来又成了导演。《寄生虫》导演奉俊昊同样也并非影视专业出身（延世大学社会学系），但在和社会的磨合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