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防控为何不能与SARS简单相比

【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陈辰】 20年新春已去， “新冠肺炎”的防控形势却日益严峻。随着全国返程高峰到来，如何有效防控疫情“返程传播”成为重中之重。相较于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此次疫情表现出更强的传播性，感染人数曲线更为陡峭，对于疾病防控提出更高挑战。不过， 17年来，随着中国交通、信息传播、医疗技术、大数据，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等发展，影响疾病传播和防控的因素已陡然变化。

交通红利沾染“墨色” 与发生SARS疫情的2003年相比，当前中国的交通吞吐量、空中和陆路线路交叉密集程度，有了显著提升。作为拥有上千万人口的“九省通衢” ，武汉历来享受到了地理交通发达的红利。但在疫情面前，这份红利沾上“墨色” ，甚至造成甚于SARS疫情的外溢影响。数据显示，从2019年12月初最早发病病例的出现，到今年1月下旬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加速增长的一个多月时间，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有超过6成流向了湖北省内，省外则以河南、重庆、湖南、安徽、江西等地为主。

图源：第一财经规模人口的全国流动一定程度促使疫情更广泛扩散。截至1月28日24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3年SARS时期的确诊病例。对此，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表示，确诊的病例数是在比较传染性，说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不弱于SARS ，但是并不能判断它比SARS更厉害。另外，他认为，这其中也有很多社会、经济因素干扰。比如2003年高铁、飞机航班没有现在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人在武汉打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呈现传播性较强、致病性相对弱的特点。由于其传播力跟SARS比较接近，国家采取了暂时性交通管制的防控策略。

此前， 1月23日，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新型肺炎通知后，武汉市和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继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环顾全球，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如此强大的交通系统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较为少见。而对于“500万人离开武汉”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回应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不是武汉人。隔离的是疫情，而不是真情。在当前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条件下，控制潜在的传染源，也一定要理性对待。信息传播要做“先行军” 在经济、互联网、传媒发展的催化下，中国的信息传播速度发生根本变化。笔者注意到：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次日，上海地铁上戴口罩的人士几乎从零迅速飙升至三分之二以上。

而在2003年，国内的媒介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以及电视等，移动互联网还尚未萌生，这使得SARS的防控传播存在一定时间差，而且周期较长。如今，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完善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民众对于疫情传播相关信息几乎是实时掌控。目前来看，新冠肺炎传播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是人们信息传播以及应对速度也快了很多。简而言之，当一种风险被迅速、广泛的识别，在恐慌蔓延时，相关的应对措施也在迅速落地，从而使得疾病危害程度降低。试想，如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2003年的媒介速度将会怎样？

另外，根据华盛顿大学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Fast、Natasha Markuzon几位科学家建立的一个疾病传播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所以，增加报道向民众传递正确信息，对于加速阻断人传人的传播链来说，也是打好此次疫情攻防战的重点。然而， 2003年，尽管全国大力宣传防控SARS ，但信息传播渠道较为单一、有限，甚至靠口口相传。而目前，中国已经发展至“人人皆媒体”的时代。不过，对于伴随疫情蔓延的不实、恶意信息，辟谣也刻不容缓。这时不仅官方重视辟谣，较多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配合，开通辟谣平台，帮助民众即时甄别信息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