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瘟疫更可怕的，是恐慌 | 地球知识局( 二 )

疫病再次来袭靠近中国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遍布旱獭栖息地，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善于猎取旱獭、出售皮毛获利，这也使得当地鼠疫频发， 1863-1928年间有记录的鼠疫出现了75次。只是因地广人稀，多数并未流行开来。贝加尔湖周边虽然已经是西伯利亚人口很多的地方但人口密度和中国东北比还是非常低皮毛产业确实也是当时西伯利亚的支柱产业这种状况有点类似今天人类大量进入蝙蝠栖息地（贝加尔湖沿岸，图片来自：shutterstock@Katvic）▼

随着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后与东北地区的中东路相连于满洲里，铁路方便了人货流通，促进了满洲里、哈尔滨等沿线城市的兴起。比如哈尔滨在1910年人口只有7万， 1920年时已经拥有了30万人口，俨然北方巨镇。但传染病也随之而来。中国东北作为东北亚的地缘枢纽所在在当时的时代因对外开放（被渗透）经济快速发展也因此很容易成为传染病扩散的温床▼

外贝加尔1920年3月出现了易于捕捉的落单旱獭，很快8、9月份远东猎人中就出现了鼠疫。 10月，海拉尔的铁路信号员、皮毛加工匠和皮匠的士兵朋友也出现鼠疫死亡案例。 12月，九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在一所旅馆，但旅馆的股东中有兵痞一名，他怕鼠疫影响生意，带20名士兵闹事并释放了隔离人员。不要随意吃野味，也不要随意穿野味... （贝加尔地区旱獭，图片来自：shutterstock@Fanfo）▼

1921年1月2日，这两名“幸运的”隔离人员逃至人员密集的扎赉诺尔矿区，引起疫情爆发，很快铁路沿线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都出现了疫情，进而传遍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并影响到了山东和河北。扎赉诺尔矿区是满洲里的大型煤矿区有露天煤矿，不过大部分矿藏在地下，地下矿工也更多（现在已经是扎赉诺尔国家矿山公园了）（图片来自：google map）▼

疫情爆发的同时，东北也处在一段百年未见的特殊历史时期。那几年来白军与日军的行动已经使得国界形同虚设，各方势力在东北盘根错节，互相掣肘，没有人真正有能力对整个东北发号施令，而防疫行动恰恰需要强大的权威与执行，这让疫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苏俄正经受残酷内战之时各方势力（苏俄、白俄、日本、中国）汇聚的中国东北事实上成为苏俄与反苏俄势力对方的一个后方战场▼

面对复杂的情况，防疫处根据1910年鼠疫的经验，在能力范围内作出了部署：在重要的火车站设置防疫检查站，之后一度阻断道路，停止铁路日常客运。这一决策为长春，奉天等城市的低死亡率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东北发达的铁路网成为疫情传播的最快通道而东北防疫处所在的哈尔滨也是东北铁路的枢纽所在将疫情堵截在哈尔滨以西，哈尔滨以南就能安全很多（图片来自：wikipedia@xue siyang (df45086)）▼

各大城市中哈尔滨的手段最为严密：中国城区被划分五个隔离区，居民被限制外出，防止出现交叉感染，每个区都配备警察队、消毒队、检查员、护理员和卫生助理，发现病人立即送往检查、隔离，发现未被认领的尸体及时火化。在缺少隔离病房的情况下，车厢又一次充当了隔离病房。 60节车厢分布在哈尔滨的三个地区，由俄国医生负责，隔离病房早晚各测体温一次，发现发热、脉搏加快的病患立即送至医院。隔离车厢成功预防了飞沫感染的情况，两千名隔离人员中仅有8人确诊。最终，哈尔滨30万人中仅有3215人死亡，死亡率1% ， 1911年鼠疫的死亡率则高达10% ，防疫的进步不容忽视。可惜防疫处人手紧缺，在哈尔滨之外只能起到指导作用，具体执行需要警方配合——当时卫生工作没有独立部门，常由警察局代理。但警方没有防疫知识，且执法粗暴，出现过不按防疫程序直接将患者家人全部送去隔离，且只提供饮食没有后续医治的情况；满洲里地区警察也被批评过敷衍怠慢，而且当地死亡比例的确较高，防疫效果也不好。在这两次防疫中警察的做法虽遭诟病，但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图片@《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