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口危局( 二 )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花费堪比发达国家。然而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即使是白领，收入也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准的1/3 。隔壁日本的状况也不乐观。 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儿童学习费用调查”数据：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间，如果全部让孩子上私立，共计需要1770万日元；全部公立则需要523万日元。但日本国税局公布的日本人的平均年收，近几年都在400万—420万日元之间徘徊。

此外，东亚女性对于生娃，还有另一重顾虑。就是生育会给职场女性带来事业天花板。调查问卷数据发现， 85%的城市女性表示用人单位存在对女性的职业歧视行为。在众多不平等就业条款中，还存在专门针对女性生育的限制。

为什么东亚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支持这么少？作家维舟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者冲突导致东亚社会对女性在生育上的支持严重不足。从而又引发“女性的复仇” ，也就是媒体口中的“生育罢工” 。

在韩国这个加班大国，政府规定女性有3个月的带薪产假，最多可以休到一年。但事实上，因为担心离开公司太久对地位的负面影响，超过7成韩国人没有休过产假。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各国之所以普遍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境，是因为因为欠缺让人民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措施。但是政策好，年轻人就愿意生吗？也并非如此。譬如在“包办婚姻”的新加坡，生娃能赚钱、结婚能赚房。为了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政府规定法定产假有16周，推出了“国庆日造人之夜” ，但新加坡婚育率依旧低迷，成为人口出生率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对新加坡国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时间交友和照顾家庭陪伴孩子，又有什么理由把孩子生出来呢？为了精忠报国吗？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人养育孩子的成本变高、女性付出的代价高昂，只是生育意愿下降原因的一部分。城市人口密度也对生育率有直接影响。 2003年-2012年东京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呈现直线负相关。人口密度高的区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生育率达1.4 。（1）当城市资源有限，人口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年轻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已经耗尽全力，便无心生育。

高人口密度带来的资源竞争，首先体现在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上。房价是最好的生育抑制政策，当人们为了买一套房需要花上半辈子、还得拼命加班还房贷时，能够分给家庭的精力就有限了。而更多的年轻人对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毫无信心。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金政敏，在30岁的这一年，做到了年入3700万韩元(约22万元人民币) 。即使是在一线城市也不算差的收入了，也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金政敏租住在首尔南部一间4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135万韩元（约8000元人民币）。每个近半收入都要用来交房租， “每天睁开眼睛就想，我又为房东打了一天工。 ” 而在北京，一个平均收入的年轻人，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6年，才能负担得起一个平均价格、人均住房面积的房子。据北京市统计局信息， 2018年，北京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3.08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