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年夜饭:从来没有这么简单,从来没有这么重要从来没有这么重要

武汉的年夜饭：从来没有这么简单，从来没有这么重要

今年的除夕夜，对武汉人民，甚至全国人民来说都很特别。／《饮食男女》昨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问武汉朋友怎么吃年夜饭，所有的回复都是：取消了全部的年夜饭和聚会。除夕夜的前一天，早上十点多，大姑妈在家庭微信群发来了消息：“取消年夜饭，还请谅解。 ” 这个决定有些晚，但也算及时。那时，武汉已正式实行“封城” ，全城的公共交通停摆，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已经关闭。在这之前，我身边很多武汉的朋友，并不太重视这次疫情。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他们的自嘲段子， “全世界都以为武汉出事了，只有武汉人在想着今晚去哪玩。 ” 这背后，除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也因为打破了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疫情持续了二十多天，却突然失去了控制。

武汉“封城”之后的空荡街道。 /@林晨同学Hearing 这个结果，出乎了人的意料。特意从新加坡赶回武汉过年的堂妹，稍早嗅出了苗头，她的返程机票提早改签了一个礼拜，但还是没想到被滞留了，假期结束后，她会给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其实，学校早就关注这件事——半个月前，每个学生都填了一个问卷，学校要留档三个月内去过中国的人。很可惜，一场疫情的蔓延速度，很可能快过人们的警觉性。对此，普通人毫无准备。在周一，我告诉妈妈，今年不能回家了，会退掉回武汉的机票。妈妈有些不解，她问我：准备了很多你爱吃的东西，新年怎么能不回家呢？那天之前，在汉口的百步亭小区，举办了4万多人的万家宴。我也在家族群里，乐观地向大家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我这次不回家过年。主要是机场、高铁站，封闭性空间有感染风险。市区里应该没什么事情。 ” 我们家住在武昌，离华南海鲜市场隔着一个长江。每天，我都会追踪最新的新闻消息，但在几天前，我并不觉得家里会有危险。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家里的口罩不到十个。因为爷爷在去年过世，虽然取消了年夜饭，但父亲执意要如期在家举办上香仪式。

年夜饭对中国人有极大的意义。 /《饮食男女》今天除夕夜后，按照习俗，家里的大门会打开，迎接登门上香的亲朋好友。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来，但很难意料谁会出现。父亲不太在乎眼下的疫情，他这几年酒桌上认识的朋友，过去的战友，很多和他一样固执己见。这个拜访不需要来前打电话。住在我家的堂姐，给我发微信：“你爸出门买糖去了。 ” 妈妈和姐姐，意识到了一些危险，但又有些浑然不觉。她们还没有决定好，碰到没有戴口罩上香的访客，是否该拒绝对方登门？今年，我家没有年夜饭在武汉过年，我一直都觉得很冷清。我的妈妈不是本地人，爷爷也是异乡人。在1950年代，爷爷借用了同村人的身份、学历证，离开了原有在河北省的家庭，考进了武汉的国营工厂。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以及准确的年龄。去年五月，他因病过世，实际年龄九十多岁。我历来只吃一顿年夜饭，和奶奶那边的亲戚——她和爷爷的三个儿子（包括我父亲），她的哥哥（我的爹爹），爹爹的两个女儿（我的姑妈）。另外，我有三个堂姐与堂妹，两个表姐。每年的农历二十八日，我爷爷生日那天，大家会一起吃年夜饭。

家人给爷爷过生日。 /赵景宜小时候，六个小孩都围在小桌吃饭。十几年过去，我们都长大了，两个表姐结婚，亲人间的温情感觉变淡许多。父亲那一代，包括大姑妈，都是在纱厂工作的奶奶一手带大，她常告诫他们要相互扶持，他们长大后，大多去了武昌车辆厂上班，也共同度过了2000年后的下岗潮。在我们这一代，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职业，亲人关系早就不热络了。奶奶去世后，兄弟们的走动也变少了。过去大家庭，很自然成了不同的小家庭。因此，过年大家一起吃次年夜饭，在表面上维持已经不在的亲密感，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爷爷去世后的第一年，按照习俗，必须家人团聚。这原本也可能是我们聚在一起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大家互相有了默契，不必勉强非要一起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