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四 )

2003年5月15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 8月5日那天，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快哭了。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趴在栏杆上，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 ，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自己活过来了，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所以病好了以后，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不过体检结果出来，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符合科学实验标准。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这些医护人员身着简单的防护服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如今再谈起“非典” ，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度防范等等，都给我们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可能没勇气生存……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 ，如今已经结婚。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