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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四 )

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2003年5月15日 ， 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 7月份我去复查 ， 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 ， 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 ， 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 ， 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 。 8月5日那天 ， 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 ， 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 。 看到这几个字 ， 我都快哭了 。 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 ， 趴在栏杆上 ，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 ， 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 ， 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 出院之后 ， 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 ， 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 。 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 一点也不夸张 。 据我所知 ， 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 ， 称“怕有病毒” ， 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 ， 存档备案 。 自己活过来了 ， 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 。 所以病好了以后 ， 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 。 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 ， 我找到了6个病友 ， 大家听说后 ， 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 。 不过体检结果出来 ， 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 ， 符合科学实验标准 。 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 ， 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 ， 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 ， 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

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这些医护人员身着简单的防护服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 如今再谈起“非典” ， 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 ， 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度防范等等 ， 都给我们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 。 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 ， 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 ， 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 。 对我个人来说 ， 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 ， 不然我可能没勇气生存……更令人欣慰的是 ， 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 ， 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 ， 如今已经结婚 。 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 ， 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 后来 ， 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 ， 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 。 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 。 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 ， 特别厚 ， 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 ， 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 。 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 。 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 ， 观察脑电图等反应 。 重看那些“非典”影像时 ， 有的病友痛哭失声 。 其实 ， 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 ， 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 ， 我们还是回忆了 ， 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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