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总有理]能帮冯小刚达成宿愿的女人，办事果然足够狠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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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像个隐士还不够，

还要像个死人。 ”

——作家·卡夫卡

「逝于1924年6月3日」

代表作品：《城堡》

……

01.

冯小刚其实是个有执念的人。拍完《大腕》后，他在家赋闲过一阵子，脑海中过了不少往事烟云。一天，王中军去他家吃饭，说歇够了就赶紧弄本子吧，全国人民都等着过年时看你的片子乐呢。

冯小刚说： “我手上有个题，叫《歌声从未远去》，讲部队文工团的，你看成吗？ ”

说着，冯导就给王中军描述了一通故事的美好，还说镜头要从文艺女兵从澡堂子出来甩着湿漉漉的头发开始。性感又撩人。王中军觉得不错，结果等冯小刚拿出大纲来，又给否了。冯这才去捣鼓他的《手机》。

文工团女兵之于冯导，就像米兰之于马小军。他在团里画布景那8年，最激动的事就是偷看女兵。姑娘们从澡堂回来，身上散发着洗发水的香气，嘻嘻哈哈往宿舍走。他抬头看人家一眼，就觉得心驰神荡。

所以，《歌声》被否后的十来年里，冯小刚依然念念不忘。王中军觉得本子不行，那找个人写总行了吧。一打听，原来严歌苓就是文工团的跳舞女兵。

冯小刚找严歌苓，说要写几个男女兵被困风雪中相互救亡的故事，令观众感受灵魂的震颤。严歌苓说这我写不了，太脱离我的生活经验了，要我写，只能按我的意思来。下笔前，严歌苓想到宿舍里一个老被人欺负的女孩，就拿她做故事引子。至于何穗子去前线，那是严歌苓的亲身经历。

不但是亲历，还是人生转机。她的写作生涯，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那之前，她一门心思跳舞，每天五点爬起来，像上刑一样练功，把脚架在窗棂上一架两个小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当主角。

可天赋确实差了点，没能跳到舞台中心去。

就在这时，一场战争唤醒了她。

02.

严歌苓生在一个文艺之家，父亲严敦勋是编剧，母亲俞平是演员。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是肯定的。小时候她母亲哄她睡觉，嘴里念的都是莎翁剧的台词。老严那一柜子书，小严想怎么看怎么看。别的孩子还光着屁股五谷不分的时候，她就把《红楼梦》和《简爱》翻了一遍。

本来照这个趋势，严歌苓应该年少成名，变成一个少年作家。结果“文革”一来，书都没的念。她姥姥把一柜子书拿出来，一页一页地放在火盆里烧，撕一页严歌苓看一页。剩下那些看都不能看的书，锁起来藏着。严歌苓的兴趣，只好转移到唱歌、跳舞上去。

12岁那年，为了让哥哥留城，她进入文工团，成了一名跳舞的女兵。从此，在部队一待就是13年，度过了整个青春。

那些年学跳舞，她对自己就挺狠的。

当时一帮姑娘，个个水灵，腰肢软糯。严歌苓站在其中，并不鹤立鸡群。尤其是大跳、高抬腿的动作，她做得总不如人家好。严歌苓是有点心高的，想成为舞台核心。

恰好有一次，她在部队仓库里发现一本《拜伦传》，偷回宿舍读。书上说拜伦为维持身材，一生控制饮食，自律到了极致。

严歌苓顿时觉得，自己的自律性，跟拜伦差远了。于是每天早起练功，昼夜不息，甚至连看剧本、写日记，都把腿架起来。经过不断刻苦的训练，她终于——

还是没能当上主角。

后来她才知道，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是没找对前进的方向。而方向，很重要。

大概有5年时间，严歌苓每年进藏演出。尽管勤练不止，仍旧没能成为舞台担当。唯一的收获，是看遍了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到了生命开阔。就在她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她选择报名上前线。

原以为这里面有多少胸怀壮烈类似于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高声呐喊，结果一看，只有血腥、残忍，断裂的肢体、毁灭的青春，一个又一个生命，被吞噬、被撕碎。

战争的残酷，对严歌苓造成了巨大冲击。回到部队后，她意识到跳舞已经无法表达悲悯。她要把所见所想，一一写下来。

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跳舞女兵。

多了一个够狠的作家。

03.

上世纪80年代文坛，评论家们特别爱帮作家立山头。今天你先锋，明天你新写实，后天说你抄马尔克斯。相对于那些门派感高大上的标签，严歌苓出道时，只被干瘪瘪地归类为一个“军旅作家” 。

回到部队后，她写了一些通讯稿，被调到创作组。初入文坛时，确实写了一些基于部队生活的稿件。不是女战士，就是男指导员。进藏和战争的体验，是创作的主要源泉。而当时风头正健的作家们，早就开始玩儿后现代派那一套了。为此，严歌苓专门进了鲁迅文学院，想更上一层楼。

结果进文学院一看，有个同学，叫莫言。

1988年，张艺谋把《红高粱》拍成电影，莫言声名鹊起，从之前一个被部分人好看的青年作家，变成了文坛希望。严歌苓的名气，自然很难跟他比。更要命的是，在文学院，严歌苓觉得收获不多。恰好，这时美国有个人才计划请她做访问，她这一去，发现人家的作家培训班系统多了，更适合自己。回国后，严歌苓二话没说，买来几本《新概念》英语，下定决心赴美学写作。

那一年，她30岁，在国内，好歹有名气，已经开始做起了编剧，文章也有的是地方发表。去美国，则意味着从新开始，经济也没什么保障。但为了提升写作水平，严歌苓整天抱着英语书死啃，出门买鱼都带着书，鱼买完，提着空塑料袋回去。一年零七个月下来，她硬是考过了托福研究生。

当初练舞的那股狠劲儿，又上来了。

到美国，上芝加哥艺术学院。真的是从零再来。她在国内攒的那点稿费，考试的时候就花完了。为了读书，必须去餐馆打工刷盘子。一份钱不够，又到华裔家做保姆。那时候真是穷，有一次在家打扫卫生，天花板突然掉下来一块皮，吓得她不敢说，生怕雇主扣钱。好不容易攒的钱，还被流氓劫过。

日子过得如此狼狈，写作是一点没耽误。

每次听完课，老师要求拿英语写作，布置写三页，她就写六页，布置写三篇，她就写六篇，总是把自己逼到极限。

她那时英语基础比外国本土学生差远了，人家读50页书的功夫，她才勉强读10页，别人一节课能写一篇完整故事，她充其量写完一段白描。可作业拿到手，她就是比别人心思花得多，时间花得足。

系里看她一个外国学生能写出三部长篇，给了她一个全额奖学金。

从此，严歌苓找到了写作的方法论：

搞创作，就该对自己狠一点。

04.

当初在鲁迅文学院，严歌苓还有两位同学，一个刘震云一个余华。 1992年，俩人都交出了代表作，《一地鸡毛》跟《活着》。

如果严歌苓没在美国求学时感受到人间疾苦，还真的很难说， 1992年她能否写出成名作《少女小渔》。打工赚钱期间，她接触到了各种底层人民，也看到了华裔在国外的种种心酸。一个人生命里那些狼狈、酸楚和遭人白眼的瞬间，她都一一吃透了。恰好这时，一位同学给她讲了个故事。她回去一揣摩，基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写出《少女小渔》，拿下台湾的文学奖。

奖还是其次，没多久，严歌苓接到李安的电话，说要买版权，想拍成电影。电影后来让李安转手给了张艾嘉，由刘若英主演，一上映，就送了刘若英一个影后。

而对严歌苓来说，丰厚的稿酬到手，再也不用跪着擦地、担心生计。

三年后，陈冲想拍电影，也找上门来。她跟陈冲是闺蜜，连陈的传记，都是她帮忙写的。 1995年，陈冲在戛纳当评委，看了一大堆片子，发现没有一个提得起兴趣。觉得现在的片子，怎么都这么血腥、暴力、变态，就没有一点可以让人心灵得到升华的。回家后，陈冲越来越冲动，要自己导片子。

手边书翻出来一看，找到了《天浴》。

当晚陈冲就给严歌苓打电话，说要拍它。为了这部电影，陈冲把伍迪·艾伦的片约给推了，物色到未成年人李小璐。影片上映，一举摘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还把年仅17岁的李小璐，送上了影后的宝座。

两部片子这么成功，导演功不可没。但归根结底，还得益于严歌苓描写女性心理时的准确把握。否则不可能一部出一个影后。

两个影后诞生时，严歌苓也进入了创作爆发期。迄今为止， 20多年来，她所有的创作，依然秉持着“对自己狠一点”的原则，每写一部作品，都投入巨大精力。

她个人对此的表述是：

“聪明人，懂得下笨功夫。 ”

05.

前些日子，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在传一张图。上面说某外国作家为了让自己在桌前老老实实写完一部作品，一枪把自己脚打穿了一个洞。故事真假且不说，若真有其事，如此“心狠手辣”的精神，真令我辈惭愧。

严歌苓虽然没有拿刀或枪在自己脚上戳几个洞，但在写作时，她付出的汗水，也是很让其他写作者汗颜的。首先从时间上，早上八点开写，下午四点结束，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在案头挥笔那么久。这时候，年少时喝的那碗《拜伦传》鸡汤就起到了作用。她用高度的自律，维持了写作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