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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进退两难的女性医者。撰文 | 宋远程

“女医”的想象

2018年初，石原里美主演的《非自然死亡》曾掀起一阵收视热潮，这让人们误以为《法医朝颜》无非是一部紧随其后的跟风之作。但从七月份开播以来，后者一路良好的观众反馈证明它质量原本不俗，最终更是摘得本季收视率榜首。比起《非自然死亡》紧凑的剧情和犀利的社会剖析，《朝颜》波澜不惊，平平淡淡，甚至有些流于家长里短。但根据父亲所代表的刑侦、女儿朝颜所代表的医疗以及晨间剧式的父女关系，同时糅合三类热门剧种的方式仍然收获了日本观众的好感。

原本该由晨间剧所传达的当代女性精神，久违地出现在了月九里。然而，剧中上野树里所饰演的女性法医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角色。实际上，和现实中医生性别比例悬殊的情况类似，荧屏中的女性医生形象也长期缺位。不必说《仁医》这种穿越剧，毕竟日本第一位女医生荻野吟子直到1885年才获取医生资格，被誉为医疗剧乃至日剧的顶峰《白色巨塔》里就鲜见女性医者的身影。近年这一现象虽有所转变，但其所影射出的大众想象仍然难以摆脱既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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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颜》中山口智子饰演的夏目茶子教授是一位酷爱旅行、天性潇洒的浪漫派，《Doctor-X》中技术高超的米仓凉子同样是特立独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当女性不得不以某种出位的、革命的姿态出场，本身就证明这一群体原本是有多么被忽视。

而看似聚集了全员女性的《医疗小组：达芬奇女士的诊断》里，吉田羊所饰演的主角橘志帆虽然如豪斯医生一般敏锐，却也难以摆脱因为生育所带来的精神焦虑。死去女儿的幻觉如梦魇般阴魂不散，由此她必须借助拯救另一位同龄的女孩——女儿在阳间的某种替代——方能完成自身的救赎。相较而言，两位女性法医的人物塑造显得有足够的积极意义。而朝颜克服种种世俗压力的努力，更是堪称神话。

“必要之恶”

当女性选择成为医生后，首先面对的是行业内的重重规范。去年东京医科大学连带出的多家医科院校的录取事件，虽然舆论普遍是谴责的语调，但部分医学界从业人士仍然表示此举可以理解，甚至认为是“必要之恶” 。

究其理由，有的受访者表示“尽管我不能接受这种做法，但能予以理解” ，有的指出“人为下调女考生的成绩属于违规行为，但医疗第一线的情况的确是如果没有男医生，工作完全无法开展” ，有的说“我现在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要加班，工作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到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

据一份2017年的调查显示，女性医生取得执照后的就业率只有73.4% ，有近30%的人因为家庭因素从行业离开，而男性的这一数据则为89.9% 。同时，由于2004年开始的新临床研修制度的改革，大学附属医院的大批研修医生流失到市区医院，让原本就因少子化而人手短缺的医疗界雪上加霜。后来尽管医学部每年都实行扩招，但根本无法补救日本数量庞大的医疗机构的人力缺口，导致医师过劳的现象迟迟不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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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小组》中，吉田羊所在的诊疗部全部由女性成员组成。

不过，这一看似无奈之举的背后却暴露出了日本社会尤其是医学界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医学永远对女性隔着一层透明的天花板！”这是日本医学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也被认为是“日本医者该有的潜常识” 。在《非自然死亡》第三集，因为被告不信任女性法医的能力，甚至放弃让她继续作证，甘愿承认自己本未犯下的罪行。《医疗小组》中的吉田羊因自身的幻觉症状被“发配”到与前线手术无涉，只负责推理病情的解析诊疗部；而石原里美、上野树里两位杰出的法医虽然业务精湛，却因职业所限只能与尸体打交道。

实际上，当一件事不得不归咎于制度性的“必要之恶”时，我们必须怀疑这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学部部长唐泽久美子教授指出，随着现代医疗器械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环境的改善，以往认为只有男医生可做的手术工作，现在女性也一样能够做到。现今困扰女性医生的只是育儿、休假福利制度的完善，这和日本社会其他女性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而且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日本医务工作者本来就严重短缺，医疗质量因此逐年下滑，如此国情下还对女性进行排斥，更是愚蠢而短视的自杀行为。

核家族的未来

不过，比起入学时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基于性别偏见对职业素养的歧视，来自家庭的掣肘才是让许多女性医生放弃职业生涯的主要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期间，由“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家族”结构一跃成为主流，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下，传统四世同堂式的大家族分崩离析，濒临解体，正如同小津安二郎在《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等电影中所喟叹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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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中的笠智众

有趣的是，《朝颜》里同样采取了丧偶的父亲与待嫁的女儿这一经典的小津式人物关系，甚至把翁婿也置于《孤狼之血》《野良犬》这样喜闻乐见的老少刑警搭配之中。不同于其他强调职场规范、专业精神、围绕疾病展开的医疗剧，《朝颜》中几乎有一半的篇幅都放在了朝颜本人的家庭生活。

然而，观众怕是无法看到时任三郎（饰演朝颜的父亲）削苹果的场景了。在剧中，虽然父亲和丈夫都主张结婚后分家，但在朝颜本人的强烈要求下，一家人（连同后来诞生的孩子）依旧挤在老房子里。考虑到本剧“3·11大地震”的背景，以家庭凝结来应对震灾创伤的方式不难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更现实的层面则是，朝颜之所以可以在婚后继续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是因为父亲的存在可以近距离地为双职工父母提供育儿方面的援助。在中国，双职工家庭大多需要依靠父母的轮番帮助来度过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阶段，但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日本子女成家后老一辈绝少插手孙辈的养育事宜。今年的另一部日剧《坂道上的家》就精准描摹了当代“丧偶式育儿”的样貌，细致展现出柴崎幸和另一位全职母亲如何在孩子、丈夫、长辈乃至邻人等多方合力的逼迫下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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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剧中樱井由纪饰演的女检察官则代表了另一层面的两难：事业有成的同时却不免在职场额外受到上司关于婚育方面的询问（她直言若是男性就不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而回到家里又因为在带孩子上力不从心而被丈夫要求辞职专心做家庭主妇。

1999年，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不景气、外加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日本内阁提出建设“男女共同参画社会” ，旨在鼓励更多女性进入社会工作，并在多项领域设立了严格的女性份额指标，让人不禁想起新中国初期鼓励女性参加生产劳动的号召。

90年代之后，日本传统“男主外女主内”

（日语“男は仕事、女は家庭”）

式性别分工也在悄然变化，许多女性婚后也开始工作，尽管大多是以兼职的方式。但正如《坂道上的家》中年轻女性们的困境，政策的推行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在其他方面及时跟进，只会源源不断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国内也自建国初期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因此围绕“核家族”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绝非是日本乃至发达国家独有，女性身兼育儿与工作在中国甚至早已成为常态。当填补劳动力缺口的动机被伪装成男女同工的女性主义诉求，而将女性与生育相捆绑的传统观念依旧是绝大多数家庭的运转逻辑。相比日本明确的性别分工，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处境也许更加艰难。《朝颜》中其乐融融的三代同堂让人泛起昭和的乡愁，但这当然不是唯一且普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