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对话｜开国大典见证者郭黛姮：1949年起，每年都与国同庆建筑|开国大典|郭黛姮|文物|圆

澎湃新闻：对话｜开国大典见证者郭黛姮：1949年起，每年都与国同庆//联盟头条 http://toutiao.caoding.cn/

郭黛姮。李派摄

她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是用数字技术“复活”圆明园的领头人，是“雷峰新塔”的总设计师， 83岁的她还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天安门前红旗飘扬，人们情绪高涨， 1949年10月1日，郭黛姮的生日过得尤为特别——从这一年开始，生于1936年10月1日的她，每年与国同庆。

“那天，我就站在天安门前的红旗杆下，周围有中学生、大学生，城楼上的讲话听得清清楚楚。 ”70年过去，银丝爬满头，皱纹从眼角蔓延，当年的盛况仍然历历在目，郭黛姮说， “一个小孩子，能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有生以来第一次。 ”

开国大典那天也是郭黛姮13岁生日。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前小孩过生日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仪式，但从1949年起，觉得自己每年生日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澎湃新闻对话郭黛姮

13岁起，与祖国同一天庆生

澎湃新闻：您印象中1949年，开国大典的情形是怎样的？

郭黛姮：我当时刚升初二，在北京女十二中。开国大典的当天，学校组织全校同学都去参加，那天早上我们起得特别早。我把头发分梳成两个到肩的辫子，衣服没有统一的要求，大家都穿自己最漂亮的花裙子花衬衫。

学校在灯市口，我们集合后从学校走到天安门，到了现场分了很多方阵，周围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开国典礼开始后，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能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时挺高兴的。我是10月1日出生，过去小孩过生日也不像现在有什么聚会，没太多活动。但是从1949年起，我就觉得每年的生日特别有意思，过得很开心。

澎湃新闻：1949年到现在， 70年过去，您觉得国庆庆典有哪些变化？

郭黛姮：这70年变化很大。 1949年以后，我们就不只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了，还参与国庆游行，我们从学校走到东单，再走到长安街上，当时国家领导人都在天安门上，毛主席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

当年国庆节晚上还有联欢会。我们要到天安门前去狂欢，学生们牵着手跳集体舞、唱歌，各个学校的都有。集体舞开始时我们都不太会，现学现跳，累了就坐下来做游戏，晚上再一起看烟火，要玩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澎湃新闻：对话｜开国大典见证者郭黛姮：1949年起，每年都与国同庆。到了大学，大家都分开了，但是每年还是约好国庆节聚会，地点就在天安门国旗杆旁边，不管你考上哪个大学，最后都会到这里来，头几年晚上还真等着了。在天安门国庆游行集会之后，见见老同学，什么烦心事都忘记了。

与时俱进，创新方面有所前进

澎湃新闻：1954年，您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此后留校任教。作为古建筑专家，您看到天安门广场有哪些变化？

郭黛姮：1958年天安门广场变化最大。因为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改造天安门广场，把天安门广场扩大。就在旁边做了两组大的建筑群，一个是人民大会堂，一个是革命历史博物馆。 1958年全国的建筑界开始忙起来了，除了设计院还有一些高校参加国庆工程设计，当时清华建筑系是六年制，大学四年级的我就有事干了。当时本科四、五年级的学生都投入国庆工程的建筑设计。最后我们清华大学做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中标。

澎湃新闻：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的建筑设计，特别是古建筑保护上有哪些变化发展？

郭黛姮：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学习苏联，苏联有什么样，我们也盖什么样，前两年我们去苏联参观，怎么感觉好像到北京礼士路了。

1958年国庆工程之后，清华大学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各大设计院也都扩展了他们的队伍，设计力量充实了很多。以前搞设计的人不怎么敢创新，经过国庆工程之后，我们在创新方面有所前进，不断出一些新的建筑，设计不仅仅是停留在学习苏联建筑形式。

在古建筑保护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有几种不同类型。比如圆明园这样的大型遗址，虽然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什么都看不见。人们说，圆明园有说头、没看头，作为一般百姓爱国之情难以释怀。我们与时俱进，利用国家富强以后科技大发展，采取数字化复原出了虚拟的圆明园景观。

有的古建筑也能用复建的办法，使人们能看见实体。比如像我做的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项目。雷峰塔有遗址留下来，我不能刨掉，但如果我不给它展示出来，杭州人的乡愁和情感难以寄托，所以我们就在倒塌的雷峰塔遗迹上方，做了架空复建的雷锋新塔，它是使用现代建筑材料——钢结构、铜版作为外装修，还在其中设置了电梯，姑且称之为保护罩。

这些是我们这一代的做法，也许以后会有更好的办法。梁先生和林徽因那时候写的文章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所以，遗迹应当保存，不能随便拆掉重建。

对文物要研究透再去做保护

澎湃新闻：上世纪50年代，您为什么选择建筑专业？

郭黛姮：建国之初，建筑学缺少人才。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建设新中国，大家可以学建筑，跟着梁思成学习。我当时就记在心里了，这之后，我走在大街上，看着这些一个个“庞然大物” ，感觉这些建筑也挺值得琢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里面是什么样？我将来要是能学这个，把它们搞清楚了好像也是一门学问。

澎湃新闻：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郭黛姮：我毕业后， 1961年做他的助教，还是他的《营造法式》科研组成员。我认为梁先生做建筑史研究，并不是只看古书，而要结合实际。

他有一句话， “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秉斯旨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读古文献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东西去做。

当年，他留美回国，谁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建筑史，他就决心要把中国建筑都找出来，全国踏遍，到处找，终于在抗战前把能找到的都找了，在抗战后期，贫病交加的梁、林二位学者，终于把《中国建筑史》编写出来。他不是仅跟着古人的描述，去歌颂建筑美的人，而是致力于搞清楚建筑原委，连建筑力学的计算公式都写到论文里。

澎湃新闻：如今我们看到在复原或保护古建筑上，会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仿古建筑破坏古迹，复原建筑抹杀了原建筑古味，您认为古建筑的保护应注意哪些问题？

郭黛姮：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对文物要研究透再去做保护，数字的或者实体的文物建筑再现，这样才能做得真实。例如圆明园的数字复原，当时我们研究了有了7、8年，就是专门抠历史档案的材料、考察现场、研究考古发掘成果，把这些认识清楚，才开始做数字化，并寻求能够精准的再现圆明园曾经的辉煌。

澎湃新闻：对话｜开国大典见证者郭黛姮：1949年起，每年都与国同庆。回想起十八世纪圆明园曾经成为欧洲发生“中国园林热”的楷模，《圆明园四十景》的木刻版画被编入欧洲建筑师参考图集——《新潮园林详述》。但这样的建筑被英法联军烧毁159年之后，随着我们国家强起来，才有利用数字技术支撑“再现”的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数字圆明园终于走出国门，重返欧洲，在英、法、德、俄等国展出，国外的专家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变成大遗址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已经列为考古遗址公园，对于这样的遗址，做保护棚也好、虚拟再现也好，但绝不能随意在其上建造一座似是而非的仿古建筑。对于有可能修缮的历史建筑，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利用原材料、原技术、原形式进行修缮。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随着国家繁荣昌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定开出更多鲜艳的花朵。